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與被騙，人類黑歷史與光明史的永恆主題。從人類發明了語言，騙人變得很容易。會騙，也許是人類智力重大進步的標誌性事件。什麼是騙？生活中隨處可見，也許只是一個玩笑，一次戰術，一句善意的謊言；也可能是一次惡意中傷，一個彌天大謊，一個深度陰謀。這個話題如此大眾，似乎誰都可以說個一二，但是翻開法律，民事有欺詐，刑事有詐騙犯罪。只論一部刑法，居然都有95處“騙”，37處“詐騙”，刑法分則有9個含有“詐騙”二字的罪名，個個構成不同，罰則各異，卻長得相似，難分彼此。可以說，單從數量計，“騙”，可謂我國刑法的第一大罪狀。
於是問題來了：如何清晰區分？畢竟後果相差太大：民事欺詐，承擔民事責任；而詐騙犯罪，雖然從立法變遷看，從《刑法修正案（八）》（刑八）取消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的死刑，到刑九取消集資詐騙罪死刑，非暴力犯罪刑罰漸輕，但動輒有期，封頂無期，詐騙，始終不能算輕罪。所以，對其進行有效區分，無論對於司法機關還是眾生百姓，都是要緊的事情。
結合筆者實踐，民事欺詐、詐騙、合同詐騙是其中最容易被混淆的。
筆者將從一案例解讀上述三者的區別：
A君從某聚集型生活配套網絡平臺（下稱平臺）離職後，為謀生計，從網絡等途徑購買該綜合收銀機及配套賬號密碼，並以該平臺銷售人員名義或者在未明示自己身份的情況下，向涉案商家推銷上述收銀機。售後，A君對相關商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服務，但因其團隊負責技術的人員離開，技術維護能力缺失，導致部分客戶收銀機系統不能正常運作，於是客戶報案致案發，隨後，A君被以涉嫌詐騙犯罪刑拘。
本案爭議焦點主要是：1、罪與非罪？民事欺詐還是犯罪？2、如果犯罪，此罪彼罪？詐騙還是合同詐騙？
下面筆者將分兩個層次進行闡述：
第一層次，筆者認為A君的行為是民事欺詐，而非刑事詐騙。
刑事詐騙和民事欺詐的核心區別在於行為人的主觀意思，刑事詐騙中該意思是“非法佔有”，民事欺詐中該意思是“促成民事行為成立，獲取對價”。
辨認兩者區別是司法實踐中的常見難點，困難原因在於：
1、主觀意思看不見、摸不著，不可實體觸碰，只能由客觀言行推斷，即所謂“主觀見之於客觀”。而邏輯困境是，推斷本身就很主觀。
2、客觀上行為人都具有一定程度“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模式，容易混淆。
解決上述難點的方法在於，首先，對於推斷過程力求客觀合理，這要求一方面對於案件事實全面把握，不漏細節。另一方面推斷方法科學合理，應符合法定證據規則；其次，對行為模式不做簡單判斷，不能認為存在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行為，即認定構成詐騙犯罪，而應該結合行為人的整體客觀言行，運用證據規則進行綜合分析。
筆者認為，推斷行為人真實的主觀意思是民事欺詐還是刑事詐騙，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判斷：
1、行為人是否支付或者有意支付相對合理對價
合理對價的存在與否，是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佔有意思的核心因素。
例如我向特靠普先生買一箱牛奶並支付了奶錢，但特靠普 先生用一個牛奶箱裝了石頭給我。我的對價是奶錢，特靠普先生的對價是石頭，明顯不合理，在沒有合理解釋的情況下，特靠普先生可能被定為詐騙。
如果我向特靠普先生支付的對價是美國原裝鮮牛奶的價錢，而他給了其自家奶牛所產的牛奶，且號稱是美國原裝貨，事實上，美國原裝貨和他的自家貨，如果價格相差屬於合理範圍，他的行為可被認為是民事欺詐。當然，是否“合理”，如果到訴訟場合，屬於法律規定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法律規定，則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範疇。
因此，有合理對價的存在，行為就是一場公平交易，無論其中是否有瑕疵，都不能被評價為犯罪。同時根據我國民法規定及世界通行法則，即使存在一定欺詐因素，但只要合理對價尚存，對於受損方，救濟的方式多種多樣，故該行為都不能被認定為當然無效，而有可能屬於可撤銷的民事法律行為。
具體到上述案例，A君向商家銷售從網絡渠道購得的某平臺收銀機並收取貨款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民法意義上的買賣合同行為。貨物是真實存在的，並且可以使用的，只要維護得當，可以滿足商家的基本要求。在收取貨款的同時及之後，A君支付了對價，即交付機器和賬戶，並進行維護。而A君不會從商家正常經營所收款項中分得任何利益。很明顯，在本案中，合理對價是存在的。
2、相對人支付對價的行為，是否違背其真實意思
作為商家而言，購得機器並且能夠實現收銀、點單、團購、掃碼支付等功能，客觀上實現了其買賣合同的根本目的，付款購貨符合其真實的意思表示。
3、行為人是否使用刑事非法性的佔有手段
本案不存在A君使用刑事非法性佔有手段的情形。雖然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但如果在特定情況下，這種欺騙行為並不為刑事法律所禁止，則行為人通過欺騙手段佔有財物不屬於非法佔有。例如，在商事競爭中，對他人保守商業秘密的情形比比皆是，乃典型的隱瞞真相的行為，但該隱瞞真相，是法律所允許，行為人因此而獲得財產利益，不是非法佔有，沒有詐騙風險。在籃球比賽中，球星通過假動作贏得比賽，為比賽規則所許可，其“騙”的行為不具非法性，因此獲得高額獎金，亦無詐騙可能。 再如，“為拆遷假離婚”，行為人不管感情是否破裂，其離婚行為並不違法，也不違反安置政策，佔有手段不具有非法性，所以也不是詐騙。
另外，A君沒有刻意或者客觀上也不能隱瞞其真實的身份，（其涉案的絕大多數商戶在其離職前就有接觸並相互熟悉，對方明知A君真實身份、聯繫方式等；A君也沒有在收受貨款後逃匿；沒有揮霍贓款、贓物；沒有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等。
當然，如果涉案機器是專賣品，則A君的行為可能涉嫌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
綜上，A君的行為確有瑕疵，但至多被評價為民事欺詐，而非刑事犯罪。對於這種行為，商家並非除了刑事報案就無法實現救濟，其完全可以對A君發起撤銷權之訴來維權。
第二層次，退一步講，即使認為A君的行為構成犯罪，將其評價為合同詐騙，而非普通詐騙，更加符合本案事實。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劉曉虎在其文章《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區別要點與適用衝突把握》[1] 中的觀點，普通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的根本區別在於後者侵犯的是複雜客體，包括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被害人的財產所有權，詐騙罪的客體僅包括被害人的財產權，而這個根本區別主要表現在：
1、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是否訂立合同；
2、行為人是否實施了與合同權利義務相關的經濟活動；
3、“合同”是否是導致被害人陷入認識錯誤而自願處分財物的主因。
結合本案，首先，A君與涉案商家之間存在買賣合同關係。
本案部分商家與A君訂立了書面買賣合同。其餘商家與A君之間雖然沒有書面合同，但是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2]，除非法律、行政法規有特別規定，民事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不以書面形式為要件。我們判斷涉案的合同法律關係是否存在，不能僅以書面文本是否存在進行機械判斷，而應從法律關係的本質進行實質審查。本案中，A君與商家口頭或者書面確定買賣關係，A君和商家是買賣合同的主體，雙方各負買賣合同的權利義務：按約定和方式交付貨款、提供貨物及服務等，因此雙方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買賣合同關係。
其次，商戶向A君支付了貨款，而A君向涉案商家提供了設備機器、賬戶，並且幫助商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維護，每家涉案商戶，A君都多次前往維護、處理與其銷售產品相關的事宜。很明顯，這些經濟活動與涉案合同內容密切相關；
第三，涉案合同所確立的雙方權利義務，使得商家相信自己可以通過這樣方式在獲取相關機器和服務，幫助自己的生意發展，從而向A君自願支付貨款及費用，可以說涉案合同關係的存在是本案發生的主因。
綜上，如果認為A君的行為屬於刑事詐騙性質，那麼他不僅僅侵犯了被害人的財產權，還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了社會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秩序，符合我國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罪行為模式的構成，結合特別條款優於一般條款的原則，應認為A君的行為模式性質屬於合同詐騙。
世事紛雜，活著尚需掙扎，何況還要面對如此這些奧澀難懂。法律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用來指引人民的行為，如果一個法條因為立法技術或者其他不可言說的原因，連專業的司法人員都不甚了了，讓普通民眾情何以堪？當然本文無意評價立法，雖然對法律一定要強行區分合同詐騙和詐騙罪，從而導致認識困難心有慼慼，但需要強調的是，無罪推定、疑罪從無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筆者認為，對於法律界限不清，尤其是刑民界限尚不明瞭的案件，應適用疑罪從無、疑罪從輕。法不外乎人情，對非敵我矛盾，是否可考慮留情一線？畢竟沒了這個原則，誰可以說自己絕對安全？誰可以確信自己一定置身事外？不著急將爭議事項納入刑事案件辦理的範圍，先觀察，待時機成熟再決定，不失為理性、審慎、穩妥的司法理念。
以上管見，求教。
[1] 載於2018年1月24日出版的《人民法院報》，網絡版：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24/content_134677.htm?div=-1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十條 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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