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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不是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而是制度供給。成都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最核心因素，主要是有一系列惠企、利企、便企等利於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作為支撐。
民營經濟是一個個民營企業的集合，無論是大中型民營企業還是小微民營企業，我們都要在“惠企、利企、便企”等利於民營經濟生存發展壯大的各個環節上，下一番“繡花”功夫，這才是民營企業的真正“源頭活水”，自然便有成都民營經濟的“清如許”。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後盤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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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成都召開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大會，民營企業家、黨政領導幹部和各方面代表人士共商民營經濟發展大計。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範銳平出席大會並講話，他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關於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時肯定了成都民營經濟過去的發展、分析了當前民營經濟的發展形勢，表示在未來要為民營企業實現更大更好發展創造優越的環境，全力支持民營經濟做大做強做優。
回首過去，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成都的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數據顯示，1978-2017年，成都民營經濟增加值從1.24億元增加到6746.4億元，貢獻了全市48.6%的GDP、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不僅如此，全市98%的新增市場主體、70%的科技創新來自民營經濟。
這些數據都彰顯了成都民營經濟內含的巨大能量。
古詩有云，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今天的成都民營經濟能有“清如許”，當然是成都市不斷地引入“源頭活水”的原因。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不是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而是制度供給。因此，筆者認為，成都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最核心因素，主要是有一系列惠企、利企、便企等利於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作為支撐。
“惠企”方面主要是體現政策上真金白銀的支持。民營企業之所以難辦，融資難題和稅賦壓力是很重要的原因，在現階段已經明確要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就需要各項政策的制定和落實，優惠的稅收政策、高效的融資渠道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如此，才能令民營企業輕裝上陣。
基於大量調研，成都準備從降低民營企業運營成本、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支持民營企業創新創造、支持民營企業做優做強、鼓勵民營企業拓展發展空間、加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保護、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境等方面出臺系列政策和措施。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拿出真金白銀來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其中包括設立民營小微企業“應急週轉基金”、上市公司紓困幫扶基金、新經濟發展基金等百億基金。這是值得成都民營企業及民營企業家期待的。
“利企”主要是體現在營商等外部環境的優化。範銳平強調，要營造新環境，努力建設優商重商親商的標杆城市。“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是一個最新的現代經濟學理念，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營商環境也是一種資源要素，並且相當稀缺、不可替代。因為“營商環境”是一系列社會制度構成的，包括影響企業活動的社會要素、經濟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方面，幾乎全部涉及到制度性交易成本，社會、法律、政治等要素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這並不難理解。
創造一流營商環境已經是成都市的“頭號工程”。成都將繼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與國際接軌、具有成都特色的營商環境指標評價體系。相信隨著這項“頭號工程”的實施，必將激發成都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各種經濟主體的蓬勃發展。
“便企”應有之義就是簡化、減少甚至消除設置在民營企業生產經營中的現有障礙。也許這些事情相比起政策的支持和環境的改變稱不上是一件大事，但若是也能借著此次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東風而作出改變，民營企業就能因此擁有更高的效率，並因此獲得更多的市場競爭優勢。
成都試點推行新設商事主體“容缺登記”，建設項目“容缺補齊”制度，全面推進“僅跑一次”改革，公佈企業“零跑路”和“僅跑一次”的事項和辦理指南，實現政務服務事項網上可辦率達到95%以上，爭取讓企業“一次都不跑”，這些“便企”的舉措必將使得成都的民營企業更具市場競爭力。
民營經濟強則成都強，民營企業好則成都好。竊以為，民營經濟是一個個民營企業的集合，無論是大中型民營企業還是小微民營企業，我們都要在“惠企、利企、便企”等利於民營經濟生存發展壯大的各個環節上，下一番“繡花”功夫，這才是民營企業的真正“源頭活水”，自然便有成都民營經濟的“清如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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