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源於古人對北斗七星的崇拜和《易經》“七日來複”等思想的影響，中國古代有“七子”模式的傳統。
從《詩經》“有子七人”(《邶風·凱風》)到《左傳》“七子從軍，以寵武也”(《襄公二十七年》)，從《論語》“子曰:‘作者七人矣，”(《憲問》)到《莊子》:“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雜篇·徐無鬼》)，然後漢末有“建安七子”，晉有“竹林七賢”，以至禪宗“但紀七佛”……終至於從明初到明中葉百餘年間，文壇上前、後“七子”相續，聲勢浩大，從而社會意識中七位一體的“七子”模式也成了文化上強勢突出的現象。
反映到古代小說中，《水滸傳》中有七星聚義，《西遊記》中孫悟空有“七兄弟”、蟠桃園中有“七仙女”、盤絲洞中有“七個蜘蛛精”等等。《金瓶梅》中也有一個“七子模式”，那就是西門慶和他的六位妻妾。
而這種“七子”模式的數理依據應該是《周易》之“七日來複”思想。唐明邦《周易評註》釋《復》卦“七日來複”曰：
“陰陽交互往復變化，以七日為一週期。《集解》引虞翻曰：‘乾成坤反出於震而來複。’‘消乾六受為六日，剛來反初，故七日來複。’此即是說:以卦之每一受代表一日，由乾一姤一遁一否一觀一剝一坤一復，陽受漸消盡而復生，七變而成，故言七日來複。”
乾卦六受皆陽，經過六次陰陽推移，到坤卦六受皆陰，是由陽至陰，由盛而衰。到第七次變化，才有一陽出現，也即一陽來複，所以稱為《復》卦。
所謂《復》卦，五陰下一陽生，乃生機萌發、萬物復始、萬象更新之象，它告訴我們的是遭遇挫折後的重生再造的道理。七日來複本是上古卜筮之理，然而其既用七數，後世就不免從這位居第七之《復》卦的一陽來複，看出其中實隱有‘一’陽與‘六’陰對立的數理。
所以，這些“七子模式”多表現為“一”與“六”的對立統一組合，有一個核心人物作為這個組合中的“一”。西門慶與他的六位妻妾，也是“一”與“六”對立統一，而西門慶無疑便是其中的“一”。
《禮記·昏義》中有云:“古者天子後，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古代天子即位之後，立六宮，西門慶在他的小天地裡也娶了六個妻妾，儼然以“天子”自居。
“七日來複”中與“六”相對的“一”作為“一陽來複”之數，雖居第七位，卻是七數中的核心，類似於北斗七星中最亮的玉衡星。在《金瓶梅》中，西門慶無疑就是這個“七子模式”的核心，六位妻妾唯其馬首是瞻，西門慶死後，這個集體便失去了支撐，六位妻妾死的死，散的散，只有吳月娘為其守節。
在《易經》中，數分陰陽。所以，西門慶與他的六妻妾的“七子模式”實際上也是一陽與六陰的對立。丈夫西門慶為陽，六位妻妾為陰。《易經》中“六”乃老陰，西門慶恰有六位妻妾，大約是為了影射西門慶過度的xing行為，以致於色慾無邊，髓竭人亡。
其實，中國最為優秀的小說都有一個以神秘數字聯結起來的人物組合，如《三國》之劉、關、張桃園三結義，關、張、趙、馬、黃“五虎將”，《水滸》之一百零八將，《西遊》之師徒五人，《紅樓》之金陵十二釵，而《金瓶梅》中則是一夫六妻妾的“七子模式”以及西門慶之“十兄弟”等等。
而這種人物組合一個共同的形式要素就是，都有一些帶有神秘性的數字來維繫和標誌。這種現象大約是源自古人對神秘數字的崇拜，外國小說雖然也常見三兄弟、三姐妹、三劍客、十三人之類的群，但不如中國那樣複雜和多見。三、九及其和、積之類的模式性數字往往帶有一種神秘性，跟巫術分不開，所以文化人類學家稱之為巫術數字(magic number)或神秘數字(mystic numbe）。
它起源於初民掌握和認識數和數學時所產生的歡喜和驚奇，是人類對於自我的能動性獲得和文化發明的紀念。地久天長，這類數字凝固為模式數字(pattern number)，在文學藝術、生活、宗教、心理、宣傳技術等方面繼續發揮其作用。
因此，包括《金瓶梅》“七子”模式在內的一系列以神秘數字所標誌的人物組合，應該皆是源自古人對神秘的模式性數字的崇拜，是倚數寫人。
事實上，在《金瓶梅》中，不論是人物的命名、年齡、屬相、還是人物之間的組合關係，皆是倚數而定。我們從其所倚之“數”出發探究“數之理”，同樣可以獲得對於人物形象內涵以及主題思想意義的深刻的或者另類的理解，與傳統的形象批評雖殊途卻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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