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鋼院士憶高考:高考前我上過兩所“社會大學”

裴钢院士忆高考:高考前我上过两所“社会大学”

裴鋼

1977年參加高考,1978年初考入瀋陽藥學院(今“瀋陽藥科大學”)。

1982年獲藥學學士學位,1984獲藥劑學碩士學位,1991年獲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其後至1995年初在美國杜克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

曾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同濟大學校長,現任中國細胞生物學學會名譽理事長、中藥全球化聯盟副主席、Cell Research主編、上海歐美同學會會長等。

1999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01年當選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

200人投票決定我能不能上大學丨院士憶高考

沒有高考,這1.5公里就是遙不可及的距離丨院士憶高考

那時每天從礦井上來就點著煤油燈複習丨院士憶高考

今天回憶起來,40年前恢復高考的決策猶如一聲驚天動地的春雷,炸響了一次偉大的社會變革。

一場遲到10年的考試,實實在在地改變了那一代乃至幾代人一生的命運,也改變了國家與民族的歷史進程,開啟了一個新時代。

對我個人來說,如今不能也不敢想象的是,如果沒有當年那場高考,我都不知道我此刻身在何處。

動盪歲月,激情燃燒

我1953年12月出生於遼寧省瀋陽市。

我的啟蒙教育階段是在瀋陽和平大街小學度過的。

這所小學坐落在瀋陽醫學院(今“中國醫科大學”)旁,學生很多是瀋陽醫學院教職員工的孩子,也因此,學校裡的學習氛圍很濃,大家都尊重知識,把學習當作人生的一個最基本的需求。

記得我們經常稱呼某一科目比較好的同學為“某某博士”,“數學博士”“語文博士”等成了我們兒時插科打諢的純真記憶。

當時我雖然很重視學習,很熱愛學習,但不怎麼鑽研如何取得高的分數,學習動力單純來源於對於知識渴求的本身。

這既有時代原因,也有我個人的原因。

雖然當時流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這句話,但我對數學很感興趣大多是因為愛好,學習成績也比較好,常被大家稱叫“數學博士”。

在和平大街小學讀書6年,學校重視德智體美全面發展,老師們才高善教,同學們志同道合,使我愉快地度過了一個終生難忘的小學時光(和平大街小學將於明年迎來百年校慶,衷心祝賀並希望這樣的小學能夠再多一些)。

在我上小學的最後一年,即1966年,“文革”開始。

“文革”初期,我不明所以地跟著年長的中學生們“大串聯”去了很多地方,不滿13歲的我硬擠進幾無落腳之隙的火車,曾鑽進座椅下面睡覺,也曾在行李架上躺過,但腦中卻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激情。

至今記憶尤為深刻的,就是在北京參加了“毛澤東主席第五次接見紅衛兵”,那天是1966年10月18日。

拖延兩年之後的1968年,我的中學生涯才開始。

我就讀於瀋陽二十三中,這所中學就在和平大街小學旁邊。

中學讀了不到2年,我們去過農村,去過工廠,在校學習時間很少,沒怎麼學到中學生應該得到的文化知識,實為遺憾。

下鄉五年,苦中找樂

1970年9月1日,一個不同尋常的入學日子。

裴钢院士忆高考:高考前我上过两所“社会大学”

裴鋼於1970年留影

這一天,我踏上了“農業大學”的征程,坐火車從瀋陽到了盤錦——我下鄉了。

記得是生產隊派了馬車到車站來接我和同學們。當時東北已入秋,還沒站穩腳跟的我們便立即投身到秋收中。

盤錦地區以稻米為主,參加完秋收割稻子之後,我被分配去做飯及管理青年點食堂。

這個活實在不好乾,17歲不到的我從未做過大鍋飯,特別是鐵鍋,直徑有一米多,一頓飯用近百斤大米,靠燃燒盤錦油田的廢油和稻草,做起來特別費勁。

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與鑽研,我做大鍋米飯的技術幾近嫻熟,可以通過控制加水量來掌控米粒的大小,還可以通過調控火候來控制鍋巴的有無和薄厚。

春夏秋冬,在青年點內外總是能聞到東北大米飯的濃濃香味。

我們青年點有近百號人,俗話說眾口難調,加之有一些公認的刺頭等,管理起來並不容易。

我沒有什麼經驗,只是堅持不謀私利、一碗水端平、賬目公開等原則,也就擺平了這些難題。

那時,我每天早晨三四點鐘起來做飯,做完飯分好飯後還有一段短暫的空隙,這段時間我便用來學習;此外,我還常有機會隨生產隊的馬車進城,到書店逛逛翻翻。我很高興這個工作能給我更多學習的時間。

很早就知道自己的語言感覺不好,比如我下鄉很長時間了也說不好當地方言,學英語也是如此,雖然我下了不少功夫,但口語進展一直不大。

記得有一次參加一位鄉親的婚禮,那次我第一次喝白酒,不小心喝多了,結果就開始說英語,讓鄉親們大為驚訝又頗覺好笑。

多年以後我重訪盤錦時,鄉親們還津津樂道地提起這件往事。

我們青年點的青年來自大連、瀋陽和鞍山,前後三屆年齡不同,但大家卻相處不錯。

當時青年點的文藝活動不多,但我們沒有放棄工後農暇的業餘時光,一本“文革”前出版的《外國民歌200首》幾乎被大家翻爛了,在東北農村的夕陽下隨風飄著悠揚的歌聲,可謂一道浪漫的田園風景。

我自覺從小五音不全,願意聽曲而不善唱歌,幸好一位有家學的鄉親借給我一本早年出版的《白香詞譜箋》,這成了我經常翻閱的獨享之書。

這本書由清代的舒夢蘭編著,是一本淺易、簡明的詞學入門書,每調錄詞一首,讀來韻致深遠,山河往事詞中歷,婉約豪放入心來。

當時,在農村能接觸到唐詩宋詞機會實屬難得,至今我依然清晰記得這本豎版的線裝書。

在勞動以外,我曾攬過的另一件“雜事”,就是給當地鄉親講所謂的政治經濟學,其實我也只是讀了幾本入門書、和鄉親們聊聊他們感興趣的事情而已。

有意思的是,我還把“如何賺取工分”“自由市場上的等價交換”“根據供求關係安排自留地的品種”等作為講解內容,這與當時盛行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大相徑庭。

通過在農村的5年磨鍊,我不僅學到生產、生活和生存的技能,社會交往、待人接物的要領,而且自學補上了以前中學沒有學過的文化知識,養成了無論多忙多累都堅持學習的習慣,這讓我終身受益。

因此我一直把下鄉的5年經歷當作我上的第一所社會大學——“農業大學”。

夢想遙遠,我心堅定

“文革”期間,只有少數工農兵學員可以通過推薦的形式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

1973年,有人建議在選拔工農兵學員外增加入學考試,從而為其他人才提供進入大學的機會,對此我很激動並渴望得到。

但隨著“張鐵生交白卷”事件的發生,“四人幫”利用張鐵生拒絕參加考試做文章而把考試取消了。

當時我很是著急,曾經給政府領導寫了一份長信,情真意切地希望能夠得到機會參加考試,但杳無音信。

到了1974年,我又遇到一個機會。當時的遼寧中醫學院有一箇中專推薦名額分下來,按我的各方面表現,應該可以爭取到。

但考慮到青年點還有年齡更大、更需要這個機會的同學,況且這個中專教育也不契合我當時的人生理想,所以我就主動放棄了這個機會。

下鄉幾年讀書讀史時,我還時常萌生當兵從戎轉戰沙場之念,可惜年年爭取、年年不成,非常遺憾。

多年以後,終於有機會把孩子送去當兵,稍稍了了我的一點心願。

農村勞動艱苦繁忙,世事前途不隨我意,但是種種挫折不但沒有磨滅我的青春抱負和鬥志,反而使我更加堅定更加努力。

我深信每個人能夠自己把握、不能被剝奪的就是自己的努力。

盤錦到瀋陽只有200多公里,4個多小時的火車,但在下鄉5年中我就有兩個春節沒有回家。

特別是1975年2月(農曆臘月二十四)發生海城大地震時,我一個人留守青年點,地動房搖,我心堅定,那種感覺終生難忘。

技校學習,亦學亦師

1975年,我們當地出臺了一項政策,即在盤錦的瀋陽下鄉知青,只要年齡不超限均可回城進工廠。

我們集體被分配到瀋陽第三機床廠,先到廠辦技工學校學習。

於是,已經下鄉5年整、不到22歲的我匆匆從“農村大學”畢業,趕赴我的第二所“大學”——“工廠大學”(瀋陽第三機床廠技工學校)。

瀋陽第三機床廠技工學校當屆設有三個班:鑄工班、車工班、鉗工班。

從將來工作的勞動強度、薪資待遇等考慮,大家公認鉗工最好,鑄工最差。

我在不是最好也非最差的車工班學習。

技工學校的學習是實踐與理論結合,不僅學習機械看圖製圖的基本技能,瞭解車銑鏜原理及工藝流程,更重要的是注重實習操作,培養一流的技師(而不是技術員)。

多年後我在同濟大學接觸到的德國職業教育特別是機械製造的職業教育正是如此,這種培養方式奠定了一個國家制造業的基礎。

那時還是政治掛帥,技工學校也不例外,也有政治課。

但學校沒有專門政治課老師,領導知道我下鄉時“當老師”的經歷後,便安排時任學校團委書記的我代講政治課。

這樣,初生牛犢的我肩負起雙重身份——車間實習上專業課時是一名技工學生,上政治課的時候站在講臺上又十足一位老師。

當時授課也沒有什麼正式課本,我就採用原著,記得我講過《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

雖然我對許多理論問題似懂非懂,但能較為準確理解馬克思“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的思想,比如我個人或者任何人都可以離開某類不喜歡的工作崗位,但是總要有人幹那項工作,除非社會進步使那項工作徹底消失……

2年後,我從技工學校畢業,被分配到第三機床廠大件車間開鏜床。在車間裡開鏜床可以說是最好的工種,輕鬆而單調。

然而,路漫漫而吾心不安,神不定。

臨陣磨槍,厚積薄發

1977年10月21日是一個終生難忘的日子,那天公佈了恢復高考的消息。

剛聽到這個消息時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儘管高考在自己的生命中遲到了8年,但當時興奮之心情淹沒了一切等待的苦楚……

然而,此時距離12月初的遼寧高考,只有不到2個月時間,必須抓緊分分秒秒。

當時負責鏜床班的是白師傅和李師傅,他們對我參加高考十分支持,讓我安心複習,安排我上夜班。

於是,我白天在家看書,夜班來車間,師傅們幫忙照看,我則可以休息一下,這份情誼我至今心存感激。

儘管技工學校學習的東西基本用不上,但多年保持下來的學習習慣和日積月累的知識,對我臨陣磨槍還是大有裨益的。

技工學校同屆的100名同學,有一半以上報考了1977年的高考,可惜只有我一個人有幸如願。

裴钢院士忆高考:高考前我上过两所“社会大学”

裴鋼的高考准考證

高考放榜,我的總成績還是非常不錯的,唯一遺憾是語文分數不高。可能當時寫得過於豪情壯志、慷慨激昂,與判分標準不同。

臨近報考專業,我有些兩難:一方面當時全國對於數理化的熱情很高,自己這方面的成績也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感覺到隨著國家社會的發展,諸如法律、國際貿易等專業也是不錯的選擇。

我的父親是大學教師,母親是醫生,他們認為我傾向的法律、國際貿易等都是在“文革”中被反覆批判的,儘管“文革”已經結束,但他們仍心有餘悸,希望我學習理工科。

我當時已經年滿24歲,對深入鑽研數理化沒有太大把握,加之自己對中醫藥學和哲學一直很感興趣,就第一志願報了瀋陽藥學院。

在我看來,一方面藥學與數理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另一方面未來的社會需求將不斷提高,學藥學、做科研、創新藥,將是自己實現理想的一種最佳方式。

鍥而不捨,壯心不已

事實證明,藥學的確是一個值得學習和研究、值得投入一生的專業和事業。

當時,瀋陽藥學院全國最好的兩所藥學院之一,給77、78級講課的也是全國最優秀的一批老師,其中就包括我的研究生導師顧學裘教授等。

因此,即使後來有一個到上海化工學院(今華東理工大學)的調劑機會,我也未考慮去。

瀋陽藥學院藥學專業不僅要學習一般的數學、統計學、物理、生物、動植物、中醫藥等,也特別重視無機、有機、分析和藥物四大化學等,還要學習生理、病理、藥理、毒理四大理及藥劑等醫藥學課程,學科覆蓋之廣堪稱之最,紮紮實實的知識和學風為我一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還記得當年在瀋陽藥學院及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物理化學期末考試時,最後都是一道難題,兩次考試都只有我一個人答對了。

我認為,在一個人的成長中,天分重要,家庭重要,社會大環境也重要,而自己孜孜不倦、鍥而不捨的努力則更為重要!

我經常鞭策自己並告訴學生: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成功一定需要努力。

40年後的今天,我終於又回到新藥研究開發的專業老本行,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然而,沒有1977年的恢復高考,就沒有我個人的今天,沒有我們這一代人的今天!

最後呈上一首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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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鋼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時的畢業照

四十年前雷鳴,仟佰萬人逐夢。十載陰雨一日晴,萬馬放開齊奔騰,喜淚迎東風。一旦重歸學堂,世界就在書中。

盼來揚眉吐氣時,報國報家終有門,吾輩最感恩。

(本報記者卜葉採訪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18-11-16 第4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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