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幹事本來是個謄寫材料、處理內務的差事，但非常不幸，我所在的法院辦公室不單幹這個，單位沒有專職法警，穿警裝的人偏偏乾的是司機的活兒，經常出車在外。每當刑事開庭人手不夠時，我便被抓差，與打字員、炊事員共同去做本職工作以外的事。命令如山，我不得不做。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落後，拘押的工具也很少，押送重刑犯用手銬和腳鐐，押送輕刑犯通常使用繩索。那繩索本來是麻皮做的，與綠豆無關，但因其皮色有一縷縷麻稈天然的青綠色，大家便管它叫綠豆繩；又因為具有司法的功能，簡稱法繩。法繩狀如家用電線，很細卻很有拉力，也有韌性，購置成本也很低。
綁人既是體力活兒，也是技術活兒。它不同於捆柴禾，一圈圈纏緊就行；也不同於綁牲口，拴住四蹄即可。一條長約四米的法繩遞過來，面對身材高大的人犯我無從下手。後來看了幾回，也就會了：法繩取中打個結，預留一個兔耳，搭在人犯的脖子上，用垂下來的繩索在兩條上臂處分別打一個雙套結，交叉引向另一條上臂繞回來，在兩臂間抽緊，打個十字向上提，穿過頸後的繩索下拉，再折起兩條小臂往上兜，系在預留的兔耳上。就這麼一個過程，老法警最多隻要兩分鐘，我卻至少需要5分鐘。他們結結實實地讓人犯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我卻做得貌似綁縛，其實背過臉就能自行脫逃。後來練熟了，知道把那折回的兩條小臂向上一端，用力抽緊繩索再係扣，繩頭萬不敢垂至人犯手邊，才與老法警基本看齊。但對重刑犯的五花大綁，我從未上過手，至今不懂。
人犯是當時的稱謂，判決前稱人犯，判決後稱犯人。現在判決前稱犯罪嫌疑人，判決後稱罪犯。
法繩貌不驚人，其實威力很大。為了震懾敵人，打擊犯罪，體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嚴厲，那時春秋兩季或特殊時期，都要召開公捕或公判大會。會場上，領導們發表重要講話之後，把十多名或數十名人犯押上來，集中宣讀逮捕決定或判決書。犯人胸前都有塊牌子，用一條細鐵絲掛在脖子上，犯什麼罪就寫什麼名稱，如反革命、殺人犯、打砸搶、投機倒把等。沒有合適的罪名可以類推，更早的還有寫“地主”、“富農”、“壞分子”、“大廢料”等，證明他不是什麼好東西就行。集中逮捕或宣判後，領導高聲命令：上繩！前排站立的犯人們就被其身後的警察摁著撲騰著捆綁起來。那陣勢，宛若捆一口即將送往屠宰場的生豬。為了抽緊法繩，警察們常常把犯人提了又提，讓他蹦躂好幾次；個子矮的甚至扛著犯人折彎的小臂在肩上抖幾抖，直到他呲牙咧嘴“嗷嗷”叫喚才罷休，惹得群眾引頸觀賞，如潮水般往前臺湧動。待捆結實了，領導一聲令下：“把犯人押下去！”或“將×犯××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犯人們便躬著腰，忍受著鐵絲和綠豆繩勒進皮肉的痛苦，面目悲摧地被押上早已備好的敞篷車。這時候，最刺耳的莫過於拖在地上“刺啦刺啦”響的腳鐐聲，既沉重又瘮人，彷彿每一道鐵環都在拍打著地獄的大門。押上刑車，在一排排荷槍實彈的戰士的“護衛”下，被揪著頭髮滿街轉，當著睽睽眾目呈現自己的醜態，展示應有的下場。群眾們也追著攆著一路觀賞，指指戳戳地評頭品足。他們犯了罪，理該丟人敗興吃點苦頭，不然不長記性。這是當時的共識。之後路盡人散，各歸其位。輕刑犯押回看守所，死刑犯踏上不歸路。行刑官中膽大的，斃了犯人要剪半截沾血的法繩帶回家，藏在門後鎮妖避邪。
大規模的遊街示眾，在於長人民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官方常用的說法是“以儆效尤”。
法繩雖能逞威，但危害也很嚴重。行內有句話：“捆人容易放人難。”警察奮力將人捆起來遊行數小時，犯人常常是兩臂黑青失去知覺，如果瞬間鬆綁，許多犯人會突然倒地昏厥。這不是犯人耍賴，在那個時代他沒那個膽，就算有膽挑的也不是對手。而是綠豆繩綁久了，血液就會壅滯，松繩急了血液突然衝向腦門會出現意外，嚴重的可能奪人性命。所以有經驗的警察捆人不會太久，久捆必殘。押回監所鬆綁時，要盡力放緩，一邊松繩一邊拍打犯人的兩臂、雙肩和後背，讓血液慢慢地流通，使犯人逐步適應。這時的犯人往往會感激警察，一是被縛的雙臂終於獲得瞭解放，肉體的痛苦不再延續；二是警察的臉色此時已不再兇狠，貓與老鼠的距離正在拉近，拍在身上的巴掌無異於撫慰。理解警察職業的，甚至認為他們的兇狠只是做個樣子給別人看，無私怨亦無公仇。
是的，人心都是柔軟的，警察也不例外。履職過程中的兇狠是職業使然。倘若刺不能成矛、擋不能作盾，何來銅牆鐵壁？警察尊重人格和生命的底線，是你不能站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
我不是警察，但執行押解任務時同警察肩負一樣的使命，對人犯或犯人絕不客氣，也不敢客氣。那時的社會處於初級階段早期，大家對人權的理解也處於低層次。
正常的刑事開庭，法院提押人犯一般使用囚車，當囚車不能滿足使用時，我們就把人犯捆結實，用繩索連成一串讓他們步行。那時的看守所還在人民醫院北側，離設在古城路北端關帝廟內的法院約有三里路。犯人成串提押，走過建設路，穿越長平街，非常吸人眼球，雖無遊街之意卻有示眾之效，成為當時高平街頭的一道負風景。
法繩的威力，令許多領教過的人膽寒，每遇此物便生顫慄之感。暴力押解，在整個刑事訴訟中只是普通的一環，背後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悲慘的故事，我們不得而知。但現在想來，冤死的佘祥林、聶樹斌、呼格吉勒圖們，絕非因忍受不了法繩的折磨而招供。
公捕公判大會現已堙沒在歷史的塵埃裡，成為一卷卷、一沓沓厚重的泛黃的檔案；“繩之以法”也成了耳熟能詳的典故。尊重人權，是很多仁人志士的呼聲，最高法院也多次發文禁止遊街示眾。“兩院三部”還聯合出臺了《關於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排除暴力取證之法，減輕侵犯人權之害。現在連執行死刑都不再使用暴力，要讓死刑犯在密閉的空間裡體面地終結自己的殘生。當然，押解絕不再允許徒步，拘押的工具也不再是法繩。
每當走向街頭，看到偶爾駛過的警車，那段沉寂的往事總會被鉤起來，不由得生出一些感嘆：世事如夢，滄海桑田，社會真的變了。當初的看守所已成居民區，當初的法院已成商場。我們那些粗暴的做法和陳舊的觀念，已同頹廢的建築物一起被剷除、被拋棄。仔細回味，悄然消逝的何止是法繩，還有粗暴、野蠻和對人格的輕慢。
二〇一八年九月九日
分享到:
閱讀更多 閱讀陵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