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那年那月那日頭, 那山那水那河流。 自傳體家史小說, 再現家族歷史, 尊重史實, 尊重歷史人物，謹以此文獻給我的大哥大姐。
改革開放前，國家的戶籍制度相對穩定，人口流動少。農村孩子想要跳出農門，就只有兩條路：上學或者參軍。
個別學習好的學生，有機會繼續讀書考大學；絕大多數學生的命運是大浪淘沙，早早地小學還沒畢業就輟學了，回家幫大人幹農活。
父母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他們沒有文化，羨慕讀書人，祈望我們能好好讀書，跳出農門，不用再像他們那樣，受苦受累甚至捱餓受欺凌。
在那種家徒四壁，忍受飢餓，甚至我們娘幾個差點食物中毒，險遭不測的情況下，也絲毫沒有動搖父母供我們上學的決心。
1963年，大哥初中畢業，考上了學制三年的省農墾趙光農機校。當時大姐十三歲，她個子高挑，十分的俊秀。我們幾個還小，全家就靠父親一個人掙工分兒，養活一家老少。人口多，勞動力少，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父母無奈，決定讓小學還沒畢業的大姐輟學。
聽到父母的決定，大姐哭了三天，她堅決不同意。大姐聰明，學習好，小學五年級的課程，她只念了三年，中間連跳兩級，期末考試全班她仍然還是第一。擱現在妥妥的一個學霸，大學苗子。
大姐有志向，她想像大哥一樣讀書考大學，未來跳出農門。娘找來四姨，叫能說會道的四姨勸說姐，做姐的工作。
一連幾天，四姨的努力勸說起了作用，大姐絕望了，她哭著咬牙把課本全撕碎了，答應輟學下地勞動。學校老師聽說後，特意趕到我家勸說我父母，說姐是一棵好苗子，未來肯定會考一個不錯的學校，輟學回家，實在太可惜了，希望他們能改變態度，讓姐繼續讀書。
但當時家裡太困難了，父母沒有能力同時供兩個孩子上學。
大姐退學下來，既能掙工分貼補家用，還能幹家務活，照顧下面的四個弟妹。
多年來，輟學這件事成為姐心中的一個硬刺，一個永遠的心結。為了這個家，為了哥哥，她做出了人生最痛苦的選擇，輟學回家務農了。
當時大哥在外地上學，家裡發生的事，他不知道。那年放寒假，回家過春節，他才知道大姐輟學的事，我親眼看見大哥抽泣著，眼淚刷的流了下來。
現在，大哥提起此事，仍黯然神傷，說：“你大姐呀，為家裡犧牲最大，為我犧牲最大”。
在外求學的大哥，揹負著父母的全部希望。從小學到中專畢業，他共唸了十二年的書，這中間的辛酸和磨難，勤奮和自律，非一般人能比。
十年寒窗苦，家貧出貴子，大哥天資聰穎，從小學習就好。不論是念書還是後來的入團、入黨乃至工作後的提幹，他都走在同齡人的前面。為了實現父母的望子成龍夢，為了家裡能走出來一個讀書人，他書念得非常爭氣，非常的辛苦和不易。
上小學時，家裡買不起書包，娘用拆舊棉褲倒下的一塊布，給大哥包書本。哥每天抱著書本去上學，一直到了小學五年級。那年年底，年終分紅，父親花三塊七角錢，給大哥買了一個印有“艱苦樸素”四個紅字的黃書包。小學都快畢業了，大哥才背上心愛的書包。人家孩子買一角二分一支的天壇牌鉛筆，大哥只能買三分一支的白杆鉛筆，還得節省用到剩個鉛筆頭，都捨不得扔掉。
上初中了，很多同學用上了鋼筆，大哥只能買一角錢一支的木杆蘸水筆，兩片兒藍鋼筆水片兒，泡在鋼筆水瓶裡蘸著用。無論天怎麼冷，他都得捧在手裡。上課時，一邊聽老師講課，一邊用雙手捂住墨水瓶，怕墨水凍了不能蘸水寫字。
大姨家的二表哥張殿貴，在克東縣克東鎮當小學教師。一次，他來我家串門，見大哥上學沒有鋼筆，就把別在左側上衣兜的鋼筆，拿下來送給大哥。這支鋼筆，一直陪伴大哥到參加工作，後來條件好了，買了新筆，他也捨不得扔掉，一直珍藏著。
農村學校條件艱苦，一個大教室坐四個年級，一百多號人。一個老師上大課，得一年級講到四年級。學生們按年級順序坐，有的坐長條木板上，有的坐磚頭上，有的坐土坯上，後邊的才能坐凳子，參差不齊的，教室裡經常是鬧轟轟，老師五馬長槍的喊才能上課。
教室沒暖氣，學生手腳都凍裂了。學校用磚坯給砌了個爐子，買不起爐蓋子，就用教師食堂的一口破鍋扣在爐子上。
冬天沒有煤燒，學校組織學生，去生產隊地裡，把苞米柞子、谷柞子、茄柞子都拔回來燒，燻的滿屋都是煙，嗆的老師學生直咳嗽。
學校離家遠，中午得帶飯。娘用蒸乾糧的苞米葉子包個大餅子或窩頭，中間夾半根鹹黃瓜，給哥帶。天寒地凍，涼苞米麵餅子凍著吃，一咬一個白茬，大哥想喝一口涼水都沒有。
幾年下來，大哥患上了嚴重的胃病，天天胃疼冒酸水，直到三十多歲以後才慢慢將養好了。
每天上學，離家六里多地，碰到颳風下雨天，他都是跑跑走走。夏天下雨，頭頂一塊麻袋片，雨水浸溼腳上的鞋，連雙替換的都沒有。
冬天，風雪天就戴一頂破狗皮帽子，沒有襯衣沒有內褲就一套棉外衣。冷風順著脖領子、袖口往身子裡面灌，寒冷刺骨。
冬天零下40多度凍腳啊，出門的人都在腳上穿著靰勒，得緒上錘軟了的靰勒草，綁靰勒帶子。父親起的早，早晨要領著社員下地幹活，娘要做早飯。大哥自己不會綁，綁不上那個靰勒，緒不好草。著急啊，他就邊哭邊綁。好賴綁上了，在路上走一會，腳一動一抹，靰勒草就都滾包竄一邊去了。腳後跟全都磨壞了，連磨帶凍，腳後跟都爛成大窟窿。
後來穿上一種黑色的棉膠鞋，也沒啥可墊的，那時候哪有鞋墊兒，腳凍的都起大泡，腳後跟都爛多少次。大哥疼的上不了學，抱著腳在炕上哭。娘摟著大哥，心疼掉眼淚，沒有藥就上點艾葉灰。
那個年代，考學升學就是小寶塔，完全是大浪淘沙，每年大部學生都要被淘汰掉。等大哥考學的時候，全鄉畢業班，僅剩下二十八個考生，僅有的三名女生，都被綏化護士學校提前招走。
那一年，學校考上十四個人，列全縣第二，這也是衛星中學有史以來最輝煌的一次。我們惠頭鄉敏西村兒當時最響亮，五個考走四個，水頭村考走三個，蘭頭村考走三個，其餘就分散了。
初中畢業，成績優異的大哥選擇報考了農字頭的學校。他目的非常明確，農字口的畢業生，畢業後就能進國營農場。一旦人到了農場，就能把全家八口人帶走。如果大哥上高中再考大學，畢業進城裡，按當時的戶口政策，全家進城的可能性為零。
大哥心繫全家，還有一點就是早工作早掙錢，儘早減輕家庭負擔。同類的中專校，大哥選擇了學制最短的趙光農機校。結果畢業時趕上文化大革命，又多唸了一年。
求學在趙光機校，大哥申請了助學金，國家每月給特困生助學金七元二角錢。光靠補貼，吃飯都不夠。當年，一個饅頭(二兩)四分錢，一碗菠菜湯土豆條、大頭菜湯才二分錢，白菜炒粉一角錢，炒幹豆付二角錢。大哥捨不得花錢買菜吃，每頓吃兩個饅頭喝一碗菜湯，每天花三角錢，吃飯一個月也得九元的花銷。
錢不夠啊，大姐就領我到南山下磚窯背磚搬磚，我小搬不了幾塊，大姐稚嫩的雙肩、雙手都磨出了血泡；每週去一次，每月能掙六七塊錢，家裡打完場分了口糧，爹用爬犁拉一些到衛星糧庫賣糧。從牙縫裡擠出糧，換成糧票和錢，湊上大姐掙的錢一併補貼給大哥。
一次，家裡省吃儉用攢下了十五元錢，娘讓大姐去惠頭鄉的西屯郵局給大哥郵錢。大姐走在路上不慎把錢給弄丟了，她在路上往返兩次，來回尋找，問路過的村民都說沒撿到。
大姐號淘大哭，生氣自己弄丟了錢，哭的幾天吃不下飯。不得已，娘把家裡養的兩隻母雞賣了七元錢，給大哥郵去，接濟大哥別餓肚子。
那年大哥放暑假回家，眼看九月一日要開學了，人走不了沒錢買返校車票。鐵路公路加一起才六元六角錢，可家裡只有三元，差三元六角錢沒著落。娘無奈，領著大哥去了老舅家，向老舅借了三塊六角錢。
到了年底，生產隊欠收分不到活錢，實在沒辦法，家裡賣了點口糧，才還上欠我老舅的三塊六角錢。
每年的夏天，大哥只有一件花格襯衣。衣服髒了，要趕天好太陽足，午飯後洗涼在外邊。在宿舍裡光著上身午休，下午上課時再把襯衣穿上。
學校三年，哥沒使過一塊香皂，一支牙膏，用一塊錢買來的牙粉，每天刷牙。
放暑假，大哥回家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光著腳跟大人一樣下地割小麥。父親幹活快，在前面領頭，一個叫鄂四另一個叫利君山的兩個人，他們不想快乾，又找不著偷懶的理由，等割到一片窪地時，倆人放下鐮刀，用手連根拔小麥，把淤泥故意甩在我父親身上。
父親回頭看了看，沒言語，抖落了一下身上的土，繼續低頭割麥子。大哥看在眼裡，氣的渾身哆嗦。他和鄂四吵了起來。社員湯大姨父把大哥拉到一邊，小聲勸大哥：孩子，你小整不過他們，你別跟他們一樣，你爹當隊長孤單沒有勢利，你要好好學習，等你有出息了，把全家帶走，帶出農村！
從此大哥就暗下決心，一是要念好書，把全家帶走，離開農村，絕不能讓老爹在這兒再受欺負。
大哥學習刻苦，思想要求進步。凡事，他一定要走在同學的前面。
他中學就入團當學生幹部，在學校就和另一名同學，代表衛星中學參加了公社團代會。
1968年，大哥中專畢業後，分配去了瀋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兵團一師二團。參加工作僅三天，經師部在二團蹲點的師幹部科現役軍人介紹，報請師黨委直接批准入黨，師部建議二團提了幹，被二團黨委任命為二營宣傳幹事。
1970年，大哥任連隊副指導員，他從基層領導做起，一步一個腳印，一步一個臺階，僅用十多年的努力，就連任政企合一的北安農墾局紅星農場黨委書記兼場長、北大荒集團紅星農墾科工貿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領導三萬七千多名職工和家屬。
1972年，大哥終於如願以償把全家接走，安家落戶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全家人過上了好日子。
他像歌曲《大哥》中唱的一樣，為了這個家，從來不說苦，總和我們一起分享快樂......面對挫折不曾退縮，每一次總是分擔......
大哥孝敬父母，扶攜弟妹，盡到了長子和長兄的責任。他是父親的好兒子，弟弟妹妹的好哥哥。
當年在農村，九口之家（嫂子和我們一起住），幹一年到頭，有時成了脹肚戶，口糧都靠賒欠才領回來。到了兵團，全家人吃上雪白的大饅頭了，餓不著了，也冷不著了。
大哥在王氏家族的歷史上寫出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八十年代初，組織上要發展我入黨，局黨委政治部派人到大哥單位搞外調，北安農墾局黨委組織部出具的大哥檔案材料，上面寫著省委組織部和省農墾總局對大哥的考核評語：政治歷史清白，無任何歷史和現實問題。結論是: 此人可以重用。
我這時才明白父親在嚴重自然災害時，為什麼不許我們參與偷糧搶糧，父親就是希望我們嚴守法紀保持政治歷史清白。小時候我受孃的影響，當年曾誤解父親，認為他無能膽小怕事，參加公安工作後, 我才理解了父親。
在那艱苦的條件下，父母省吃儉用，寧可累折腰弦也要供我們上學，除大姐輟學以外，其他二個女兒也都是初中畢業和高中畢業。
我們哥仨個，笫一學歷都是中專、大專畢業。參加工作後，我和弟弟志鋼都通過在職推薦選拔保送，脫產學習上的大學，大哥工作忙，是通過自學考試，取得了本科以上學歷。都被評聘上了高級工程師、政工師的職稱。
大姐在伊春林區任朗鄉林業局木材加工廠團委書記，後調到教育後勤作，現已退休，在林區安度晚年，二個妹妹工作都能獨檔一面，二妹淑玲任農場職工醫院化驗師，剛一退休，就被上海的大醫院高薪聘請為檢驗科主任，到大城市醫院發揮餘熱，小妹淑英任農場糧食外貿科助理，現在煙臺開發區經商，發展不錯。
這在父親的同齡人中，寥寥無幾；就是我們的同齡人中，也屈指可數。
我們兄弟姐妹，出生和成長的那個年代，正是國家經濟最困難時期 。不單我家這樣，絕大多數的家庭也未脫貧都達不到溫飽，但像我父母，一心供子女讀書的，子女都能事業有成，岀類拔翠，就是少數了。
父親性格堅強剛毅，想事開通，眼光長遠，三個女兒找對象嫁人，都是自由戀愛，沒收一分彩禮。
當年，如果沒有父母含辛茹苦，沒有大姐犧牲自己，幫父母託舉起這個家，就沒有大哥的今天，也更沒有兄弟姐妹的今天。
（未完待續） 2017.2月於海南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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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於三亞
作者簡介王志華 ，筆名遠近，齊齊哈爾市作家協會會員。曾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知青，中國一重教師，富拉爾基公安分局民警、副所長、指導員、分局政治處宣傳幹事、教導員。1977年畢業於哈爾濱電機學校政文專業。在《齊齊哈爾日報》《鶴城晚報》《齊齊哈爾公安報》《原創文學》《海南文苑》等報刊發表過多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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