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与被骗，人类黑历史与光明史的永恒主题。从人类发明了语言，骗人变得很容易。会骗，也许是人类智力重大进步的标志性事件。什么是骗？生活中随处可见，也许只是一个玩笑，一次战术，一句善意的谎言；也可能是一次恶意中伤，一个弥天大谎，一个深度阴谋。这个话题如此大众，似乎谁都可以说个一二，但是翻开法律，民事有欺诈，刑事有诈骗犯罪。只论一部刑法，居然都有95处“骗”，37处“诈骗”，刑法分则有9个含有“诈骗”二字的罪名，个个构成不同，罚则各异，却长得相似，难分彼此。可以说，单从数量计，“骗”，可谓我国刑法的第一大罪状。
于是问题来了：如何清晰区分？毕竟后果相差太大：民事欺诈，承担民事责任；而诈骗犯罪，虽然从立法变迁看，从《刑法修正案（八）》（刑八）取消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的死刑，到刑九取消集资诈骗罪死刑，非暴力犯罪刑罚渐轻，但动辄有期，封顶无期，诈骗，始终不能算轻罪。所以，对其进行有效区分，无论对于司法机关还是众生百姓，都是要紧的事情。
结合笔者实践，民事欺诈、诈骗、合同诈骗是其中最容易被混淆的。
笔者将从一案例解读上述三者的区别：
A君从某聚集型生活配套网络平台（下称平台）离职后，为谋生计，从网络等途径购买该综合收银机及配套账号密码，并以该平台销售人员名义或者在未明示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向涉案商家推销上述收银机。售后，A君对相关商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服务，但因其团队负责技术的人员离开，技术维护能力缺失，导致部分客户收银机系统不能正常运作，于是客户报案致案发，随后，A君被以涉嫌诈骗犯罪刑拘。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1、罪与非罪？民事欺诈还是犯罪？2、如果犯罪，此罪彼罪？诈骗还是合同诈骗？
下面笔者将分两个层次进行阐述：
第一层次，笔者认为A君的行为是民事欺诈，而非刑事诈骗。
刑事诈骗和民事欺诈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刑事诈骗中该意思是“非法占有”，民事欺诈中该意思是“促成民事行为成立，获取对价”。
辨认两者区别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难点，困难原因在于：
1、主观意思看不见、摸不着，不可实体触碰，只能由客观言行推断，即所谓“主观见之于客观”。而逻辑困境是，推断本身就很主观。
2、客观上行为人都具有一定程度“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模式，容易混淆。
解决上述难点的方法在于，首先，对于推断过程力求客观合理，这要求一方面对于案件事实全面把握，不漏细节。另一方面推断方法科学合理，应符合法定证据规则；其次，对行为模式不做简单判断，不能认为存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行为，即认定构成诈骗犯罪，而应该结合行为人的整体客观言行，运用证据规则进行综合分析。
笔者认为，推断行为人真实的主观意思是民事欺诈还是刑事诈骗，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判断：
1、行为人是否支付或者有意支付相对合理对价
合理对价的存在与否，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意思的核心因素。
例如我向特靠普先生买一箱牛奶并支付了奶钱，但特靠普 先生用一个牛奶箱装了石头给我。我的对价是奶钱，特靠普先生的对价是石头，明显不合理，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特靠普先生可能被定为诈骗。
如果我向特靠普先生支付的对价是美国原装鲜牛奶的价钱，而他给了其自家奶牛所产的牛奶，且号称是美国原装货，事实上，美国原装货和他的自家货，如果价格相差属于合理范围，他的行为可被认为是民事欺诈。当然，是否“合理”，如果到诉讼场合，属于法律规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则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
因此，有合理对价的存在，行为就是一场公平交易，无论其中是否有瑕疵，都不能被评价为犯罪。同时根据我国民法规定及世界通行法则，即使存在一定欺诈因素，但只要合理对价尚存，对于受损方，救济的方式多种多样，故该行为都不能被认定为当然无效，而有可能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具体到上述案例，A君向商家销售从网络渠道购得的某平台收银机并收取货款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法意义上的买卖合同行为。货物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可以使用的，只要维护得当，可以满足商家的基本要求。在收取货款的同时及之后，A君支付了对价，即交付机器和账户，并进行维护。而A君不会从商家正常经营所收款项中分得任何利益。很明显，在本案中，合理对价是存在的。
2、相对人支付对价的行为，是否违背其真实意思
作为商家而言，购得机器并且能够实现收银、点单、团购、扫码支付等功能，客观上实现了其买卖合同的根本目的，付款购货符合其真实的意思表示。
3、行为人是否使用刑事非法性的占有手段
本案不存在A君使用刑事非法性占有手段的情形。虽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这种欺骗行为并不为刑事法律所禁止，则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占有财物不属于非法占有。例如，在商事竞争中，对他人保守商业秘密的情形比比皆是，乃典型的隐瞒真相的行为，但该隐瞒真相，是法律所允许，行为人因此而获得财产利益，不是非法占有，没有诈骗风险。在篮球比赛中，球星通过假动作赢得比赛，为比赛规则所许可，其“骗”的行为不具非法性，因此获得高额奖金，亦无诈骗可能。 再如，“为拆迁假离婚”，行为人不管感情是否破裂，其离婚行为并不违法，也不违反安置政策，占有手段不具有非法性，所以也不是诈骗。
另外，A君没有刻意或者客观上也不能隐瞒其真实的身份，（其涉案的绝大多数商户在其离职前就有接触并相互熟悉，对方明知A君真实身份、联系方式等；A君也没有在收受货款后逃匿；没有挥霍赃款、赃物；没有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
当然，如果涉案机器是专卖品，则A君的行为可能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综上，A君的行为确有瑕疵，但至多被评价为民事欺诈，而非刑事犯罪。对于这种行为，商家并非除了刑事报案就无法实现救济，其完全可以对A君发起撤销权之诉来维权。
第二层次，退一步讲，即使认为A君的行为构成犯罪，将其评价为合同诈骗，而非普通诈骗，更加符合本案事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刘晓虎在其文章《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要点与适用冲突把握》[1] 中的观点，普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包括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诈骗罪的客体仅包括被害人的财产权，而这个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
1、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订立合同；
2、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与合同权利义务相关的经济活动；
3、“合同”是否是导致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自愿处分财物的主因。
结合本案，首先，A君与涉案商家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本案部分商家与A君订立了书面买卖合同。其余商家与A君之间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是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2]，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民事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不以书面形式为要件。我们判断涉案的合同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不能仅以书面文本是否存在进行机械判断，而应从法律关系的本质进行实质审查。本案中，A君与商家口头或者书面确定买卖关系，A君和商家是买卖合同的主体，双方各负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按约定和方式交付货款、提供货物及服务等，因此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
其次，商户向A君支付了货款，而A君向涉案商家提供了设备机器、账户，并且帮助商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维护，每家涉案商户，A君都多次前往维护、处理与其销售产品相关的事宜。很明显，这些经济活动与涉案合同内容密切相关；
第三，涉案合同所确立的双方权利义务，使得商家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这样方式在获取相关机器和服务，帮助自己的生意发展，从而向A君自愿支付货款及费用，可以说涉案合同关系的存在是本案发生的主因。
综上，如果认为A君的行为属于刑事诈骗性质，那么他不仅仅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还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秩序，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行为模式的构成，结合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原则，应认为A君的行为模式性质属于合同诈骗。
世事纷杂，活着尚需挣扎，何况还要面对如此这些奥涩难懂。法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来指引人民的行为，如果一个法条因为立法技术或者其他不可言说的原因，连专业的司法人员都不甚了了，让普通民众情何以堪？当然本文无意评价立法，虽然对法律一定要强行区分合同诈骗和诈骗罪，从而导致认识困难心有戚戚，但需要强调的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对于法律界限不清，尤其是刑民界限尚不明了的案件，应适用疑罪从无、疑罪从轻。法不外乎人情，对非敌我矛盾，是否可考虑留情一线？毕竟没了这个原则，谁可以说自己绝对安全？谁可以确信自己一定置身事外？不着急将争议事项纳入刑事案件办理的范围，先观察，待时机成熟再决定，不失为理性、审慎、稳妥的司法理念。
以上管见，求教。
[1] 载于2018年1月24日出版的《人民法院报》，网络版：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24/content_134677.htm?div=-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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