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雖然蒙古帝國信仰薩滿教，但是他們也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因此，在1219年的時候，佛教僧侶也獲得了免差權。

耶律楚材提高儒家的地位，用考試的方法選取“儒戶”

成吉思汗死後，窩闊臺即位，儒者耶律楚材深受信任，開始請求恢復華夏地方的舊秩序，恢復孔子後人衍聖公的職位，並重用儒生。

公元1238年，在耶律楚材的推動下，開始了選取儒戶的考試，凡是考取者，也可以和佛教僧侶和道教道士獲得同樣的免差權。

這次考試，一次性就選出了4030位儒生。雖然這次考試，考中者很少有人像此前朝代那樣，獲得官職，但是他們可以不用服勞役和交賦稅。而且，考中者裡面，有很多“賤民”，這是一大進步，因為在元朝之前，“賤民”往往是不能參加考試的。

到了忽必烈時期，忽必烈對儒家思想更加具有好感（可以用來治國）。可是，當時儒戶裡面摻雜進了各色人等，有些有錢人為了免除傜役，用不正當手段成為儒戶。於是，忽必烈命大臣在北方，也就是元朝原先佔有的領土上進行一次甄選，進行了一次考試，刷掉了一批學問不行和假的儒戶。

在1276年，在北方地區一共選出2890戶儒戶。根據蕭啟慶的統計，此時儒戶只佔漢籍軍民總戶數的0.17%。由於南方南宋地區，儒家士大夫人數更多，大約佔到0.85%。

儒戶的特權：國家給你錢和補貼，讓你安心讀書

我們前面說了，儒戶可以跟僧、道一樣，擁有免差權，此外，儒戶也可以不事生產。在元朝，儒戶的唯一任務就是讀書學習，從而參加考試，然後當官。每戶必須要出一名子弟入學學習。由此可見，元朝對儒戶是比較寬容的。

國家會發給儒戶獎學金，讀書的學子每天還管兩頓飯，每個月還給工資。

不過，最後我們還要強調，雖然元朝給予了儒戶種種優惠的政策，但是，由於政權被蒙古貴族所把持，儒戶很少能像之前唐、宋時期那樣，參加科舉考試做官，而且也備受貴族的歧視。

而且，元朝時期，儒戶是與僧侶、道士地位一樣，喪失了此前儒家士大夫“四民之首”的地位。這不得不說，是對儒家士大夫地位的一次打擊。

只不過，儒家士大夫並不像鄭思肖、謝枋得所說，身份那麼卑賤。

兮兮說事兒

我們現在有關於老師是臭老九的說法。這個臭老九的來歷，其實是元朝的等級制度。在元朝，為了管理各色人等，蒙古統治者特意將人物分為十類：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和十丐。

從這種分類可以清楚地看出，官員的地位最高，然後是和尚道士，醫生和有手藝的人是再低一等，出賣色相的娼妓低位也比讀書人高。

為什麼元朝會形成這種極為可怕的等級觀念呢？

忽必烈建立了蒙漢統治階級聯合的新王朝，但他首先是蒙古貴族利益的代表，他採行中原制度是有條件有限度的。1262年，山東行省的軍閥李璮趁忽必烈與阿里不哥激戰之機發動叛亂，給元政權以很大威脅。叛亂很快被鎮壓了，但元朝廷中不少漢人高級官僚和此事有牽連。這件事加深了忽必烈對漢人的疑懼。

忽必烈實行挑撥民族矛盾、分而治之的政策，頒佈了一系列民族鎮壓、民族歧視的法令。李璮叛亂後，忽必烈在朝中日益重用西域來華的 “色目人”(元代對中亞、阿拉伯、歐洲等地來華的各族人的統稱，“色目”即漢語中的“各色名目”，表示種類繁多) 以牽制漢人官僚的勢力。

全國統一後，忽必烈又利用金和南宋長期對立而出現的南北隔閡，把漢族人分為北、南兩類， 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第一蒙古、第二色目、第三漢人(北方漢族和原來的女真、契丹人)、第四南人(原南宋統治區人民)的“四等人制”。 各等人政治待遇極不平等。 在許多中央機構和路、 府、 州、 縣各級地方政府中，元朝還設置了“達魯花赤”(蒙語意為鎮守者)作為“監臨官”，規定由蒙古或色目人充當，達魯花赤對所在機構官員處理的政事擁有最後裁決權。在法律上，四等人犯同樣的罪，量刑時漢、南人要重得多。科舉考試時，蒙古、色目人的考題標準較漢、

南人低，而錄取的名額比例卻遠遠超過漢、 南人。由於蒙古舊制和民族壓迫的因素，元代統治制度呈現出漢蒙二元性和矛盾，使統治機器不能充分運轉而廣泛發揮作用。除了軍事體系外，元朝廷對地方上尤其是南方的實際管理相當粗疏，大部分蒙古、色目官員不懂漢語，也不瞭解漢地民情。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元朝社會不斷處於動盪之中。

倪說歷史

這句話的出處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說第一個是鄭思肖的《心史》，在裡面寫道：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娼、九儒、十丐。”

第二個就是謝枋的《疊山集》，裡面也有這句話的內容：

“滑稽之雄，以儒者為戲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謂其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謂其無益於國也。”

但是也不是沒有任何的共同點，這兩個出處都是宋末遺民所書。雖然出處是有了但是這裡面的幾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謂的一官二吏中的“官”是政府官員，“吏”是不能提升成官員的政府臨時僱員。官吏就是官員，在當時的社會制度下，官吏手中的權利都可以幫助很多人通向財路，也讓很多人趨之若鶩。所以官和吏的排名排在一二位也是自然的。

而三僧四道其中的“僧”是佛教僧侶，“道”是道教道士。官吏掌管了權柄和財路，解釋宗教的權利便在僧道的手裡，這個群體順應了當時社會迷信的發展，給大家帶去一些精神寄託，算是基本實現不幹活吃白飯的夢想，後也形容他們“招搖撞騙”。

五醫六工七匠“醫”是指醫生，“工”是高級工程技術人員，“匠”是低級手工技術人員。這三個群體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長，醫生可以治病救人，高級工程技術人員也是這樣，社會對這一類群體有需要。且他們可以提供技術，促進社會都改革發展。匠人便更多的是提供勞動，不怎麼提供技術，是社會不可缺少的部分，畢竟總要有人幹活來創造價值。地位居中也是很合理的。現在已經基本把工匠相聯繫起來了。

至於最低等級的八娼九儒十，“娼”是妓女，“儒”是知識分子，“丐”是乞丐。當然讓我們很疑惑的就是為什麼知識分子排在妓女後面。可能有這兩個原因：

一是“九”這個數字比較特殊，比如人分三六九等，所以儒生們排不到三六，就想排九；二可能是寫這句話的時候在自嘲，有句俗語就是“百無一用是書生”。知識分子一腔熱血，卻又無處安放，所以借排名來自嘲連妓女都不如。

實這個排名很荒誕，而且排名這個東西本就不是絕對的，是隨大的社會背景下而改變的。很顯然現在這十個職業的排名變化早已重新洗牌，這當然也得益於社會的不斷髮展和進步。現在的生活已經更欣欣向榮，也更多的是照顧到基層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現在應該做的就是不忘初心跟黨走，做好本職工作，迎接更美好好的未來。

文／琴公子

史之策

應該是當時人們對三教九流的順口溜，這個有不同的版本流傳。早年間我看過的是這麼說，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中九流:一流舉，二流醫，三流風籤，四流批，…下九流:一修腳，二剃頭，三從四班五抹流，六盜七娼八戲九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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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開始人分十個等級。到了元朝更甚於南宋。把整個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各種職業分成十個等級。也就是所謂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用我們現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我。第一位官員。第二位小吏。第三位和尚。第四位道士。第五位醫生。第六位工人。第七位技術員。第八位妓女。第九位知識分子。第十位乞丐。整個排名把知識分子的排位僅僅在乞丐之上。還在妓女的地位只下午。可見元朝對知識分子的貶低。元朝應該是我國曆史上侵略性最強的朝代。國家崇尚武力。對知識分子非常看不起覺得只是比乞丐強一點而已。

人分為十等不是元朝而定。但是元朝在南宋的基礎上更加深入話。可以說是"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的調侃之語。但人分為十個等級本身就是對生活社會中底層人民的一種歧視性的劃分。最最過分的就是"八娼九儒十丐"。充分說明讀書人的地位沒有妓女高，僅僅比乞丐強。這也是對知識分子的歧視。前些年有人戲稱"臭老九"也是這麼來的。

方圓論壇

一、實則它是元朝社會地位的排名。

地位最高的是官員，其次是胥吏，再次是和尚，這是當時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三種人；四是道士，五是百工（為各種手工業者和手工業行業的總稱），六是種地農民；匠人排第七（如石匠、木匠、泥瓦匠等），娼妓排第八，第九是讀書人，最末流是乞丐。

其實原始的話語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娼、九儒、十丐。

九儒十丐已經成為漢語成語，意指讀書人受到歧視和虐待。與近年的“讀書無用論”大抵相似，可是我們已經不會使用“九儒十丐”的成語，這確實是一種悲哀。

金庸先生創造了一個著名的武俠人物，洪七公，為中原五絕之一，江湖上都喚他為“九指神丐”，我無端覺得，這麼琅琅上口，可能真是老爺子改編自“九儒十丐”的成語。

二、出處。

出處在兩位南宋遺民的著作中。

一位叫謝枋得，一位叫鄭思肖，都是堅定的反元義士。

三、真假。

不能證明這種說法是真的，但也不能就確言是謠言，總的來說，應該是假的。

已有文史作者寫文論析並辯駁過，此處不再引用。再說三點我的補充：

1、《元史》中只有“諸色戶計”的記載：

《元史·卷九十三》：然其戶大抵不一，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於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外又有攤絲戶、儲也速兒所管納絲戶、復業戶，並漸成丁戶。……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

這是一種戶藉制度，雖說一經劃定，再不許更易，但似乎並無特別的高下貴賤之分，也並未一字不易的記載九儒十丐等十等人。

2、元朝對知識分子比較寬容。

我們耳熟能詳的《竇娥冤》，臺詞有“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之句，應該說，再傻的人都能聽出來其中的諷喻統治者之意，但是上演後，關漢卿啥事沒有。

再有劇中竇娥的父親竇天章科場高中，榮升高官，衣錦還鄉，為竇娥平復冤情。也正好反證了元朝的科舉制度並不排斥漢人——叫蒙古人去考場，顯然是難為他們了。

3、明朝民間讀書人對元朝並無刻骨之恨。

後之視之，猶今之視昔，這事實上為我們提供了看問題的另一個角度。

《警世通言》是明代的筆記小說合集，裡面有個故事，“桂員外途窮懺悔”，寫元朝天順年間，也不過說善惡果報之事。

裡面有個叫支德的讀書人，官場失意後居然仍然“立志要做清官”。

有個陳太守，打官司時居然“正直無私”，助平頭百姓而不助衙內公子。

主人公施還及第為官，與岳家“施支二姓，子孫善衍，為東吳名族”。

說到朱明對蒙元之恨，我們總是會想到那句話，“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誠然，蒙元雖為大一統，但存在感實在薄弱，其“四等人制度”也令人深惡痛絕。

但其實四等人制度也與十等人的說法一樣，都沒有史料支撐。

由此看來，當黃金家族的榮耀消散如煙，當鐵木真的子孫都似乎受到了某種詛咒，拂開故紙堆，我們會驚訝的發現，元朝似乎並沒我們想象的那麼糟。

王事情

一官二吏到九儒十丐，是元初各職業在社會中的地位排名，這個排名正是“九儒”發明的，是儒生群體在新時代中成為Loser後的一種自我解嘲。

九儒，宋末元初的愛宋志士鄭思肖、謝枋得把儒生群體塞進八娼十丐中，一是“九”這個數字在古代漢語體系中，非常吉利討喜，絕捨不得讓給別人；二是自嘲，元初書生百無一用，喪失了上升通道，一腔熱血無處發洩，只好用來寫元曲等小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