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虽然蒙古帝国信仰萨满教，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因此，在1219年的时候，佛教僧侣也获得了免差权。

耶律楚材提高儒家的地位，用考试的方法选取“儒户”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即位，儒者耶律楚材深受信任，开始请求恢复华夏地方的旧秩序，恢复孔子后人衍圣公的职位，并重用儒生。

公元1238年，在耶律楚材的推动下，开始了选取儒户的考试，凡是考取者，也可以和佛教僧侣和道教道士获得同样的免差权。

这次考试，一次性就选出了4030位儒生。虽然这次考试，考中者很少有人像此前朝代那样，获得官职，但是他们可以不用服劳役和交赋税。而且，考中者里面，有很多“贱民”，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在元朝之前，“贱民”往往是不能参加考试的。

到了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对儒家思想更加具有好感（可以用来治国）。可是，当时儒户里面掺杂进了各色人等，有些有钱人为了免除傜役，用不正当手段成为儒户。于是，忽必烈命大臣在北方，也就是元朝原先占有的领土上进行一次甄选，进行了一次考试，刷掉了一批学问不行和假的儒户。

在1276年，在北方地区一共选出2890户儒户。根据萧启庆的统计，此时儒户只占汉籍军民总户数的0.17%。由于南方南宋地区，儒家士大夫人数更多，大约占到0.85%。

儒户的特权：国家给你钱和补贴，让你安心读书

我们前面说了，儒户可以跟僧、道一样，拥有免差权，此外，儒户也可以不事生产。在元朝，儒户的唯一任务就是读书学习，从而参加考试，然后当官。每户必须要出一名子弟入学学习。由此可见，元朝对儒户是比较宽容的。

国家会发给儒户奖学金，读书的学子每天还管两顿饭，每个月还给工资。

不过，最后我们还要强调，虽然元朝给予了儒户种种优惠的政策，但是，由于政权被蒙古贵族所把持，儒户很少能像之前唐、宋时期那样，参加科举考试做官，而且也备受贵族的歧视。

而且，元朝时期，儒户是与僧侣、道士地位一样，丧失了此前儒家士大夫“四民之首”的地位。这不得不说，是对儒家士大夫地位的一次打击。

只不过，儒家士大夫并不像郑思肖、谢枋得所说，身份那么卑贱。

兮兮说事儿

我们现在有关于老师是臭老九的说法。这个臭老九的来历，其实是元朝的等级制度。在元朝，为了管理各色人等，蒙古统治者特意将人物分为十类：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和十丐。

从这种分类可以清楚地看出，官员的地位最高，然后是和尚道士，医生和有手艺的人是再低一等，出卖色相的娼妓低位也比读书人高。

为什么元朝会形成这种极为可怕的等级观念呢？

忽必烈建立了蒙汉统治阶级联合的新王朝，但他首先是蒙古贵族利益的代表，他采行中原制度是有条件有限度的。1262年，山东行省的军阀李璮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激战之机发动叛乱，给元政权以很大威胁。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但元朝廷中不少汉人高级官僚和此事有牵连。这件事加深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

忽必烈实行挑拨民族矛盾、分而治之的政策，颁布了一系列民族镇压、民族歧视的法令。李璮叛乱后，忽必烈在朝中日益重用西域来华的 “色目人”(元代对中亚、阿拉伯、欧洲等地来华的各族人的统称，“色目”即汉语中的“各色名目”，表示种类繁多) 以牵制汉人官僚的势力。

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又利用金和南宋长期对立而出现的南北隔阂，把汉族人分为北、南两类， 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第一蒙古、第二色目、第三汉人(北方汉族和原来的女真、契丹人)、第四南人(原南宋统治区人民)的“四等人制”。 各等人政治待遇极不平等。 在许多中央机构和路、 府、 州、 县各级地方政府中，元朝还设置了“达鲁花赤”(蒙语意为镇守者)作为“监临官”，规定由蒙古或色目人充当，达鲁花赤对所在机构官员处理的政事拥有最后裁决权。在法律上，四等人犯同样的罪，量刑时汉、南人要重得多。科举考试时，蒙古、色目人的考题标准较汉、

南人低，而录取的名额比例却远远超过汉、 南人。由于蒙古旧制和民族压迫的因素，元代统治制度呈现出汉蒙二元性和矛盾，使统治机器不能充分运转而广泛发挥作用。除了军事体系外，元朝廷对地方上尤其是南方的实际管理相当粗疏，大部分蒙古、色目官员不懂汉语，也不了解汉地民情。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元朝社会不断处于动荡之中。

倪说历史

这句话的出处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是郑思肖的《心史》，在里面写道：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

第二个就是谢枋的《叠山集》，里面也有这句话的内容：

“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

但是也不是没有任何的共同点，这两个出处都是宋末遗民所书。虽然出处是有了但是这里面的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一官二吏中的“官”是政府官员，“吏”是不能提升成官员的政府临时雇员。官吏就是官员，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官吏手中的权利都可以帮助很多人通向财路，也让很多人趋之若鹜。所以官和吏的排名排在一二位也是自然的。

而三僧四道其中的“僧”是佛教僧侣，“道”是道教道士。官吏掌管了权柄和财路，解释宗教的权利便在僧道的手里，这个群体顺应了当时社会迷信的发展，给大家带去一些精神寄托，算是基本实现不干活吃白饭的梦想，后也形容他们“招摇撞骗”。

五医六工七匠“医”是指医生，“工”是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匠”是低级手工技术人员。这三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医生可以治病救人，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也是这样，社会对这一类群体有需要。且他们可以提供技术，促进社会都改革发展。匠人便更多的是提供劳动，不怎么提供技术，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毕竟总要有人干活来创造价值。地位居中也是很合理的。现在已经基本把工匠相联系起来了。

至于最低等级的八娼九儒十，“娼”是妓女，“儒”是知识分子，“丐”是乞丐。当然让我们很疑惑的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排在妓女后面。可能有这两个原因：

一是“九”这个数字比较特殊，比如人分三六九等，所以儒生们排不到三六，就想排九；二可能是写这句话的时候在自嘲，有句俗语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分子一腔热血，却又无处安放，所以借排名来自嘲连妓女都不如。

实这个排名很荒诞，而且排名这个东西本就不是绝对的，是随大的社会背景下而改变的。很显然现在这十个职业的排名变化早已重新洗牌，这当然也得益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现在的生活已经更欣欣向荣，也更多的是照顾到基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不忘初心跟党走，做好本职工作，迎接更美好好的未来。

文／琴公子

史之策

应该是当时人们对三教九流的顺口溜，这个有不同的版本流传。早年间我看过的是这么说，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中九流:一流举，二流医，三流风签，四流批，…下九流:一修脚，二剃头，三从四班五抹流，六盗七娼八戏九吹手

白176881508

南宋开始人分十个等级。到了元朝更甚于南宋。把整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各种职业分成十个等级。也就是所谓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第一位官员。第二位小吏。第三位和尚。第四位道士。第五位医生。第六位工人。第七位技术员。第八位妓女。第九位知识分子。第十位乞丐。整个排名把知识分子的排位仅仅在乞丐之上。还在妓女的地位只下午。可见元朝对知识分子的贬低。元朝应该是我国历史上侵略性最强的朝代。国家崇尚武力。对知识分子非常看不起觉得只是比乞丐强一点而已。

人分为十等不是元朝而定。但是元朝在南宋的基础上更加深入话。可以说是"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的调侃之语。但人分为十个等级本身就是对生活社会中底层人民的一种歧视性的划分。最最过分的就是"八娼九儒十丐"。充分说明读书人的地位没有妓女高，仅仅比乞丐强。这也是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前些年有人戏称"臭老九"也是这么来的。

方圆论坛

一、实则它是元朝社会地位的排名。

地位最高的是官员，其次是胥吏，再次是和尚，这是当时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三种人；四是道士，五是百工（为各种手工业者和手工业行业的总称），六是种地农民；匠人排第七（如石匠、木匠、泥瓦匠等），娼妓排第八，第九是读书人，最末流是乞丐。

其实原始的话语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

九儒十丐已经成为汉语成语，意指读书人受到歧视和虐待。与近年的“读书无用论”大抵相似，可是我们已经不会使用“九儒十丐”的成语，这确实是一种悲哀。

金庸先生创造了一个著名的武侠人物，洪七公，为中原五绝之一，江湖上都唤他为“九指神丐”，我无端觉得，这么琅琅上口，可能真是老爷子改编自“九儒十丐”的成语。

二、出处。

出处在两位南宋遗民的著作中。

一位叫谢枋得，一位叫郑思肖，都是坚定的反元义士。

三、真假。

不能证明这种说法是真的，但也不能就确言是谣言，总的来说，应该是假的。

已有文史作者写文论析并辩驳过，此处不再引用。再说三点我的补充：

1、《元史》中只有“诸色户计”的记载：

《元史·卷九十三》：然其户大抵不一，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于诸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外又有摊丝户、储也速儿所管纳丝户、复业户，并渐成丁户。……凡儒士及军、站、僧、道等户皆不与。

这是一种户藉制度，虽说一经划定，再不许更易，但似乎并无特别的高下贵贱之分，也并未一字不易的记载九儒十丐等十等人。

2、元朝对知识分子比较宽容。

我们耳熟能详的《窦娥冤》，台词有“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之句，应该说，再傻的人都能听出来其中的讽喻统治者之意，但是上演后，关汉卿啥事没有。

再有剧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科场高中，荣升高官，衣锦还乡，为窦娥平复冤情。也正好反证了元朝的科举制度并不排斥汉人——叫蒙古人去考场，显然是难为他们了。

3、明朝民间读书人对元朝并无刻骨之恨。

后之视之，犹今之视昔，这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另一个角度。

《警世通言》是明代的笔记小说合集，里面有个故事，“桂员外途穷忏悔”，写元朝天顺年间，也不过说善恶果报之事。

里面有个叫支德的读书人，官场失意后居然仍然“立志要做清官”。

有个陈太守，打官司时居然“正直无私”，助平头百姓而不助衙内公子。

主人公施还及第为官，与岳家“施支二姓，子孙善衍，为东吴名族”。

说到朱明对蒙元之恨，我们总是会想到那句话，“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诚然，蒙元虽为大一统，但存在感实在薄弱，其“四等人制度”也令人深恶痛绝。

但其实四等人制度也与十等人的说法一样，都没有史料支撑。

由此看来，当黄金家族的荣耀消散如烟，当铁木真的子孙都似乎受到了某种诅咒，拂开故纸堆，我们会惊讶的发现，元朝似乎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

王事情

一官二吏到九儒十丐，是元初各职业在社会中的地位排名，这个排名正是“九儒”发明的，是儒生群体在新时代中成为Loser后的一种自我解嘲。

九儒，宋末元初的爱宋志士郑思肖、谢枋得把儒生群体塞进八娼十丐中，一是“九”这个数字在古代汉语体系中，非常吉利讨喜，绝舍不得让给别人；二是自嘲，元初书生百无一用，丧失了上升通道，一腔热血无处发泄，只好用来写元曲等小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