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開仁，96歲，四川蒲江人，曾是川軍第36集團軍機要室譯電員，上尉軍銜。跟隨著名抗日英烈、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開赴山西、河南等地，參與中條山戰役、洛陽會戰等。見證李家鈺與朱德互贈電碼本。抗戰中，目睹李家鈺被日軍偷襲身亡，後從日軍集中營中逃出。2015年9月3日，受邀前往北京參加“9.3”大閱兵。

年近百歲，口齒清晰。成都蒲江人黃開仁，常散步至家後的家鈺路上，但凡遇上要聽故事的，他總會從頭講起，當年自己是如何跟隨李家鈺從蒲江走出去，在山西、河南哪些地方打過鬼子，又是如何在日軍集中營裡死裡逃生的……

但每每講至李家鈺犧牲時，他總會停下好一陣，整理情緒。雖已時隔70多年，但那段抗戰的經歷超過他前後數十年的回憶，深深紮根在腦海裡。在腿腳方便時候，他愛參加老兵們的聚會、走去附近的街頭巷口，把出川浴血抗戰的事蹟一遍遍講出來，生怕在哪一天，那些犧牲的戰友、長官們，會被後人所遺忘了。

親歷大轟炸：“經歷過這個場景，是個人都想找鬼子報仇”

1938年至1944年間，日軍共出動數百架飛機，針對成都、重慶的機場、學校、居住區等繁華地段投下炸彈，僅成都就至少造成了5000餘人死傷。目的在於摧毀中國大後方經濟基礎，摧毀民族抗戰意志，迫使中國快速投降。

就算隔了這麼多年，作為大轟炸的親歷者，黃開仁回憶起當時的場景，還是忍不住搖頭，拳頭緊拽。1938年11月8日，日軍戰機在成都上空投下炸彈，轟炸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鹽市口、春熙路、大慈寺等地，造成眾多無辜百姓受傷。

彼時，年僅16歲的黃開仁正在成都念書。“我當時讀高二，轟炸時正在學校上課，有幸躲過一劫，但出來看到被轟炸的成都，那樣的場景到現在都還記得。”他說，眼前到處都是廢墟，房子毀了，有人被炸死、砸死，“是個人看到了都會憤怒，在當時就只有一個想法，還讀個啥子書，要去參軍打鬼子，給死去同胞報仇。”

不久後，時任川軍47軍軍長（1939年冬，積功升任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在成都徵兵。得到消息的黃開仁等青年，偷偷離開了學校，自願趕來報名參軍。

“都是蒲江人，李總（李家鈺）對我們特別好。”黃開仁說，當時李家鈺要找可靠的人來翻譯電報，有老兵推薦了他，“當時有文化的新兵很少，就讓我去試試。”

“先問了我學歷，又問我為啥要當兵。”幾個問題過後，李家鈺看黃開仁特別機靈，便讓他去機要室從基礎學起，負責電報翻譯工作。由於機要室的工作性質，黃開仁常能見到李家鈺。時間久了，深得其信任。

入伍後，為了開赴前線，黃開仁跟隨部隊，穿著短褲、單衣、草鞋，打著綁腿，一路從成都出發前往寶雞，“大概5、60里路，全程步行，花了一個月左右到寶雞。

之後，他們從寶雞坐上火車，輾轉前往山西晉城，與前線部隊進行會合。黃開仁說，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坐火車，但不同於有座位的火車，他們乘坐的是貨運車，就像一個大罐子一樣，一群人鑽進一個車廂，整個行進十分艱苦。

也在那時候，他們第一次真實感受到，原來當兵並不是他想象那麼簡單。但與他們後來的經歷相比，這一段路程，“根本算不了什麼。”黃開仁說。

學習電報翻譯 ：參加中條山戰役

深秋的成都蒲江，天氣已然轉涼。午憩過後的黃開仁，緊了緊頭頂的小氈帽，坐在窗前椅子上。面前端正擺放著各種新老物件，尤其是身前的一張泛黃老照片，格外醒目。

照片上的年輕男子，身穿軍裝，英姿颯爽。黃開仁用手輕輕拭去灰塵，這是他昔日當兵時的模樣。隔著一個玻璃相框，他靜靜地看著年輕時的自己，亦如年輕時在憧憬未來……“抗日戰爭何時結束？”“抗戰都結束了70多年。”

1939年，從成都坐火車到達山西晉城後，黃開仁等人被安排到了47軍的總部，“當譯電員嘛，剛開始也像小學徒一樣，天天得跟著機要室的老前輩學習。”

他說，最初是不能直接接觸電碼本的，先是在老兵的指導下，在方格紙上，標記橫縱10列，然後試著畫，熟悉之後才能正式進入機要室學翻譯電碼，“這期間也是再審核，防止奸細混進來。”

當時的電報是如何翻譯的？黃開仁記憶清晰，比劃著一份電報如何翻譯成文字與句子。“翻電報就跟查字典一樣，電碼本每頁有橫縱10列，都用‘1234567890’進行標註，每頁標註有角碼。”他一邊說著，一邊用手指在面前劃出橫縱座標的模樣，“每5個數字對應一個漢字，前3個是對應角碼，然後是橫縱列的編碼，根據編碼，就能在電碼本上找到對應的漢字。”

黃開仁說，光翻譯出來還不夠，譯電員還得根據電報重要程度把它們分為“無價值電報”、“普通電報”和“有價值電報”三類，在翻譯出來後，還要簽字蓋章，再交由上級主任進行深入核實，每一步都不可出差錯。

為了防止密碼本被洩露，他們所接觸的密碼本，每隔一個多月就要回收進行更換，遇到外出參加戰鬥等情況，還需要自帶一個手搖式發報機。

沒多久，黃開仁便對譯電上了手，並迅速成長為機要室的骨幹成員，從山西開始，他便跟在李家鈺身邊，輾轉當時的山西安邑、聞喜、夏縣，河南陝縣、澠池、靈寶、閿鄉等多地參加作戰。

他還記得，一般在李總（李家鈺）身邊有2個譯電員、4個發報員。李家鈺雖然擔任著第36集團軍總司令，但很多戰役都是他親自上陣地視察，黃開仁等人也會陪同在側。

很多時候，他雖不能提槍上一線作戰，但在戰場以及從電碼翻譯的戰情上，黃開仁更直觀地見識到抗戰到底有多慘烈，“現在想起來都會感到心驚，希望這輩子都不會再見到了。”

1941年5月，在法西斯同盟刺激和鼓舞下，日本籌劃已久的中條山戰役(日方稱為中原會戰)打響。中條山外圍日軍，在飛機、大炮等掩護下，由東、北、西3個方向，對中國駐軍發動全面進攻。戰鬥歷時一個月左右，最終日軍佔領垣曲、濟源、孟縣、平陸等縣城和據點，中條山的中國守軍大部分退出中條山地區。

李家鈺的部隊參與了中條山戰役，黃開仁印象深刻。他說，看到日軍在會戰中，大肆殘殺戰俘與平民，所到之處，連空氣中都瀰漫著血腥味。“看著戰友屍體和彙報過來的數字，都是一條條生命，有些連20歲都不到。”

黃開仁說，作為機要室的成員，他們同樣氣憤，也提出過上一線作戰，但李家鈺告訴他們，一線和後方都是為了抗戰，要做好各自的工作，才對得起那些犧牲的戰友。

目睹朱德密會李家鈺：贈送絕密電碼本

在黃開仁的記憶裡，抗戰大部分時間光，他都在“李總”身邊。

他口中的李總，正是36集團軍總司令，也是蒲江老鄉李家鈺，這個稱呼他已經習慣了大半輩子。也是在李總身邊，他比一般士兵，更加了解抗戰局勢，也接觸過當時不少絕密信息。比如，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與李家鈺私下密會，還贈送一本絕密電碼本。

1940年，升任第36集團軍總司令的李家鈺奉命進駐豫西，擔負河南陝縣、澠池、靈寶、閿鄉一帶黃河防務。期間，李家鈺曾多次派出部隊配合八路軍及抗日遊擊隊，渡河北擊晉南一帶日軍。

黃開仁說，李家鈺很欣賞八路軍的游擊戰術，派過軍官、戰士去八路軍游擊隊交流學習。甚至邀請四川老鄉、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來47軍講授戰略戰術。

1940年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路過河南的白洋泉河，準備過黃河到洛陽去開會。黃開仁說，當時安插在鎮上的探子反映，說多了很多生面孔，一打探才知道是八路軍有領導經過。之後，經過深入瞭解，李家鈺確認是朱德。

黃開仁說，李總和朱德都是四川人，老鄉見老鄉自然是很熱情的。因此，得知朱德路過的消息後，李家珏立即派人前往接應，將他迎進了第三十六集團軍總部款待，“我們也看到了朱德。他和帶來的人都穿著便裝，十分樸素。”

李家珏和朱德一番寒暄後就進屋詳談。黃開仁說，屋內只有他們兩人，門外有警衛員把守，其他人一律不準進入，“具體聊了什麼，只有他們兩人知道。但出來時，看到李總心情很好。”

讓他印象最深的是，這次會面後，朱德將一本絕密電碼本交到李家珏手中，作為他們部隊之間今後的相互聯繫。李家鈺之後，將這本電碼本交給黃開仁，“囑咐我務必保存好，絕不能讓其他人知道。”

在密談次日，朱德按照既原定計劃，準備啟程前往洛陽。“臨走時，李總讓人取了幾千大洋交給他們，說是給朱德買書用。”黃開仁說，之後李家鈺特別交代當時的178師師長李宗昉，挑選一隊信賴的戰士護送他們穿越日軍封鎖區，去往黃河對岸。

“當年護送朱德一行的一位副官，現在還健在。”黃開仁補充道，這位副官就是李宗昉身邊的徐治安。他們安排了十多人，由4個人打前陣，中間6人護衛，後面機槍手殿後，隊伍之間相距100米左右，繞開大路，挑林間小路夜行。

為了不讓人起疑心，一路上隊員們都稱呼朱德為書記官，“他們一直將朱德安全送到黃河渡口，才沿原路返回駐地。”黃開仁說。

後來，在得知李家鈺同八路軍交往密切後，蔣介石十分惱怒，曾電令36集團軍過黃河。“那本電碼本我保存了很久。”黃開仁說，但在1944年，李家鈺在河南陝縣旗杆嶺遇伏犧牲後，“我把電碼本埋在了附近的土裡，防止被日軍發現。”

掩護友軍撤退：目睹李家鈺犧牲

鮮血染紅山坡，目睹戰友倒下，空氣中瀰漫死亡的味道……

對於黃開仁而言，在抗戰期間，這樣的畫面根本不會陌生，它們就像刀子般刻在心底，讓他至今都無法忘記。

尤其是1944年，麥子抽穗的季節，他最敬重的川軍將領李家鈺，遭遇日軍的伏擊，倒在了河南陝縣旗杆嶺的麥田邊。在黃開仁面前，李家鈺艱難寫下“速調104”後，壯烈犧牲。

這個場景，在黃開仁夢中不知出現過多少次……

1944年，侵華日軍發起豫湘桂戰役。在太平洋戰爭中屢屢失利的日軍，急需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做最後掙扎。在第一階段的豫中會戰中，日軍動用近15萬兵力，為打通平漢鐵路南段，向鄭州、河南一帶發起進攻。

中方部隊幾乎一觸即潰，37天連丟38座縣城。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畏首畏尾，對戰事猶豫不決。李家鈺連續兩次提出主動出擊、牽制日軍建議，均未被採納。

黃開仁仍記得，1944年5月10日，蔣介石曾打來一個電話，李家鈺聽完後神情凝重。原本，這通電話是為了找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的，但蔣鼎文已經撤退，聯繫不上，只剩駐紮在新安縣的李家鈺部隊。

蔣介石告訴李家鈺，他幾晚都沒有睡著，只有把掩護大軍撤退的重擔壓在李家鈺身上，並一再拜託。當時黃開仁只有22歲，在李家鈺身邊任職已有5年，從李家鈺的神情來看，黃開仁知道這個任務並不輕鬆。

此時，李家鈺名義上是36集團軍總司令，但其實手裡只有6個團兵力，其中兩個團回川接兵，只有4個團能投入戰鬥。李家鈺的任務，是率領這4個團，給身後數十萬友軍爭取1-2天的撤退時間，不然一戰區的剩餘兵力會被日軍包圍。

“其實，在這通電話打來前，撤退中的蔣鼎文曾找到李總司令要物資。李總司令通知人拿去了大米、火腿、罐頭給他們。”黃開仁說，這蔣鼎文前腳剛走不久，蔣介石的這通電話就來了。

“我們只能奉命堅守，一路且戰且退，5月21日，到達河南陝縣旗杆嶺附近。”他說，旗杆嶺一面臨坡，一面是參差不齊的麥田，“當時178師在前面，總部在中間，後面是47軍104師，總部所在位置應該說是很安全的，卻最後還是中了埋伏。”

在當天上午，他們發現旗杆嶺上有人影晃動。警衛隊朝對方高聲喊話，得到的答覆是河北民兵，而且報出一個李家鈺熟悉的名字，部隊因此放鬆警惕。

沒想到的是，178師安全過去不久，麥田裡突然有炮彈打來。“全是日軍和偽軍，我們這才明白遭了埋伏。”黃開仁說，隨後李家珏迅速組織反擊。就在此時，他看到李家珏頓了一下，衣服上開始滲血，“我知道李總兵司令中槍了。”

隨後，李總司令慢慢靠向麥田地，已經說不出話來，只是顫抖的掏出小本子，寫下“速調104”。之後，就再也沒醒來。

黃開仁頓了頓，整理好情緒，他始終不敢相信李家鈺就這麼犧牲了。

部隊被打散了，身後機槍還在響，士兵們各自逃散。黃開仁揹著那本電碼本，從一處坡地跳了下去，和其他士兵躲在了一處山洞中。

但很快，日軍搜尋到這處山洞。“我們所有人把一切絕密資料，都撕碎了丟下了懸崖，我找了個地方挖洞把電碼本埋了起來。”黃開仁說，之後他們被日軍俘虜，帶到了河南一處叫山西會館的地方關押，“那裡就是日軍的一個集中營，全被拉去做苦力了。”

冒死逃離日軍集中營：迎來抗戰勝利

被日軍俘虜了。

是一段讓黃開仁難以啟齒的經歷。在被俘虜的5個多月裡，他們被帶到了河南一處叫“山西會館”的集中營裡，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裝卸貨物、挖建工事、待在集中營。

這段時間，他們不知道外面發生著什麼，每天最關注的就是自己是否能活到第二天。不甘被俘的黃開仁，與戰友花了數月謀劃了一場“逃跑”計劃，最終在日軍眼皮子底下死裡逃生。

“那5個月，想起來都很慘。”回憶當時場景，黃開仁心有餘悸。當時，在河南會興鎮有一個叫山西會館地方，被日軍改成戰俘集中營，裡面共有100多個俘虜，大家被編成苦力隊，每天都要安排去做苦力。

由於條件有限，環境惡劣，所有戰俘的生活都十分艱苦。“白天要在隴海鐵路上裝卸貨物，晚上要去挖建工事，每天的飲食只有一個粗麵饅頭和一杯水。”黃開仁說，更殘酷的是，一旦有戰俘病倒，也沒藥醫治，重病者只能躺在地上發出呻吟，直到死去後人被抬走。

黃開仁深知，繼續下去只有死命一條。於是，一場“越獄”計劃由此而生。“但為了防止戰俘逃跑，鬼子在集中營外圍早就架起了一圈圈通電的鐵絲網，這是阻礙逃跑的第一道阻礙。”他說，為了熟悉地形，他和戰友利用苦力時間觀察地形，終於找到一處最佳的越獄地點——一處剛砌上不久的矮牆。之後，他們還觀察出日軍看守換班的習慣，以此來確定逃跑時間。

“我發現，每天中午是日軍看守最鬆散的時候，很多日軍都會在那個時候去睡個午覺。”黃開仁說，他們選擇了在這個時間段逃跑。

但出去了怎麼辦？沒有老百姓的衣服？沒有良民證？一眼就會被日軍發現並抓回。為此，黃開仁與同伴康連峰，利用外出運東西、尋物資的時間，偷偷蒐集到兩套普通百姓的衣服，還模仿良民證樣貌，用布條製作出兩張假證。

萬事俱備，只剩等待時機。於是，在5個多月後的一天中午，黃開仁和康連峰鼓起勇氣開始這場越獄計劃。“在其他川軍幫助下，我最先爬上了牆，跳到了苞谷地裡，康連峰等了好一會才出來。”他說，當天也是運氣好，本來康連峰要花時間去弄鐵絲門鎖的，但偽軍在運送傷病員遺體出去時，門沒及時關上，“我們這才順利跑了出來”。

“當天晚上想找一戶人家借宿的，但大家都害怕日軍查到會被殺頭，都不願意收留我們。最後是一位老太婆把我們兩個留在家裡住了一晚。”黃開仁說，第二天走的時候，老太婆還把草帽送給他們，拿了兩個饅頭給他們作乾糧，“特別感謝她，我到現在都記得。”

後來，兩人一路從河南輾轉回到四川。此前，他到達第36集團軍的一個辦事處，與當時的長官李宗昉取得了聯繫。“他問我是歸部隊，還是回家，我說要回家。”於是，黃開仁便回了成都。

“抗戰勝利的那一年我正在成都的家裡，特地放了鞭炮慶祝。”他說，雖然沒能親眼見證抗戰勝利，但消息傳來時，全城歡慶的場景，到現在都還記得。

參加9.3大閱兵：一輩子的榮光

回到蒲江老家後，黃開仁等來了抗戰勝利，四周都是歡慶的聲音。

昔日棄文從軍，出川抗戰，逃離集中營……一幕幕，如電影回放般，在他的眼前出現。那些犧牲的戰友與長官的名字，時不時會再次闖進他的生活裡。隨著年歲增長，他愈發不願讓這些人和事，因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消失。

2015年9月3日，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上，他受邀作為川軍代表之一，赴北京參加了大閱兵。當他一臉莊嚴地經過天安門廣場時，也隨之敬下軍禮，以這份屬於抗日川軍的榮耀，告慰當年犧牲的戰友們。

根據四川省檔案館館藏抗戰檔案資料：抗日戰爭期間，四川出兵340萬，參加會戰、戰役28個，傷亡64萬，其參戰人數之多，犧牲之慘烈，位居全國之首。

“我們這幫人，能活著從戰爭中走出來，已經是最大的幸運。”黃開仁說，這場戰爭奪去了他熟悉的戰友和尊敬的長官，“從集中營逃出來後，不願再去當兵，是因為當時家裡需要我，該回去盡孝了。”

黃開仁說，太多川人走不出來，留在山西、河南等戰場上，“這麼多年了，很多人連名字都沒留下，但他們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犧牲，這麼多名字不該遭忘記啊。”

2015年9月3日，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大閱兵在北京舉行，來自四川的5位川籍抗戰老兵受邀參加此次活動。作為昔日36集團軍機要室譯電員的黃開仁，便是其中之一。

“提前半個多月，我就接到通知，受邀去北京觀禮大閱兵。”黃開仁回憶說，當時有專人來他蒲江的家中拜訪，說查過他的相關檔案，各項指標合格，精神也可以，“他們問我是否願意去北京。我當即就答應了，這是對我和抗日川軍的肯定啊。”

黃開仁說，為了參加這次閱兵，還安排了專人來給他做衣服。“按照抗戰時的軍裝進行製作，布料、款式都是有標準的，然後再把徽章別於胸前。”他說，之後他們搭乘飛機從成都到了北京，再坐車去了當地一家酒店，“在酒店房間看到了做出來的衣服，感覺又回到抗戰年代，特別熟悉的感覺。”

雖然已經時隔三年，但他到現在還記得閱兵當天的情況。黃開仁說，老兵車隊前面是摩托車隊，後面就是閱兵車，他在第七輛車上。來自當年八路軍、新四軍、遠征軍、川軍等部隊的抗戰老兵坐在車裡，從天安門廣場上緩緩經過，可以看到周圍有年輕士兵，還能聽見現場群眾的歡呼聲。

閱兵車上，黃開仁情不自禁地挺直了腰桿，但90多歲高齡的他再不能像從前那樣，站出標準軍姿，但還是敬下一個標準的軍禮。“我看到那些年輕的解放軍，踢著正步走過時，整個人都很高興，很激動，國家強大了。”

昔日的閱兵物件，被黃開仁一一收藏著，尤其是那件抗日軍服。“衣服我都用袋子罩好，平時怕弄髒了。”他說，而抗戰勝利70週年的紀念章被他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我代表的是川軍隊伍，這個是我們整個抗日川軍的榮耀。”

來源於：封面新聞記者 楊力 韓雨霽 攝影 謝凱

蒲江文博 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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