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蘋果”紐約，多了來自科技行業的分食者。
11月13日，亞馬遜CEO貝佐斯（Jeff Bezos）最終宣佈，將第二總部分別設在長島市和弗吉尼亞州北部阿靈頓的水晶城。前者位於紐約皇后區，後者則與首都華盛頓隔河相望。
在這場長達一年多的拉鋸戰中，二百多家競選方可以說是各出奇招。比如佐治亞州石峰市（Stonecrest）願建造一座300英畝的城市，以亞馬遜來命名；堪薩斯城市長親自上陣，測評了1000個亞馬遜產品並給予五星好評，以求科技巨頭歡心；波士頓政府更為亞馬遜開闢了專頁，並在醒目處標註“SAY YES TO BOSTON”……
紐約成為獲選城市，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或許是最開心的人。為招攬亞馬遜落戶，他不僅承諾將給予數十億美元的補助，把流經長島市的一條河更名為“亞馬遜河”，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他甚至向自己“開刀”——如果需要的話，我將把我自己的名字改為亞馬遜·科莫。
這些“攬客之道”放在其他城市或許情有可原，但在紐約實屬罕見。就在幾天前，同為互聯網巨頭，谷歌母公司Alphabet在沒有對外宣稱接受補助的情況下搬入曼哈頓一棟大樓內。而此前，紐約市長白思豪更為決斷的說辭是，紐約不會用隨意決定的稅收補助來“購買”一家公司。
他的自信不難理解。作為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上的佼佼者，在很多人眼中，紐約在要素稟賦、人才等諸多領域的優勢，少有城市能望其項背。
一個例子是，在聯合國人居署與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共同發佈的全球城市競爭力榜單中，紐約的科技創新能力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東京。
但顯然，亞馬遜的出現讓人們對這份自信產生了一絲動搖。作為全球城市的“領頭羊”，紐約這看似突兀的轉變從何而來？
焦慮：城市動能有待轉換
在引進亞馬遜這樣一個“巨無霸”之前，紐約已經在長島市做了很多準備。
今年10月，白思豪公佈一項長達3年的長島市投資計劃，紐約市政府將投資1.8億美元用於其修繕學校、街道與公園等基礎設施。
儘管當局表示，這筆投資僅用於彌補長島經濟與城市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但有評論人士認為，這事實上預示了一種趨勢：這只是一個開始，將有更多資源被用於長島的下一步發展。
儘管與曼哈頓僅一站路之隔，長島與忙碌的金融聚集區有著迥異的風格。曾經的老工業區吸引大量藝術家前來，而宜居的環境讓這裡成為富人居住區。
近年來，這種風格也發生了變化——優越的環境和相對低廉的成本讓越來越多企業向這裡加速聚集。一個例子是，已有企業將長島市視為下一個美國生命健康發展中心。
但顯然，對於紐約來說，這個被認為是發展最為迅速的區域，更需要成為其科技發展的中心。
與發達的金融、醫療與文創產業相比，科技產業一直被認為是紐約的弱項。據《西雅圖時報》今年3月的統計數據，儘管紐約科技版圖正在擴大，並引領了加州外部美國的科技發展，但科技類工作在全市勞務市場中僅佔7%，與波士頓的13%相比少了近一半，因此，發展空間還很大。
紐約的焦慮更多來自城市發展邏輯的變化。此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曾告訴城叔（微信ID：urban_evolution），與10年前相比，全球市值前十的企業中許多金融、石油科技企業被創新企業所替代，另外，科技創新指數越高的城市，其人均GDP也就越高。種種跡象表明，科技已成為城市可持續競爭力的關鍵。
特別是近段時間，全球金融市場變得愈加不穩定，過分依賴華爾街金融公司的紐約曾飽嘗金融危機的苦果，因此，紐約對轉型的需求更為迫切，他需要更加未雨綢繆，為城市產業增加更多科技創新元素。
亞馬遜的到來，為紐約的產業更迭帶來了巨大的想象空間。
就在亞馬遜落戶消息傳出的同一天，已在紐約駐守206年的花旗銀行對外宣佈，他們將讓紐約州長島市法庭廣場1號辦公區域的1100名員工提前搬出該樓的某些樓層，為即將來紐約建第二總部的亞馬遜騰出地方。
這或許意味著，從金融向科技的轉向，也正在紐約的產業格局變遷中發生。
機遇：企業向市中心進發
紐約的焦慮，恰是科技企業的機會。
在引進企業上，紐約也曾吃過“閉門羹”。在通用電氣離開康涅狄格州尋找新的落腳之處時，科莫曾試圖使其落戶在紐約州東南部的威斯特徹斯特郡。他未能理解到的是，類似通用電氣這樣的企業已不再滿足於固守城市的郊縣。最終波士頓贏得了這次爭奪。
通常發家於小城市的科技型企業，再定位時變得更加偏愛城市中心。《克萊恩商業週刊》專欄作家Greg David發現，對比亞馬遜公佈的選址標準，能完全滿足的城市幾乎非紐約莫屬。若參照此次亞馬遜選定的兩座城市，金融和政治資源方面的優勢與其最終入選密不可分。為了這些資源，亞馬遜甚至放棄了馬里蘭州85億美元的鉅額補助。
這也讓紐約對科技型企業的吸引力漸增。除亞馬遜外，谷歌、Facebook、Spotify等公司均在擴大紐約的業務，這些企業基本上都在向曼哈頓地區的黃金地段進發。它們的進駐讓紐約科技公司的數量在2010年到2016年增長了23%，達到7600家。
若換個角度來看，紐約事實上成為了科技企業另一個戰場。一則來自《華爾街日報》的消息指出，這些企業在紐約競相“圈地”，即使現在不需要那麼多空間，也會先將熱門地塊買下來。他們與紐約顯然“一拍即合”，但這樣的做法似乎更多的是用來顯示自身的發展前景。
事實上，正如一些人觀察到的那樣，紐約的焦慮症也導致了其吸引科技型企業時，將關注點放在帶動稅收、提高本地就業方面，而忽略了其與城市產業是否契合。
《紐約》雜誌專欄作者Josh Barro就指出，紐約政府太希望提高紐約的科技形象了，而亞馬遜第二總部甄選的高關注度，能夠為其樹立起科技標杆的形象，基於此，紐約願意為其提供大量補貼，而這種待遇並不是所有企業都能享有的。
非營利組織Tech: NYC的執行經理Julie Samuels發現，科技企業不加取捨的進入，一方面讓電商等新經濟形態在紐約生根發芽，但同時也打斷了金融、醫療等在紐約有很長髮展歷史的產業。
一個原因可能如Barro所言，這些引進的企業與當地生態鏈之間關聯度較弱，又為城市帶來了更大的負擔，這些都是有礙城市產業整體發展的問題。
問題：擴張引起“發福”危機
但與世界上大多數大型城市一樣，若仍想繼續擴大其科技產業、讓城市產業進一步擴張，紐約就不得不正面應對這些問題。
不妨看看亞馬遜“老家”西雅圖的情形。正是由於西雅圖容納能力不足，導致亞馬遜有需求在其他城市設立第二總部。《商業內情》引用科技與數據處理公司INTRIX一項報告指出，在交通狀況惡劣程度上，西雅圖在全美排名已達到第9，而在西雅圖當地，交通問題通常被歸罪於亞馬遜對城市的全面“佔領”——擴張式發展所帶來的大量通勤員工加劇了城市的擁堵。
今年6月，亞馬遜與西雅圖的矛盾達到一個高點：通過向大型企業徵收附加稅解決城市保障性住房問題的“亞馬遜稅”提案率先在西雅圖引爆，並蔓延至硅谷城市。最終，由於亞馬遜對外宣稱將考慮遷出西雅圖，讓該計劃被迫流產。
有些諷刺的是，在INTRIX這項報告中，紐約的排名甚至高於西雅圖。這讓人不得不懷疑，亞馬遜在西雅圖的故事，有可能會在紐約再次上演。
在曼哈頓研究院高級合夥人Nicole Gelinas看來，問題出在城市管理者的理念上。在培育引進企業時，包括紐約在內的許多城市仍以能否帶來就業為最終目的。例如，讓紐約最為擔心的是，大型用人單位可能會逃離紐約，因為這將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
但這其實是停留在上世紀70年代的邏輯，對於現今的城市來說，真正的危機在於基建領域，城市管理者真正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利用這些公司的正面效應，改善基建、提高城市宜居性。
在此領域，紐約並非經驗全無。2007年，上一任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曾提出建設“更綠色、更偉大的紐約”，重塑城市公共空間，打造人性化街道與廣場，他不僅通過“公車”改革緩解交通問題，還在6年間增加229個社區公園、800英畝綠地，讓紐約成為人性化城市的範本。
而在後亞馬遜時代，紐約需要做的還有更多。例如Barro指出：曼哈頓的地鐵仍然太過擁擠，在曼哈頓之外（例如長島）還需要找到一條可行之策來吸引更多企業入駐，這當然不能僅靠亞馬遜的帶動力，更多的是對城市進行有效的改造。
或許，這才是紐約焦慮症的最終解決之道。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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