为什么一只鸟的尾巴就能测出你的人格，为什么选择哪座房子能完全勾勒出你的内心画像？因为任何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选择都是你潜意识的投射，这是荣格人格理论最核心的部分。每个人都渴望了解自己，但你往往会忽视那些不重要的细节。
昨天火爆朋友圈的人格测试，用的就是心理学家荣格的分析。荣格在自传中写过一段经历，他在为自己建造一座新房子的时候，发现这座房子就是自己内心的投射。让我们来看看出题人荣格本人的亲身体验吧，同时你也可以通过类似的事情，去探索内在未知的自我。
塔楼就是我的心理原型
时间来到1902年，我在波林根买了块地，这是一个老教堂的地产，早先属于圣嘉尔修道院。房屋最开始建的时候，我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划，只是想把它建成一种原始的单层住宅。它将是圆形结构，屋中央有个火炉，四壁嵌上木板。我心中早已或多或少地把它设想成了非洲人的那种小屋，几块石头围成的火堆置于屋子中央，全家人的生活围绕着这个中心转动。这个原始的小屋把一种观念的整体性具体化了，把家庭式的整体性具体化了，甚至所有各种各样的家庭驯养的小动物也参与了进去。
不过就在建筑初期，我便更改了这计划，因为我觉得这太原始了。
我认识到，它应该是一栋二层正规房屋，不应只是一座低矮地趴在地上的小屋。于是，1923年，第一座圆形房屋建立起来了，竣工之时，它已变成很合我胃口的塔楼式住屋了。
荣格的塔楼
对这个塔楼，我一开始便抱着一种宁静和新生的强烈感情，对我来说它代表着一种母性的温热。但我也日渐认识到，它仍然缺少某种东西，未能表达出需要说出的一切。于是，四年后，也就是1927年，我便为它增加了一个中央性的结构，还添上了些塔式附属建筑物。
又过了大概四年——我再次产生了不完整之感，这座建筑物在我看来仍然显得过于原始，于是在1932年，塔形附属建筑再次扩大。因为在这座塔楼里我想要有一间只供我独用的房间，我心里早已有我看见过的印度人房屋的样子，那里通常都有一个供居住者退身的地方——尽管可能只是用布帘隔开的一个角落而已。他们可以在其中静静地待上一刻钟或半个小时，或练练瑜伽功。在印度，这样一个退隐的地方必不可少，因为那里的人都互相靠得很近地挤住在一处。
一旦退居这个房间，我就感到释然。我无论什么时候总带着钥匙，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许进入那里。几年的时间里，我还在四壁绘了好些画，借以表达使我从时间里跳出来进入幽居，从现在跳出来进入永恒的那些事情。因此，塔楼的二楼便成了我一个使精神专注的地方。
房子的那一部分代表我！
1935年，我心中产生了要有一片围起来的地块的愿望，我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朝天空与大自然洞开着的空间。于是，再次过了四年，我添加了一个庭院和一个靠近湖边的凉亭，二者构成了第四种成分。虽然这样，它们与这座房屋统一的三位一体性却是分离的。这样，便出现了四位一体的情形，四个不同的部分构成了这座建筑物，而且还是在12年的时间过程中建成的。
在我妻子于1955年去世后，我内心产生了要恢复我自己本来面目的职责。用波林根这座房屋的语言来说就是，我突然认识到，趴伏得如此低、如此藏而不露的屋子正中的那个小小的部分就是我自己！我再也不能把自己隐藏在“母性的”和“精神性的”塔楼的后面了。
于是，就在同一年，我在这个部分的上方增添了一层，用以代表我自己，或者说我的自我的人格。早些时候，我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我可能会把它看作是自以为是地突出自己。现在，它却意味着是老年时所达到的意识的扩大。
随此而来的则是这座建筑物的臻于完善。第一层塔楼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两个月，即1923年破土动工的。这两个日期是含有深意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塔楼是与死者有联系的。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塔楼在某一方面是一个可促使人成熟的地方——一个母体子宫或一个母性的形象，我在其中得以变成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我。它给予我一种感觉，仿佛我在石头中正被重新生出来一样。因此，它便是一种个性化过程的具体化，一种比青铜还更经久的纪念物。
当然了，在建造期间，我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我把房子建造成一个个的部分，总是按照当时的具体需要去做。因此，也可以说，我是在犹如做梦的情形下把它建造成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看出所有这些都是多么配合得当并造成了多么富有含义的一种形状了：精神的完整性的一种象征。
在波林根，我处身于自己真正的生活中，我极为深切地恢复了本来面目。在这里，我就是“母亲的上了年纪的儿子”。这也是炼丹术很明智的说法，因为我从小就已体验到“老人”、“古人”，就是第二人格，这一人格一直存在着，将来也会一直存在下去。他存在于时间之外，并且是具有母性的潜意识的儿子。在我的幻觉中，他以费勒蒙的形式出现，而在波林根，他又再次恢复了生命。
我不时觉得自己仿佛化入到了周围的风景与物体中，于是我自己便生活在每一棵树里，生活在砰砰作响的波浪里，生活在天空漂浮的云彩里和来来去去走动的动物里，生活在互相交替的四季里。塔楼里没有什么东西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会没有改变，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是与我没有关联的。这里的一切均有其历史，我也是一样，这里就是为这个世界没有空间的王国所预备下的空间。
我没有引来电力，便亲自照料壁炉和火炉，黄昏一到，我便把那几盏老灯点上。这里没有自来水，我便自己动手从井里把水抽上来，劈柴烧饭。这些简朴的行为使人变得淳朴，而想要淳朴，是多么不容易呀！
在波林根，我的四周一片寂静，最最微小的动静也可听得出来，而我则“与大自然淳朴协调”地生活着。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便会浮到表面上来，会回溯到千百年前，也会预见到遥远的将来。在这里，创造的痛苦缓解了很多，创造性和游戏一起变得很接近了。
我在一块石头里发现了一只眼睛
1950年，我用石头作了某种纪念碑式的东西以表达这座塔楼对我的意义何在。我怎么弄到了这块石头，讲起来还是个奇怪的故事呢。本来是我需要些石头修建那所谓的花园的围墙，便从靠近波林根的采石场订购了石料。当石匠把所需石头的大小尺寸告诉采石场主人，而他则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时，我正好站在旁边。
然而，当船把石头运来并卸到岸上时，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拐角用的石头的尺寸完全弄错了。原本要一块三角形的石头，送来的却是一块方块石。足足比订购的大了一立方多，厚度则约有二十英寸。
砌石匠火冒三丈，让船上运石的人立刻把它运回去。但是我一看见这石头，便说道：“不，这块石头我要了。”因为我立刻看出，这石头对我极为适用，我能用它做点什么，尽管要派什么用场我仍然心中无数。
三面石刻的正面
很快，某种别的事情发生了。我在石头正面的自然结构里看见了有点像只眼睛那样瞧着我的一个圆圈，我把它刻了出来，中央处则刻出一个小小的侏儒。这正对应了：“小玩偶”（瞳人）——你自己——你在别人眼中的瞳孔里所看见的你。
在这块石头朝着湖的那一面，我刻上了几句拉丁文作为献词，译文是这样：
我是个孤儿，举目无亲，然而我却浪迹天涯。我是一个人，但却与自己相反。我同时是青年人和老人。我不知有父也不知有母，因为我过去只得曾像鱼那样被人从深水中捞起，或像一颗白色的石头那样从天而降。
我的房子闹鬼了？
就在塔楼第一层快要完工时，我正好在波林根，那是1923-1924年的冬天。我记得当时地上并没有积雪，时间也许是早春了。我只身独处了一个星期，也许更长。一种无法言传的沉寂笼罩着一切。
荣格的塔楼
一天黄昏——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正坐在壁炉前，把一大壶水放在火上烧水洗脸。水开了，水壶也唱了起来，听起来就像许多声音在唱歌，或者说像许多弦乐器或甚至整个管弦乐队发出声音一样。它就像一部多声部的音乐，这要是在现实中我可受不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却觉得它特别有趣。这情形就像塔楼里有一个管弦乐队，塔楼外还有另外一个一样。一会儿这个声音占了主导地位，一会儿另一个又盖过这一个，仿佛在互相应答一样。
我坐在那里听得心旷神怡，像是在听一场音乐会，这一自然的旋律，我足足听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悦耳的音乐，但同时也包含有大自然的所有不协和音，一点没错，因为大自然不但是不协调的，她还可怕地矛盾和混乱。这音乐也是这种情形：大量涌流出的各种声音，有着水声和风声的特色——它是如此奇妙，可说无法形容。
在另一个也是这样万籁俱寂的晚上，我又独自一人呆在波林根（大概是1924年冬末春初），突然被一阵绕着塔楼走动的轻微脚步声惊醒了。远处响起了音乐，音乐声越来越近，然后我听到了笑声和谈话声。我心里想：“谁在走来走去窥伺着呢？这一切到底用意何在？沿着湖边只有那条脚踩出来的荒径，而且还几乎没有什么人在上面走过啊！”想到这，我便完全醒过来了，于是起身走到窗口向外瞧。
我把窗板打开——一切便沉寂了下来。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没有风——根本什么也没有。
“这可真古怪”。我想道。我敢肯定，脚步声、笑声和谈话声确有其事。但很明显我刚才只是做了一场梦。我重新躺到床上，细细思考到底有可能使自己被骗的方式及可能引出这样一个梦的原因。这样想着想着，我便又再次睡着了——同样的梦立刻又开始了：我再次听到了脚步声、谈话声、笑声和音乐声。
与此同时，我还看见了几百个穿黑衣服的人，很可能是穿着主日服装的农家孩子。他们从山上走下来，像潮水一样从两边涌到我那塔楼附近，拼命地踏着脚，大声笑着，唱着歌拉着手风琴。我十分恼火，心里想：“这可真是太过分了！我本以为是做梦，可现在变成真的啦！”就在这时，我醒过来了。我再次从床上跳起来，打开窗户和窗板，结果一如刚才，什么也没有：月光如水，死一般地万籁俱寂。然后我便想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简直就像闹鬼了！”
我很自然地在心里问自己，一个梦一直如此逼真，同时又要把我弄醒，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通常只有我们在看见了鬼时才会遇到这种情形。醒着状态意味着可以觉察得出真实。因此，这个梦便表示着等同于真实的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里它所创造的是一种醒过来的状态。在这种与一般的梦相反的梦里，潜意识似乎倾向于给做梦者传达一种与真实有关的有力印象，而这种印象由于重复而得到加强。这种真实的来源，人们认为一方面是来自身体的感觉，另一方面则来自原型性的人物。
那天晚上，一切是如此完全真实，或至少看来是这样，我几乎无法区分出这两种真实了。从这个梦本身我也得不出什么结论来。排成长长的行列走过的这些奏乐的农家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们是出于好奇，出于要看一眼这座塔楼而从家里出来的。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经历过或梦见过与此相似的事物了，我也记不起曾经听到过类似的事情。只是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找到了解释。这是我偶然翻到了17世纪伦瓦德·塞萨特写的卢塞恩编年史时找到的。他讲述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在比拉图斯山的一个高山牧场上——这个地方以有鬼而特别出名——据说瓦坦直到今天仍在那里施行魔法。塞萨特在爬这山时，一天晚上，他被一长队人奏着乐从他那牧羊小屋两边蜂拥而过而搅醒了——其情形就跟我在塔楼所经历过的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上，他问与他一起过夜的牧羊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牧羊人倒有一个现成的解释：这些人一定是那些去世了的老乡，亦即那些受到祝福的死者——由死者的灵魂所组成的瓦坦大军。他说，这些人往往到处走动并把自己显现出来。
这可能意味着，是一种确有其事的现象，外表性的空虚和寂静通过一群人的形象的方式来加以补偿。这就使它与那些长居深山的隐士所见到的幻影同属一类，因为后者同样也是补偿性的。然而我们能知道这种故事是建立于什么现实的基础上的吗？同样可能的是，我由于对当时的孤独过于敏感，于是便得以觉察到一大队“死去的老乡”经过我身边了。
把这种体验解释成一种心理补偿一直未能使我完全满意，而说这不过是一种幻觉我又觉得像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作证。我觉得有必要认为这种情形是有可能实有其事的，特别是在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17世纪的记载后。
看来很有可能这是一种同时发生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种种预兆和幻觉在外在的真实性上具有某种对应性，这是常有的事。而正如我所发现的，实际上也确实存在着与我的体验相类似的真事。在中世纪，年轻人的这种集会确实发生过这些人是雇佣军，他们通常在春季召集，从瑞士中部行军到洛迦诺，在米奴西奥的卡萨迪法劳汇集，然后一起行军到米兰。他们在意大利当兵服役，为外国王公王储作战。因此，我的这种幻觉，便很可能是这样一次召集，这种召集定期地在每年春季进行，这时这些年轻人便欢乐地又唱又跳，以表示向他们的故乡告别。
我突然想起，时间回到1923年，当我们在波林根开始建筑时，我的长女前来看地基，接着便惊叫起来：“怎么，您把房子建这儿了？这里到处是死尸啊！”我很自然地想道：“奇怪了，哪有这种事啊！”但4年后建造附属建筑时，我们却确实挖到了一具骷髅，它埋在地下七英尺处。肘骨处仍嵌有一颗旧式来复枪的子弹。从各种迹象看，很明显，这尸体是在已经腐烂时才被扔进坟墓的。
这是1799年在林斯河被淹死的几十名法国士兵之一，后来才被冲到上湖的岸上的，这些人应该是在奥地利士兵炸掉当时法国士兵正在猛攻的格里诺桥时掉到河里淹死的。墓挖开后我们给这骷髅拍了照片，并在照片上写下了发现它的日期——1927年8月22日。这照片还保存在塔楼里。
我在我的那块地产上举行了一次正规的安葬仪式，并在这士兵的墓上鸣枪三响，然后我便为他立了块写有墓志铭的墓碑。我女儿已觉察到这死者的鬼魂的出现。她感觉出这种东西的能力是从我外祖母那继承来的。
我发现了潜意识
在1955-1956年的冬季，我把父辈以上列祖列宗的名字刻在了三块石板上并把它们立到了塔楼的院子里。我把天花板画上我自己和我妻子及我女婿的纹章图案。荣格家族原本用凤凰作纹章，这种鸟显然与“年轻的”“青春”和“返老还童”有着联系。我祖父把家族纹章的成分作了改动，而这大概是出于他对他父亲怀有一种反抗精神。他是个狂热的共济会会员，又是共济会瑞士分会的领导人。这跟他在纹章的含义上作出的改变有着很大关系。我提及这一事，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归属于我的思想及我的生活的历史性环节。
为了保留我祖父的改动，我的纹章涂层不再有原先的凤凰图案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片金黄色的底子上，右上方是一个蓝十字，左下方则是一串蓝葡萄，把这二者隔开的则是一个金星的蓝带。这样的纹章象征着共济会或玫瑰十字会,正如十字架和玫瑰花代表着玫瑰十字会的对立物（“十字架对玫瑰”），亦即基督教和纵欲一样，十字架和葡萄则是天国和地狱精神的象征。起联结作用的象征就是那金星即哲人之金。
当我在那几块石板上刻字时，我意识到了我命中注定要与我的先人发生种种联系。我强烈地感到，我受到了种种事情和问题的影响，而这些事情和问题则是我的父辈、祖父辈与列祖列宗所没有完成和没作出回答的。事情往往使人似乎觉得，在一个家庭里存在着一个没有人格的羯磨（命运），它从父辈向下传给子辈。我一直觉得，我一定得回答命运加到我的先辈们身上但却一直没作出回答的种种问题，或者我必须完成（也许是继续）以前各时代因未完成而遗留下来的事情。
这些问题是否具有较多的个人性还是具有较多的一般（集体）性，却实在难以确定。不过在我看来，其情形却是后者。一个集体性的问题，要是不这样认识，便总是显得像是一种个人的问题，因而在单个个人的情况下，这个集体性的问题，便会给人一种在个人的精神王国里某种事情乱了套的印象。个人的领域的确受到了干扰，但是这种干扰却不一定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它可以是附属性的，其结果便造成了在社会气氛上发生不能容忍的变化。因此，产生这种干扰的原因并不一定得在个人的环境中去寻找，而是相反，应到集体性情势中去找寻。
像任何具有某种内省力的人一样，我早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人格上的分裂纯属我个人的事并应由自己负责。可以肯定地说，浮士德由于袒露心迹说“天呀，我的心胸里居住着两个灵魂呢！”时，便已在更早些时给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了，只不过他对造成这种二重性的原因何在未作任何说明就是了。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种洞察力却似乎是直接针对我的。
在我第一次读到《浮士德》的那些日子里，我远未猜出，在很大程度上，歌德这一奇妙的英雄式神话是一种集体性体验，而且它还预言性地预见到了德国人的命运。因此，我便感到自己介入进去了，而当浮士德由于狂妄自大和目中无人而导致费尔蒙和波西斯的被杀害时，我便感到自己有罪，仿佛我自己在过去曾帮助他人谋杀了这两个老人似的。这种奇怪的想法使我震惊，因而我便认为自己有责任去为这一罪行进行赎罪并防止这种情形再度发生。
由于早年期间听到了一点儿古怪的消息，我这一错误的结论便进一步有了根据。我听人说，人们大肆宣扬，说我这位荣格曾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这个令人讨厌的故事给我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它马上证实了并似乎解释了我对《浮士德》所产生的古怪反应。确实说，我并不相信再生，但我对于印度人叫做羯磨（命运）的这一观念却好像生来就熟悉。
在这个时期，我根本不知道会存在着潜意识，因此，对于我的反应，我便无法从心理上加以理解。我也不知道——甚至时至今日，我也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未来早就事先潜意识地确定好了，因而可以由具有千里眼能力的人所猜测出来。因此，当凯泽·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登基的消息传来时，雅各布·伯克哈特便惊叹道：“德国的末日到了！”
住在波林根的这座塔楼里，一个人便仿佛同时生活在许多世纪似的。这个地方将长存于世，这是我无法比拟的，而在其地点和风格上，它却向后指向很久以前的事物。在它身上暗示着现在的东西实在太少了。要是一个16世纪的人搬进这座房子，在他看来是新鲜的恐怕只有煤油灯和火柴了；不然的话，他便会熟悉得就跟他家里一样了。没有什么东西会惊扰死者，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
此外，我列祖列宗的灵魂也受得了这座房子的气氛，因为我给他们回答了他们生活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我尽我的最大力量刻画出了些粗略的回答，我甚至还把这些回答画在了墙上。其情形仿佛是一个默默无言的大家族正在这座房屋里聚族而居，而这个家族的人则包括往后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人。在这里，我以我的第二人格的方式生活着并生动地把人生看成是某种来而复去、循环不息的现象。
人的一生乃是潜意识自我实现的过程，真正的生命深藏于根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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