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網：在接連幾天的各類城市榜單推送之後，我覺得今天我們可以換換思路，做做城市數據的彙總和整理工作。今天，就先來聊聊關於全國各省最低工資標準這個話題。
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
確定最低工資標準一般要考慮的因素有：當地城鎮居民生活費用支出、職工個人繳納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職工平均工資、失業率、經濟發展水平等。
確定的方法通常有比重法和恩格爾係數法。比重法是確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戶為貧困戶，再統計出其人均生活費用支出水平，乘以每一就業者的贍養係數，加上一個調整數。恩格爾係數法就是根據有關數據，計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標準，除以恩格爾係數，再乘以贍養係數，加上調整數。
中國的《最低工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令( 第21號）]最早於2003年12月30日頒佈，2004年3月1日起施行。不過由於時間較為久遠，當時的一些數據整理起來相對麻煩。
這裡我找到一份《最低工資規定》頒佈十年後，也就是2013年時，部分省份當時設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數據，一起來看——
圖片來源丨財新網
我們重點關注這份榜單中2013年的數據，其中最低工資標準由高到低排名前幾的省市分別是：上海1620元，廣東1550元，新疆1520元，天津1500元，江蘇1480元，浙江1470元，北京1400元。
排名靠前的地區，大致上和大家理解的經濟較發達地區相匹配。唯一比較例外的，就是遠在中國西北邊疆的新疆自治區，其2013年時的最低工資標準僅低於上海和廣東，比江浙兩省還要高上一些。
又過了差不多五年後，時間推進到2017~2018年時，多數省份的最低工資標準陸續上調了數次。此時，排名最靠前的省市，最低工資標準方才均超過了2000元的門檻。
其中上海為2420元，深圳為2200元，北京2120元，廣東2100元，天津2050元，江蘇2020元，浙江2010元。
對於多數80後、90後職場人而言，最低工資標準顯然是一件距離自己十分遙遠的事情，因為按照當下主要城市的平均薪資，京滬二城已經過萬，許多新一線城市也已經達到七八千左右。而最低工資標準卻僅有對應城市平均薪資的四五分之一，完全無力吐槽的既視感。
但事實上，最低工資制度的由來，主要針對的是早期的工業化時代下，保障勞工的最基本權益而來。最低工資的國際標準，是由國際勞工組織提供的。國際勞工組織自1919年成立起，一直對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特別關注。國際勞工組織在總結世界各國確定最低工資的重要經驗的基礎上，在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公約和建議書中，有關最低工資問題制定了明確的條款。
而隨著時間推移，城市化進程不斷演進之後，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逐漸取代了第二產業，企業獲得利潤的能力不斷增強，方式也更加多元化後，人們的收入也日漸由市場決定，舊的最低工資標準在實際應用中的價值也逐漸被弱化。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龐大的中國領土上，依舊還有非常多的地方，人們的收入甚至無法達到上述表格上的最低工資標準。又或者是，因為知識的匱乏，無法獲得一份穩定的收入，只能通過最初級的勞動獲得剛剛解決溫飽的收入。
在前段時間，網絡上曾流傳過多篇關於“中國縣城”相關的文章。截至2018年9月26日，中國（含臺灣省，內地1335個縣）共計1347個縣。在我們討論中國14億人口的城鎮化比率時，往往會把縣城也一併算入“城市”的範疇中，認為當地居民只要離開農村，不再以農耕為業，即是完成了“城鎮化”。但是中國縣城情況十分特殊，其各方面條件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相去甚遠。
快手、拼多多、趣頭條等產品的成功，很多人也習慣性將其歸結為中國縣城經濟的巨大成功。長期生活在高線（一二線）城市裡的居民，其意識已經與數量龐大的縣城居民完全脫離，徹底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人能夠接受拼多多上的假貨橫行和趣頭條上的垃圾信息。
在歷年雙十一節節攀升的全網成交額背後，人們也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人消費升級的節奏無比迅速，對於花唄、白條這樣的消費信貸產品也習以為常，超前消費意識在城市年輕人身上也體現得淋漓盡致。
但是“月入數萬的京滬白領養不起一個孩子”和“廣大偏遠縣城國家最低工資標準尚不能及”之間，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中國，值得每一個關注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中國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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