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那年那月那日头, 那山那水那河流。 自传体家史小说, 再现家族历史, 尊重史实, 尊重历史人物，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大哥大姐。
改革开放前，国家的户籍制度相对稳定，人口流动少。农村孩子想要跳出农门，就只有两条路：上学或者参军。
个别学习好的学生，有机会继续读书考大学；绝大多数学生的命运是大浪淘沙，早早地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了，回家帮大人干农活。
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没有文化，羡慕读书人，祈望我们能好好读书，跳出农门，不用再像他们那样，受苦受累甚至挨饿受欺凌。
在那种家徒四壁，忍受饥饿，甚至我们娘几个差点食物中毒，险遭不测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动摇父母供我们上学的决心。
1963年，大哥初中毕业，考上了学制三年的省农垦赵光农机校。当时大姐十三岁，她个子高挑，十分的俊秀。我们几个还小，全家就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儿，养活一家老少。人口多，劳动力少，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父母无奈，决定让小学还没毕业的大姐辍学。
听到父母的决定，大姐哭了三天，她坚决不同意。大姐聪明，学习好，小学五年级的课程，她只念了三年，中间连跳两级，期末考试全班她仍然还是第一。搁现在妥妥的一个学霸，大学苗子。
大姐有志向，她想像大哥一样读书考大学，未来跳出农门。娘找来四姨，叫能说会道的四姨劝说姐，做姐的工作。
一连几天，四姨的努力劝说起了作用，大姐绝望了，她哭着咬牙把课本全撕碎了，答应辍学下地劳动。学校老师听说后，特意赶到我家劝说我父母，说姐是一棵好苗子，未来肯定会考一个不错的学校，辍学回家，实在太可惜了，希望他们能改变态度，让姐继续读书。
但当时家里太困难了，父母没有能力同时供两个孩子上学。
大姐退学下来，既能挣工分贴补家用，还能干家务活，照顾下面的四个弟妹。
多年来，辍学这件事成为姐心中的一个硬刺，一个永远的心结。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她做出了人生最痛苦的选择，辍学回家务农了。
当时大哥在外地上学，家里发生的事，他不知道。那年放寒假，回家过春节，他才知道大姐辍学的事，我亲眼看见大哥抽泣着，眼泪刷的流了下来。
现在，大哥提起此事，仍黯然神伤，说：“你大姐呀，为家里牺牲最大，为我牺牲最大”。
在外求学的大哥，背负着父母的全部希望。从小学到中专毕业，他共念了十二年的书，这中间的辛酸和磨难，勤奋和自律，非一般人能比。
十年寒窗苦，家贫出贵子，大哥天资聪颖，从小学习就好。不论是念书还是后来的入团、入党乃至工作后的提干，他都走在同龄人的前面。为了实现父母的望子成龙梦，为了家里能走出来一个读书人，他书念得非常争气，非常的辛苦和不易。
上小学时，家里买不起书包，娘用拆旧棉裤倒下的一块布，给大哥包书本。哥每天抱着书本去上学，一直到了小学五年级。那年年底，年终分红，父亲花三块七角钱，给大哥买了一个印有“艰苦朴素”四个红字的黄书包。小学都快毕业了，大哥才背上心爱的书包。人家孩子买一角二分一支的天坛牌铅笔，大哥只能买三分一支的白杆铅笔，还得节省用到剩个铅笔头，都舍不得扔掉。
上初中了，很多同学用上了钢笔，大哥只能买一角钱一支的木杆蘸水笔，两片儿蓝钢笔水片儿，泡在钢笔水瓶里蘸着用。无论天怎么冷，他都得捧在手里。上课时，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用双手捂住墨水瓶，怕墨水冻了不能蘸水写字。
大姨家的二表哥张殿贵，在克东县克东镇当小学教师。一次，他来我家串门，见大哥上学没有钢笔，就把别在左侧上衣兜的钢笔，拿下来送给大哥。这支钢笔，一直陪伴大哥到参加工作，后来条件好了，买了新笔，他也舍不得扔掉，一直珍藏着。
农村学校条件艰苦，一个大教室坐四个年级，一百多号人。一个老师上大课，得一年级讲到四年级。学生们按年级顺序坐，有的坐长条木板上，有的坐砖头上，有的坐土坯上，后边的才能坐凳子，参差不齐的，教室里经常是闹轰轰，老师五马长枪的喊才能上课。
教室没暖气，学生手脚都冻裂了。学校用砖坯给砌了个炉子，买不起炉盖子，就用教师食堂的一口破锅扣在炉子上。
冬天没有煤烧，学校组织学生，去生产队地里，把苞米柞子、谷柞子、茄柞子都拔回来烧，熏的满屋都是烟，呛的老师学生直咳嗽。
学校离家远，中午得带饭。娘用蒸干粮的苞米叶子包个大饼子或窝头，中间夹半根咸黄瓜，给哥带。天寒地冻，凉苞米面饼子冻着吃，一咬一个白茬，大哥想喝一口凉水都没有。
几年下来，大哥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天天胃疼冒酸水，直到三十多岁以后才慢慢将养好了。
每天上学，离家六里多地，碰到刮风下雨天，他都是跑跑走走。夏天下雨，头顶一块麻袋片，雨水浸湿脚上的鞋，连双替换的都没有。
冬天，风雪天就戴一顶破狗皮帽子，没有衬衣没有内裤就一套棉外衣。冷风顺着脖领子、袖口往身子里面灌，寒冷刺骨。
冬天零下40多度冻脚啊，出门的人都在脚上穿着靰勒，得绪上锤软了的靰勒草，绑靰勒带子。父亲起的早，早晨要领着社员下地干活，娘要做早饭。大哥自己不会绑，绑不上那个靰勒，绪不好草。着急啊，他就边哭边绑。好赖绑上了，在路上走一会，脚一动一抹，靰勒草就都滚包窜一边去了。脚后跟全都磨坏了，连磨带冻，脚后跟都烂成大窟窿。
后来穿上一种黑色的棉胶鞋，也没啥可垫的，那时候哪有鞋垫儿，脚冻的都起大泡，脚后跟都烂多少次。大哥疼的上不了学，抱着脚在炕上哭。娘搂着大哥，心疼掉眼泪，没有药就上点艾叶灰。
那个年代，考学升学就是小宝塔，完全是大浪淘沙，每年大部学生都要被淘汰掉。等大哥考学的时候，全乡毕业班，仅剩下二十八个考生，仅有的三名女生，都被绥化护士学校提前招走。
那一年，学校考上十四个人，列全县第二，这也是卫星中学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次。我们惠头乡敏西村儿当时最响亮，五个考走四个，水头村考走三个，兰头村考走三个，其余就分散了。
初中毕业，成绩优异的大哥选择报考了农字头的学校。他目的非常明确，农字口的毕业生，毕业后就能进国营农场。一旦人到了农场，就能把全家八口人带走。如果大哥上高中再考大学，毕业进城里，按当时的户口政策，全家进城的可能性为零。
大哥心系全家，还有一点就是早工作早挣钱，尽早减轻家庭负担。同类的中专校，大哥选择了学制最短的赵光农机校。结果毕业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又多念了一年。
求学在赵光机校，大哥申请了助学金，国家每月给特困生助学金七元二角钱。光靠补贴，吃饭都不够。当年，一个馒头(二两)四分钱，一碗菠菜汤土豆条、大头菜汤才二分钱，白菜炒粉一角钱，炒干豆付二角钱。大哥舍不得花钱买菜吃，每顿吃两个馒头喝一碗菜汤，每天花三角钱，吃饭一个月也得九元的花销。
钱不够啊，大姐就领我到南山下砖窑背砖搬砖，我小搬不了几块，大姐稚嫩的双肩、双手都磨出了血泡；每周去一次，每月能掙六七块钱，家里打完场分了口粮，爹用爬犁拉一些到卫星粮库卖粮。从牙缝里挤出粮，换成粮票和钱，凑上大姐挣的钱一并补贴给大哥。
一次，家里省吃俭用攒下了十五元钱，娘让大姐去惠头乡的西屯邮局给大哥邮钱。大姐走在路上不慎把钱给弄丢了，她在路上往返两次，来回寻找，问路过的村民都说没捡到。
大姐号淘大哭，生气自己弄丢了钱，哭的几天吃不下饭。不得已，娘把家里养的两只母鸡卖了七元钱，给大哥邮去，接济大哥别饿肚子。
那年大哥放暑假回家，眼看九月一日要开学了，人走不了没钱买返校车票。铁路公路加一起才六元六角钱，可家里只有三元，差三元六角钱没着落。娘无奈，领着大哥去了老舅家，向老舅借了三块六角钱。
到了年底，生产队欠收分不到活钱，实在没办法，家里卖了点口粮，才还上欠我老舅的三块六角钱。
每年的夏天，大哥只有一件花格衬衣。衣服脏了，要赶天好太阳足，午饭后洗凉在外边。在宿舍里光着上身午休，下午上课时再把衬衣穿上。
学校三年，哥没使过一块香皂，一支牙膏，用一块钱买来的牙粉，每天刷牙。
放暑假，大哥回家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光着脚跟大人一样下地割小麦。父亲干活快，在前面领头，一个叫鄂四另一个叫利君山的两个人，他们不想快干，又找不着偷懒的理由，等割到一片洼地时，俩人放下镰刀，用手连根拔小麦，把淤泥故意甩在我父亲身上。
父亲回头看了看，没言语，抖落了一下身上的土，继续低头割麦子。大哥看在眼里，气的浑身哆嗦。他和鄂四吵了起来。社员汤大姨父把大哥拉到一边，小声劝大哥：孩子，你小整不过他们，你别跟他们一样，你爹当队长孤单没有势利，你要好好学习，等你有出息了，把全家带走，带出农村！
从此大哥就暗下决心，一是要念好书，把全家带走，离开农村，绝不能让老爹在这儿再受欺负。
大哥学习刻苦，思想要求进步。凡事，他一定要走在同学的前面。
他中学就入团当学生干部，在学校就和另一名同学，代表卫星中学参加了公社团代会。
1968年，大哥中专毕业后，分配去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兵团一师二团。参加工作仅三天，经师部在二团蹲点的师干部科现役军人介绍，报请师党委直接批准入党，师部建议二团提了干，被二团党委任命为二营宣传干事。
1970年，大哥任连队副指导员，他从基层领导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仅用十多年的努力，就连任政企合一的北安农垦局红星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北大荒集团红星农垦科工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领导三万七千多名职工和家属。
1972年，大哥终于如愿以偿把全家接走，安家落户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全家人过上了好日子。
他像歌曲《大哥》中唱的一样，为了这个家，从来不说苦，总和我们一起分享快乐......面对挫折不曾退缩，每一次总是分担......
大哥孝敬父母，扶携弟妹，尽到了长子和长兄的责任。他是父亲的好儿子，弟弟妹妹的好哥哥。
当年在农村，九口之家（嫂子和我们一起住），干一年到头，有时成了胀肚户，口粮都靠赊欠才领回来。到了兵团，全家人吃上雪白的大馒头了，饿不着了，也冷不着了。
大哥在王氏家族的历史上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八十年代初，组织上要发展我入党，局党委政治部派人到大哥单位搞外调，北安农垦局党委组织部出具的大哥档案材料，上面写着省委组织部和省农垦总局对大哥的考核评语：政治历史清白，无任何历史和现实问题。结论是: 此人可以重用。
我这时才明白父亲在严重自然灾害时，为什么不许我们参与偷粮抢粮，父亲就是希望我们严守法纪保持政治历史清白。小时候我受娘的影响，当年曾误解父亲，认为他无能胆小怕事，参加公安工作后, 我才理解了父亲。
在那艰苦的条件下，父母省吃俭用，宁可累折腰弦也要供我们上学，除大姐辍学以外，其他二个女儿也都是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
我们哥仨个，笫一学历都是中专、大专毕业。参加工作后，我和弟弟志钢都通过在职推荐选拔保送，脱产学习上的大学，大哥工作忙，是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本科以上学历。都被评聘上了高级工程师、政工师的职称。
大姐在伊春林区任朗乡林业局木材加工厂团委书记，后调到教育后勤作，现已退休，在林区安度晚年，二个妹妹工作都能独档一面，二妹淑玲任农场职工医院化验师，刚一退休，就被上海的大医院高薪聘请为检验科主任，到大城市医院发挥余热，小妹淑英任农场粮食外贸科助理，现在烟台开发区经商，发展不错。
这在父亲的同龄人中，寥寥无几；就是我们的同龄人中，也屈指可数。
我们兄弟姐妹，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年代，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 。不单我家这样，绝大多数的家庭也未脫贫都达不到温饱，但像我父母，一心供子女读书的，子女都能事业有成，岀类拔翠，就是少数了。
父亲性格坚强刚毅，想事开通，眼光长远，三个女儿找对象嫁人，都是自由恋爱，没收一分彩礼。
当年，如果没有父母含辛茹苦，没有大姐牺牲自己，帮父母托举起这个家，就没有大哥的今天，也更没有兄弟姐妹的今天。
（未完待续） 2017.2月于海南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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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三亚
作者简介王志华 ，笔名远近，齐齐哈尔市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中国一重教师，富拉尔基公安分局民警、副所长、指导员、分局政治处宣传干事、教导员。1977年毕业于哈尔滨电机学校政文专业。在《齐齐哈尔日报》《鹤城晚报》《齐齐哈尔公安报》《原创文学》《海南文苑》等报刊发表过多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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