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是一個特別沉重的話題。
聶樹斌的枉死，讓我們一度絕望。杭州縱火案的死刑判決，又讓我們感受到了公平。
死刑的存廢，自從我們大規模移植西方法律制度開始，對這個在華夏大地存續了數千年刑罰存廢的爭論，從未止息。
關上門，躲進書齋，傾聽法學家們關於生命價值、社會契約、功利主義、刑罰功能等等的精美邏輯。剝去行為人的具體感官，將行為人作為一個抽象的人的概念，用刑罰的方法剝奪具有最崇高價值的人的生命，在邏輯上無論如何都不能圓滿。
但一旦迴歸人間，鑽進塵世的煙火，看到那些罪大惡極、違揹人性、手段殘忍、漠視生命，給他人帶來無限痛苦的行徑，那些概念、判斷、推理，已經變成沒有任何溫度的空洞說教。
國人對生死的理解，比西方人似乎是要透徹。國人不信仰上帝，死後便是地獄，即便在走向地獄的路途中，都是坎坷異常、無比艱辛，所以如果以一個宏觀的標準來衡量，拋卻具體人的個性差異，“中國人”這個群體，應該是最懼怕、最忌諱死亡的。用一個群體最恐懼的結果去懲罰一個罪大惡極的人，有其基本的倫理正當性。
刑罰的基本功能仍在於懲戒。既然文明社會不允許個體通過自己的方式向侵害他的人直接復仇，那麼總需要一個手段，對那些喪失底線、給人帶來無限痛苦甚至死亡的人以嚴苛懲戒。
法律是社會正常運行的必要手段，按照馬克思經典文獻，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一切都是為了人，人是最根本的。
如果法律的制度與大多數人的意見相悖，一些法律學人認為這是群氓的愚昧，但不如說，那並不是人出了問題，而是法律出了問題。
死刑存廢，從來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你害死我的親人，我就要為親人討個說法；如果國家不為我做-------那我自己去做；如果人人都繞過國家------還要國家做什麼？
所以，
國家來決定死刑的存廢。
而法律只需要告訴我們，哪些人應該判處死刑、哪些人不該判處死刑。
正如《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什麼是罪行極其嚴重？
至少我認為，縱火燒死別人的全家，這種情形就是極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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