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項人髮式/來自網絡）
2008年初，考古人員在內蒙古鄂爾多斯烏審旗納林河鄉排子灣村，發現了一處西夏皇族的墓地群，時間跨度從五代直至北宋初年。
出土文物中有幾方十分珍貴的墓誌，墓誌銘則用大段文字記述了西夏王朝（1038年—1227年）皇室家族的起源，並明確表示其家族為“本鄉客之大族，後魏之莘系焉”，大意是:（党項皇族）系客居此地的大族，是北魏人的後代。
我們知道，“安史之亂”（755年—763年）以後，唐朝由盛而衰，雖仍保持著大一統的局面，但節度使尾大不掉,已成諸侯割據態勢，邊陲各少數族群則趁機崛起。
党項人就是其中之一，他們在十一世紀建立了西夏王朝，曾先後與遼、北宋、金以及南宋、金、西遼、蒙古等形成鼎立對峙之勢。
西夏政權統治階級主體是以繼遷、德明、元昊祖孫三代為代表的皇族，其自稱本姓拓跋，唐代以軍功被賜姓“李”，北宋時被賜姓“趙”，元昊建元稱帝后改姓“嵬名”。
通常，人們一般將西夏建立者、毅宗元昊稱為“李元昊”，將其皇族稱為“李氏”。
党項人的源流和組成其實是比較複雜的，這恰恰反映出我國古代多民族融合的鮮明特點。那麼，西夏皇族的族源究竟來自哪裡？
一般認為，党項人總體出自党項羌，系羌人的一種。
（西夏與遼朝、北宋鼎立/來自網絡）
羌人是中華大地一個古老的民系，種落繁多，但曾長期高度分散、各自為戰，並未形成像漢人那樣具有強烈共同心理和文化的民族共同體。
有趣的是：作為一部分羌人統治者的西夏皇族，則一直堅定地認為自己是鮮卑拓跋氏，鮮卑人是北狄系統中東胡的後裔，源出大興安嶺北段，因而西夏皇族與其所統領的党項羌人並非同源。
早在西夏立國（1038年）之前200年的中晚唐時期，就有一則很重要的信息見諸於史籍：“（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改為元氏，……（唐玄宗）開元（年間）後，大將軍西平公靜邊州都督拓跋守寂亦東北蕃也，（拓跋守寂之）孫（拓跋）乾暉銀州刺史，侄（拓跋）澄峴（音“xian”）今任銀州刺史”（見《元和姓纂》卷十“拓跋”條）。前述提及的東北蕃，就是鮮卑。
（西夏、南宋、西遼、金朝對峙/來自網絡）
元昊在上書北宋朝廷時，也講說：“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指拓跋部創建的北魏，言後者，系區別三國時期的曹魏也）之初基”。
在這段文字中，關鍵詞是“帝胄”和“東晉之末”，也就是指向鮮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王朝。
在《遼史·西夏外紀》中也有記載：“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指赫連勃勃所建立的“五胡十六國”之“大夏國”）也”。
西晉末年，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入中原後，在少數族群中文化最為發達、最具有強烈政治意識的鮮卑人，除了在中原先後建立多個割據政權以外，還有為數不少的鮮卑人從東北遷徙到西部，成為當地各種羌人部落的領導階層，並隨之生成了一些新的部落聯盟，諸如慕容部與燒當羌人結合，形成了曾稱霸一時的吐谷渾人；禿髮部與發羌人結合，形成了與唐朝爭雄的吐蕃人；拓跋部與黨項羌人結合，形成了党項人。
其中，除了禿髮氏與發羌人結合後不再有鮮卑特徵外，在吐谷渾和党項中，作為領袖階層的鮮卑人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鮮卑色彩，如吐谷渾族名的來源就是根據早期鮮卑籍首領慕容吐谷渾的名字，且該名得到了吐谷渾人內外的高度認可，並屢屢見於史冊。
党項人的族名雖然來自土著羌人部落的名稱，與鮮卑人並無關聯，但作為其世襲權貴家族的李氏（拓跋氏），則顯然保留著鮮明的鮮卑人記憶。
早年，党項人中共有八個氏族為著，拓跋氏是其中之一。
而在亂世中，能夠成功且有謀略地將互不統屬的党項人團結起來，直至最後建立邊疆民族政權，則非具有高度政治頭腦的鮮卑系拓跋氏不可。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基本推斷——李氏（拓跋氏）與其領率的党項人之間，是“和而不同”的關係；不同於其他民族間的互相融合，到達党項羌部落聯盟中間的鮮卑拓跋氏，一定在人數上是處於劣勢的（慕容部在來到燒當羌人中間時，其人數即使沒有優勢，也一定為數不少，因此，後來的族群名稱都被帶有強烈的鮮卑人印跡）。
鮮卑人，至少是參與党項人組成的這部分拓跋鮮卑人，在人種、語言、生產生活方式上，與土著的党項羌人沒有太大不同（中國古代的族群融合，主要是基於文化同一），這也就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儘管鮮卑屬於我國古代東胡系統的一支，與屬於西戎的羌系地隔上千公里，但是都是炎黃子孫，文化相近，血脈相通。
在西夏正式建國之前，李氏（拓跋氏）在傳承上，就已經明顯表現出其“先進性”特點，即一般都是漢式或封建社會的“父亡子繼”模式（當然，少數是因為篡權或子幼，而由兄弟“接班”），這一點也是鮮卑人祖先較早便具有的政治文化基因遺傳使然，完全不同於尚處在奴隸制社會的一般羌人“兄終弟及”的特徵。
李氏（拓跋氏）的鮮卑特徵，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李繼捧嗣位後，上表宋廷表示感謝，太宗特命賞賜他上好的茶葉百餘斤和上好的酒釀十石。受寵若驚的李繼捧，連忙準備了最高層次的禮物——白䴉回敬太宗。
（西夏末期與南宋、金朝、蒙古鼎立/來自網絡）
白䴉，又叫“海東青”，主要生活在北亞地區，是東胡系統民族的珍愛之物，是鮮卑、女真等生活在大興安嶺、小興安嶺等地區漁獵民族的好幫手，在當時党項人生活的地區也有少量分佈，但並不多見，在羌人眼裡，也就是一般的大鳥而已。
然而，將白䴉作為至高無上的禮物呈送皇帝，顯然表達了李氏（拓跋氏）的激動之情與民族記憶。
北宋和李氏（拓跋氏），對後者非羌人也有著共同的認知——突出表現在都把作為統治者的歷史（拓跋氏），同其治下的“羌人”、“羌戶”、“羌部”對立起來。
如北宋太宗趙光義在接見李繼捧時，“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諸部？’（李繼捧）對曰：‘羌人摯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分顯然，如果李氏（拓跋氏）與羌是同一族源，就不會產生這種思想認識和說法。
由此可見，後來建立西夏王朝者，其統治階級家族是跋山涉水、來自中國大東北的鮮卑人後裔，而其所統領的党項人，則是包含了諸類羌人、漢人、吐谷渾人、吐蕃人、回鶻人、阻卜人等眾多族群的民族融合共同體。
（拙作之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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