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第16期縣委書記研修班最近結業，一名縣委書記在結業典禮上作為學員代表發言，發言稿語驚四座，進而流傳到網絡上，成為熱門話題。
它是這樣寫的（部分）：
——走進中央黨校，方知厚實博大、源遠流長；走出中央黨校，定要征途如虹、從善如流。——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知識的海洋非常寬，榜樣的力量非常大，奮鬥的路上非常美。——三千年讀史學習有歸期，九萬里悟道踐行無窮期。把忠誠刻在心上，把擔當扛在肩上，把落實抓在手上。——在戰略部署上扣扣子，在責任履行上擔擔子，在任務落實上釘釘子，一個方向、一個聲音、一個步調，不搞選擇、不搞變通、不打折扣。——現場是最好的學校，實踐是最好的課堂，群眾是最好的老師。——我們必須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問政於民，與群眾交心談心、將心比心、以心換心、心心相印，做到民有所呼我必有應、民有所想我必有思、民有所難我必有解、民有所需我必有為。——我們要始終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民生是第一目標，安全穩定是第一責任，脫貧攻堅是第一大事。——我們要做到清清白白做人，乾乾淨淨做事，坦坦蕩蕩為官。要有真抓的實勁、敢抓的狠勁、善抓的巧勁、常抓的韌勁。無獨有偶，另一位隔三差五在中央報刊上發表文章的地方大員，也特別喜歡用豪華裝修的文字，愛用排比，愛用對仗，愛開中藥鋪子一二三。比如談一把手如何開展工作，他寫道：
要做到任務面前不搖手，靠前指揮不甩手，遇到難題不縮手，精心施工不失手，面對誘惑不伸手，帶好隊伍不鬆手，功不告成不撒手…… 這些豪華句式，形式遠大於內容。對上，有語言賄賂之嫌，是腐敗的一種；對下，說了一百句，等於一句沒說，是另類形式的“四風”。
一名在基層工作多年的幹部說：以他多年的經驗來看，凡是會說的，一般做得都沒有說得好。
古往今來，誇誇其談、巧言令色而誤大事的例子很多。
戰國時期，趙國的將軍趙括，自幼“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後來他實地領兵打長平之戰，潰不成軍，所率的40萬將士被秦軍俘虜活埋，自己也被敵方射殺。紙上談兵這個成語，就是這麼來的。
為什麼有些官員喜歡用豪華版文字呢？因為可以顯示自己特別有水平。
俗話說，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在他們看來，文章如靚衣，如金粉，以為穿了美服、塗了金粉，就是脫胎換骨，其實大家看得很清楚：哦，原來沒穿衣。
費盡心思寫豪華版作文，可能還有下述心態：一是自戀文筆口才，有自我造勢的衝動，二是緊追潮頭，企望引起關注，能順勢上位。
寫文會寫排比句、講話會講順口溜，並不等於就有真才實學。鄧小平同志說過：“我們開會、作報告、作決議，以及做任何工作，都為的是解決問題。”而靠華麗辭藻堆砌起來的文章，是“空對空導彈”，講起承，講轉合，看似磅礴鏗鏘有氣勢，實則虛無縹緲打太極，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
我們國家，上到黨和國家領導人，下到市縣、鄉鎮幹部，工作務實、講話為文接地氣的官員很多。
解放戰爭時期，每年“五一”中共中央都會通過黨的媒體發表社論。1948年“五一”前，時任宣傳部門負責人的廖承志給中央發電報：“五一節快到了，中央有什麼屁要放？”
延安時期的廖承志
廖承志生性幽默，喜歡開玩笑。毛澤東平時愛說“有話就說，有屁就放”，於是廖承志就信手拾起這句話。據說周恩來接電後笑了：“這個小廖，吊兒郎當的！”中央五大書記看完電報更是大笑。
笑歸笑，電報卻引起中央高度重視，隨即發佈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政治主張。在詼諧歡快的氣氛中，“五一口號”迅速形成，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反響。
毛澤東當年論民主黨派，曾形象地說：民主黨派不是一根頭髮，而是一把頭髮；李瑞環論宣傳工作的重要性說：我是一個木匠，木匠是玩斧子的，斧子不聽話我要你幹嘛？
改革開放之初，黨內大才子、福建原省委書記項南，親自動筆給《福建日報》寫社論，連標點符號在內，從頭至尾只有122個字（不到今天一個微博的字數）：
有些案件為什麼長期處理不下去？今天本報又公佈了兩個重要案件，壞人受到揭露處理，這很好。有些問題群眾看得很清楚，幹部也有很多議論，問題的性質已經非常明白，但就是處理不下去，而且長期處理不下去，為什麼？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軟弱無能。這篇社論四兩撥得千斤重，清新質樸，無一字難認，無一處難懂，眾望所歸，獲得1982年全國“好新聞獎”。
退休後的項南（右）
新形勢下，“扶貧要用繡花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打老虎”“拍蒼蠅”等等，都是來自民間的平實語言，中央高層吸收之，運用之，挺好。
一位在田間地頭卷褲腳成長起來的縣委書記，熟悉基層情況，瞭解百姓所思所想，他說：“蒼蠅從我面前飛過，我也能認出是公的還是母的。”
一名村幹部這樣宣傳男女平等：“誰說麵條不是飯？我看麵條也是飯，婦女也是人！”
這些說話接地氣的實幹者，語言樸實無華，是源於實際工作中摸爬滾打出來的自信，做事誠平恆，行文才會簡淺顯。
官員若無底氣，心就發虛，就只能靠趴在書桌上翻書“掉書袋”，寫出來的文章再華麗，也是山間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只能虛晃一槍，回馬就走。
文風從來不是單獨存在的，是黨風和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梁衡所言：“當我們驚呼社會上出現某種文風時，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氣候。”
一百年前，李鴻章自嘲是“大清的裱糊匠”，意即把房子的外表打理得好看就行，至於房子是否牢固，不在考慮之列。
直到現在，裱糊精神依然還融化到某些官員的血液裡、滲透到骨髓中。連鋃鐺入獄的官員寫懺悔書，依然追求字字對仗、句句排比，像秋天南飛的大雁，“一會排成一字形，一會排成人字形”，語不驚人死不休。
就如最近“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型展覽”中展出的某正部級官員的懺悔書手稿：
我感到了痛，深及肺腑；我充滿了愧，無地自容，我無限地悔，肝腸寸斷。我誠懇地向組織認錯、悔錯、改錯。
排比句式懺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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