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干事本来是个誊写材料、处理内务的差事，但非常不幸，我所在的法院办公室不单干这个，单位没有专职法警，穿警装的人偏偏干的是司机的活儿，经常出车在外。每当刑事开庭人手不够时，我便被抓差，与打字员、炊事员共同去做本职工作以外的事。命令如山，我不得不做。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落后，拘押的工具也很少，押送重刑犯用手铐和脚镣，押送轻刑犯通常使用绳索。那绳索本来是麻皮做的，与绿豆无关，但因其皮色有一缕缕麻秆天然的青绿色，大家便管它叫绿豆绳；又因为具有司法的功能，简称法绳。法绳状如家用电线，很细却很有拉力，也有韧性，购置成本也很低。
绑人既是体力活儿，也是技术活儿。它不同于捆柴禾，一圈圈缠紧就行；也不同于绑牲口，拴住四蹄即可。一条长约四米的法绳递过来，面对身材高大的人犯我无从下手。后来看了几回，也就会了：法绳取中打个结，预留一个兔耳，搭在人犯的脖子上，用垂下来的绳索在两条上臂处分别打一个双套结，交叉引向另一条上臂绕回来，在两臂间抽紧，打个十字向上提，穿过颈后的绳索下拉，再折起两条小臂往上兜，系在预留的兔耳上。就这么一个过程，老法警最多只要两分钟，我却至少需要5分钟。他们结结实实地让人犯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我却做得貌似绑缚，其实背过脸就能自行脱逃。后来练熟了，知道把那折回的两条小臂向上一端，用力抽紧绳索再系扣，绳头万不敢垂至人犯手边，才与老法警基本看齐。但对重刑犯的五花大绑，我从未上过手，至今不懂。
人犯是当时的称谓，判决前称人犯，判决后称犯人。现在判决前称犯罪嫌疑人，判决后称罪犯。
法绳貌不惊人，其实威力很大。为了震慑敌人，打击犯罪，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严厉，那时春秋两季或特殊时期，都要召开公捕或公判大会。会场上，领导们发表重要讲话之后，把十多名或数十名人犯押上来，集中宣读逮捕决定或判决书。犯人胸前都有块牌子，用一条细铁丝挂在脖子上，犯什么罪就写什么名称，如反革命、杀人犯、打砸抢、投机倒把等。没有合适的罪名可以类推，更早的还有写“地主”、“富农”、“坏分子”、“大废料”等，证明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就行。集中逮捕或宣判后，领导高声命令：上绳！前排站立的犯人们就被其身后的警察摁着扑腾着捆绑起来。那阵势，宛若捆一口即将送往屠宰场的生猪。为了抽紧法绳，警察们常常把犯人提了又提，让他蹦跶好几次；个子矮的甚至扛着犯人折弯的小臂在肩上抖几抖，直到他呲牙咧嘴“嗷嗷”叫唤才罢休，惹得群众引颈观赏，如潮水般往前台涌动。待捆结实了，领导一声令下：“把犯人押下去！”或“将×犯××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犯人们便躬着腰，忍受着铁丝和绿豆绳勒进皮肉的痛苦，面目悲摧地被押上早已备好的敞篷车。这时候，最刺耳的莫过于拖在地上“刺啦刺啦”响的脚镣声，既沉重又瘆人，仿佛每一道铁环都在拍打着地狱的大门。押上刑车，在一排排荷枪实弹的战士的“护卫”下，被揪着头发满街转，当着睽睽众目呈现自己的丑态，展示应有的下场。群众们也追着撵着一路观赏，指指戳戳地评头品足。他们犯了罪，理该丢人败兴吃点苦头，不然不长记性。这是当时的共识。之后路尽人散，各归其位。轻刑犯押回看守所，死刑犯踏上不归路。行刑官中胆大的，毙了犯人要剪半截沾血的法绳带回家，藏在门后镇妖避邪。
大规模的游街示众，在于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官方常用的说法是“以儆效尤”。
法绳虽能逞威，但危害也很严重。行内有句话：“捆人容易放人难。”警察奋力将人捆起来游行数小时，犯人常常是两臂黑青失去知觉，如果瞬间松绑，许多犯人会突然倒地昏厥。这不是犯人耍赖，在那个时代他没那个胆，就算有胆挑的也不是对手。而是绿豆绳绑久了，血液就会壅滞，松绳急了血液突然冲向脑门会出现意外，严重的可能夺人性命。所以有经验的警察捆人不会太久，久捆必残。押回监所松绑时，要尽力放缓，一边松绳一边拍打犯人的两臂、双肩和后背，让血液慢慢地流通，使犯人逐步适应。这时的犯人往往会感激警察，一是被缚的双臂终于获得了解放，肉体的痛苦不再延续；二是警察的脸色此时已不再凶狠，猫与老鼠的距离正在拉近，拍在身上的巴掌无异于抚慰。理解警察职业的，甚至认为他们的凶狠只是做个样子给别人看，无私怨亦无公仇。
是的，人心都是柔软的，警察也不例外。履职过程中的凶狠是职业使然。倘若刺不能成矛、挡不能作盾，何来铜墙铁壁？警察尊重人格和生命的底线，是你不能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我不是警察，但执行押解任务时同警察肩负一样的使命，对人犯或犯人绝不客气，也不敢客气。那时的社会处于初级阶段早期，大家对人权的理解也处于低层次。
正常的刑事开庭，法院提押人犯一般使用囚车，当囚车不能满足使用时，我们就把人犯捆结实，用绳索连成一串让他们步行。那时的看守所还在人民医院北侧，离设在古城路北端关帝庙内的法院约有三里路。犯人成串提押，走过建设路，穿越长平街，非常吸人眼球，虽无游街之意却有示众之效，成为当时高平街头的一道负风景。
法绳的威力，令许多领教过的人胆寒，每遇此物便生颤栗之感。暴力押解，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只是普通的一环，背后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悲惨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现在想来，冤死的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们，绝非因忍受不了法绳的折磨而招供。
公捕公判大会现已堙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成为一卷卷、一沓沓厚重的泛黄的档案；“绳之以法”也成了耳熟能详的典故。尊重人权，是很多仁人志士的呼声，最高法院也多次发文禁止游街示众。“两院三部”还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排除暴力取证之法，减轻侵犯人权之害。现在连执行死刑都不再使用暴力，要让死刑犯在密闭的空间里体面地终结自己的残生。当然，押解绝不再允许徒步，拘押的工具也不再是法绳。
每当走向街头，看到偶尔驶过的警车，那段沉寂的往事总会被钩起来，不由得生出一些感叹：世事如梦，沧海桑田，社会真的变了。当初的看守所已成居民区，当初的法院已成商场。我们那些粗暴的做法和陈旧的观念，已同颓废的建筑物一起被铲除、被抛弃。仔细回味，悄然消逝的何止是法绳，还有粗暴、野蛮和对人格的轻慢。
二〇一八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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