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鼎丞：共和國任職時間最久的最高檢檢察長
□ 閻軍 李群
在共和國曆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中，張鼎丞任職時間最久，連任三屆。
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經歷了新中國檢察事業最曲折坎坷的一段路程。
在共和國60華誕前夕，本報記者在京訪問了張鼎丞的女兒張延忠。張延忠生在延安，一直跟隨著父親。
房間裡掛著小孫女的書法———“盛世常青樹，百年不老松。祝奶奶生日快樂。”年屆古稀的張延忠家中其樂融融。
這位幹練的名門之後動作敏捷，快人快語。她感慨地說，如今之盛世凝結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心血，正可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啊！
張延忠的父親張鼎丞1898年12月出生於福建永定，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卓越領導者。新中國成立後，他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華東局第四書記，中組部第一副部長、代部長。
在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張鼎丞當選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1959年在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1964年第三次當選，直到1968年檢察機關被撤銷。
他任這一職務的時間長達15年之久。
作為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張鼎丞是黨的七、八、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鼎丞1981年12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作為我國政法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張鼎丞為建立和開創共和國檢察事業，確立社會主義法律秩序，維護憲法和法律的統一實施，傾注了大量心血，為建設中國特色檢察制度奠定了基礎。
少奇同志說：讓你當最高檢檢察長，中央已經決定了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看望因患肝炎住院的張鼎丞。張鼎丞得知中央擬提名自己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後，給劉少奇打電話，表示難以擔此重任。
少奇同志答覆，中央已經決定了。張鼎丞沒有再說一句話，堅決服從了中央的決定。從此，張老為新中國檢察事業殫精竭慮，奠定基礎。
採訪中，張延忠告訴記者，這些年來她曾經想過，父親僅是出身於中國邊遠山村的一個小學教師，中國的、外國的任何一本法學書既未見過，也未讀過。這在全世界恐怕是獨一無二的。中央為什麼決定選這樣一個人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檢檢察長？他是否擔當得起？張延忠說，她思索研究了相當長的時間，似乎得到了答案。
張延忠說，共產黨人建立的政權與以往任何政權是完全不同的，是代表無產階級及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政權，人民自己不僅是法律的執行者，而且必定是自己法律的制定者。
她說，“從1928年7月閩西根據地創建開始，我的父輩們就制定了屬於自己的第一個婦女解放自己的婚姻法，以及土地法和取消租債、保護工商業、肅清反革命等一系列綱領、法律、法規。父親不僅參與制定了人民的法律，而且從他擔任閩西蘇維埃主席，到新中國成立後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都是人民法律的忠實執行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對新政權的法律是不陌生的。因此黨中央提議他擔任檢察長是有根據的。”
張延忠強調說，我們的法律是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它必須最大限度地保護人民利益，為此必須穩準狠地打擊敵人和極少數壞人。而這正是父親一生始終堅持的。
建議中央任命粟裕為司令員，自己當副司令員
張鼎丞的秘書、司法部原副部長魯堅曾回憶說，張老經常講，共產黨人從參加黨組織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獻給了黨。幾十年來，同我一起戰鬥的同志很多都犧牲了，我是革命征途中的倖存者。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向黨伸手要名要利。
張鼎丞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黨的七大後，為了適應抗戰勝利後的新局面，中央決定在蘇皖地區建立華中軍區。在華中分局常委討論上報華中軍區司令員人選的會議上，張鼎丞說，自己離開新四軍已經6年，剛剛回到華中，而粟裕長期在這個地區作戰，情況很熟悉，因此提議任命粟裕擔任司令員，自己擔任副司令員。華中分局的常委們認為張鼎丞的提議有道理，同意了張鼎丞的建議。
中央批准了華中分局的意見，任命粟裕為司令員。而粟裕則電請中央任命由張鼎丞擔任這一職務，自己副之。最後中央還是決定張鼎丞任司令員。
張延忠說，父親從來就是這樣的人，從不向黨伸手要官，但只要是黨決定的，無論多麼困難，他都無條件接受。紅軍長征後留在閩西的張鼎丞，臨危受命擔任了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他考慮的不是自己的安危和名利，是自己能否最好地完成黨交給自己的工作。在中央擬提名張鼎丞任最高檢檢察長時，他也是這樣。
1954年，中央調張鼎丞進京主持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擔任代部長。這期間，中央曾決定由張鼎丞擔任部長，但他考慮到由政治局的同志兼任這一職務更有利於工作，因此建議小平同志兼任中組部部長，自己擔任副部長，做具體工作。
張延忠說，根據中央組織部部長這一工作的重要性，父親如果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就有可能進入政治局。但這不可能是張鼎丞的邏輯。
張延忠說，這是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共同的特點。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才有可能取得並鞏固政權。
1964年，66歲的張鼎丞說，我年紀大了，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他認為自己不宜繼續擔任檢察長這一職務了。他兩次找到當時的中組部部長安子文，請求讓年富力強的同志擔此重任。但後來還是選他為檢察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堅決擁護關於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決定，並身體力行。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他主動請求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那時他右側偏癱，要秘書代他起草辭職書，親自審定後讓立即送出。
毛澤東表揚張鼎丞是模範共產黨員
張鼎丞一輩子說得最多的話，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常說，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人民和黨的團結。因此，他在處理人的問題上歷來特別謹慎。他既堅持原則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又特別注意最大化地保護人民的利益，不傷害和儘量少傷害自己的同志。
張延忠說，在父親一生的實踐中，無論是在蘇區、在三年游擊戰爭、在華東，還是在延安整風中，凡是涉及對人的處理時，他都堅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原則，一時無法搞清楚的，寧可放一放、掛起來，絕不急於輕易做出結論。他15年的檢察長任內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張延忠說，她近來認真看了許多經父親處理過的歷史問題和案件的資料，儘管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今天拿出來看也是可以借鑑的，都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這反映了父親一貫實事求是的嚴謹作風。
在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張鼎丞被調到中央黨校二部當主任。在彭真同志的支持下，他和副主任安子文、孫志遠等堅決執行中央和毛澤東確定的整風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黨校二部沒有傷害一個幹部，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整風運動，使廣大幹部真正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多次讚揚了中央黨校二部的整風，表揚張鼎丞是模範共產黨員。
張延忠說，父親參加共產黨幾十年，擔任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也幾十年，他自己受過多次打擊，受過委屈，但是我從沒有聽過一個人說，經張鼎丞手處理過的人和事，是冤案。
採訪中，記者看到了1948年5月16日新華社的一份電文，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張延忠的話。
那是在上海剛解放時，張鼎丞在華東的一次會議上關於幹部問題的一篇長篇講話。通篇貫穿的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在幹部問題上堅持高度的原則性和實事求是的作風，是解決問題的兩個基本原則。
張鼎丞強調，“在幹部問題上決不能操之過急，輕率從事，簡單片面，採取官僚主義態度，而是一定要深入調查研究”，一些問題的出現是有著複雜的歷史和現實的多方面原因的。只有堅持兩個原則，我們才能“使全體幹部無限忠誠地為黨工作，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既肅清了敵人，又鞏固了自己”
1955年10月，張鼎丞發現一些地方在執行鎮反政策和法律上存在一些問題，有的政策界限模糊，有的工作粗糙草率，造成錯案。為此，高檢院及時向全國檢察機關發出通報，要求各級檢察院認真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做好批捕和起訴工作，防止出現偏差，不要錯辦了好人，對於執行政策和法律上出現的問題，要及時報告黨委處理。
1955年年底和1956年年初，最高檢在全國開展了一次全面性的調查。張鼎丞親自帶領工作組到南方9個省、市，對鎮反工作進行調查研究。回來後，他組織高檢院領導同志對各路情況進行了認真研究，同時形成了調查報告，直報彭真、董必武、羅瑞卿等，報告建議在黨委領導下由公檢法機關聯合組織力量進行檢查。
他的意見受到重視。在隨後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檢察工作會議上，彭真指出，錯捕、錯判要堅決糾正、平反。
不久，毛澤東親自召集了幾次會議，提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中共中央先後兩次發出檢查鎮反工作的指示，並於1956年7月召開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
會議由張鼎丞主持，周恩來總理在會上作了重要報告。中央政法四機關成立了9人清案小組，由張鼎丞任組長，還抽調了一批幹部，組成7個檢查組，分赴各地進行典型檢查。
張鼎丞又親自帶工作組到天津、山東等地具體指導檢查工作。他反覆強調，一定要認真貫徹“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檢查工作要著重糾正錯誤，總結經驗，改進工作，教育幹部，而不要著重於追究責任。
這次檢查工作鞏固了鎮反斗爭的勝利成果，正如張鼎丞所說“既肅清了敵人，又鞏固了自己”。
在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張鼎丞就此項工作作了報告，得到大會的充分肯定。
張延忠說，可能正是因為父親這樣的作風，使得主席和中央一個時期以來認為父親是最高檢檢察長的合適人選。
“配備檢察干部一定要保證質量，不能濫竽充數”
張鼎丞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後，鑑於當時全國大多數地方還沒有建立檢察機關，全國檢察干部總共不到7000人的狀況，他在中央的指示和支持下，首先大力抓了領導班子和隊伍建設。
他強調：“國家賦予檢察機關的任務是莊嚴的，責任是重大的。因此，配備檢察干部一定要保證質量，不能濫竽充數。”
為了加強高檢院的領導班子，1954年任命梁國斌為高檢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主持日常工作，原副檢察長譚政文職務不變；1955年李士英任副檢察長，黃火青任副檢察長兼軍事檢察院檢察長；調整了機構，充實加強了各級骨幹。接著慎選和配備了一批資歷老、能力強、威望高、作風好的優秀領導者擔任各省、市、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在中央督促和高檢院抓緊的情況下，檢察機關的組織建設進展很快，在不到3年時間裡，全國檢察機關普遍建立起來了，並且相應解決了編制、經費等問題。到1957年，全國檢察干部發展到4.6萬多人。
反對照搬外國經驗，指出“一般監督”不適合中國國情
我國的檢察制度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才建立起來的一項新的制度，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人們對它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認識不清。在革命的疾風暴雨時期過去後，有些地方的黨政領導依然習慣於過去那種對敵鬥爭的辦法，不善於運用檢察制度這個武器。
張鼎丞總是強調，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加強人民檢察院的工作，運用法律同違法犯罪作鬥爭，是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是黨和人民的要求。國家設立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法院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猶如三個車間三道工序，各負其責，各盡其職。這樣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只會有利於同違法犯罪作鬥爭，而絕不會束縛自己的手腳。
張鼎丞還特別強調，檢察干部在行使職權時，一定要從辦好案件、做好工作、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出發，絕對不能有以監督者自居的特權思想。
當時，張鼎丞發現出庭支持公訴是檢察工作最為薄弱的環節，提出對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應全部派員出庭支持公訴，並進行審判監督。
中央重視和支持了這一意見，1957年後，檢察機關擔負出庭公訴任務，公訴制度在我國建立起來。
張鼎丞在領導檢察業務建設中，一貫主張從中國實際出發，反對照搬外國經驗。
當時由於沒有經驗，檢察院組織法照搬了前蘇聯檢察院關於“一般監督”的規定。按照這一規定，檢察院對國務院各部門及地方各級國家機關的決議、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實行監督。
經過一段試驗和時間，張鼎丞和高檢院黨組提出，新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一般監督”不適合中國國情。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張鼎丞始終把“一般監督”限於重點試驗和調查研究工作。
這條事實證明行不通的不妥當規定，隨後於1957年停止執行。在我國現行法律中，也早已取消“一般監督”的規定。
作為最高檢檢察長簽發起訴書並決定對日本戰犯提起公訴
1954年，偵查處理日本戰犯工作提上議事日程。從1955年底到1956年5月，根據中央關於懲辦少數、寬釋多數的政策，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牽頭，從全國各地抽調檢察干部組成的東北工作團，集中一部分同志起草起訴書，前後十易其稿。
張鼎丞主持高檢院黨組和檢察委員會反覆討論，定下送審稿。又經過彭真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及法學家周鯁生、梅汝璈等共同研究，按彭真的意見作了進一步偵查和修改。
1956年4月末，將起訴書的最後稿報請周恩來總理審閱，次日即予批准。5月1日，由張鼎丞檢察長簽發起訴書並決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提起公訴。
張延忠回憶說，在那個時期，父親全神貫注投入工作，主持研究大政方針，召開會議，研究報告，審閱簽發法律文書，付出了巨大心血，表現了高度的責任心、智慧和魄力。
處理日本戰犯的訴訟活動是按照中國法律進行的，又符合國際法準則和國際慣例；事實證據確鑿，審判公正；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辯護權；判決是嚴正而寬大的，表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獨創了“免予起訴”這樣一種法律形式。
經過偵查、審判和改造，使野蠻殘暴的戰爭罪犯恢復了人類的理智，真誠認罪悔罪，變成了反對侵略、愛好和平的新人。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這是共產主義戰勝了軍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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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重設人民檢察院時，眼含熱淚拼命鼓掌
張延忠說，無論何時何地，父親對黨的事業都無限忠誠。在風雨飄搖中，父親對檢察事業矢志不渝，苦力勉力支撐著這座神聖的護法大廈。
1968年，得知撤銷檢察機關決定後，他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不禁為檢察事業的命運多舛，為新中國的崎嶇坎坷憂心忡忡。
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我國第三部憲法，決定重新設置人民檢察院。沉寂了10年之久的檢察機關，終於撥開烏雲重見天日。在新憲法表決通過的那一刻，張鼎丞眼含熱淚，拼命鼓掌。
而這時的張老因為在“文革”中備受折磨，已經偏癱6年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決定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重建檢察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這一切都極大地鼓舞著已重病在身的張老。他雖已不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領導工作，但仍時時關心、掛念我國的法制建設。
“父親病重時說，你們好好工作我就很高興”
張延忠說，父親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一生忠厚質樸，為革命獻出了一切，個人毫無所求。他對子女充滿了愛，而無放縱和姑息。父親對子女的要求有時嚴格得叫人受不了。1974年，我和愛人王興都在江西的一個農場工作。我的婆婆李培之(王若飛夫人)被“四人幫”投入監獄多年，身體已經很差。她只有王興一個獨子。王興打算申請調回北京。
父親知道後對王興說：“當年我母親和我在閩西革命根據地打游擊。後來她被國民黨抓進監獄，直到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才被放出來。那時母親身染重病，可是形勢發展很快，新四軍成立後我們部隊要馬上集中，北上抗日。我顧不上看她就奔赴抗日前線了。後來老人家去世了，我心裡非常難過。但我相信她不會怪罪我。”父親這是用親身經歷開導我們。
談及張鼎丞的晚年，張延忠充滿感情地說，父親逝世前幾年，已經不能走路了。他在家養病，從不讓我們請假陪伴他。爸爸病重時，一個弟弟從外地趕回來看望他。他清醒後，大為生氣，叫弟弟立即回去。他說：“你不是醫生，有病醫生會替我看，組織上會照顧我，你們好好工作我就很高興！”
後來他已不能清楚地說話了，每逢上班的時間，要是見到我們在家裡走動，他就氣憤地拍拍椅子的扶手，又指指大門，意思是問我們為什麼不去上班。
小平同志指著張鼎丞的遺像說：一個忠厚長者，一個誠實忠厚的人
張延忠的眼睛裡充盈著淚水：早在1972年父親在一次老同志學習會上就講過，我死了以後，不要舉行遺體告別和追悼會這種儀式，一切從簡就好。
1981年12月，父親去世前後，我們親屬根據他生前的願望，多次寫信給中央，建議喪事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
張延忠的思緒回到了1981年12月16日：“直到父親逝世的那一天，我和妹妹都還在上班。這些好像發生在昨天一樣。爸爸的秘書魯堅同志打電話告訴我：‘12點20分，你父親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放下電話，我靜靜地坐在辦公桌前，等人們都去吃飯後，我離開辦公室，回到家裡。爸爸的遺體已經送入了太平間。家裡安詳、平靜。弟弟們沒有回來。”
“喪事按父親的遺願，像他本人的一生一樣，儉樸地處理了。”張延忠沉思良久。
張延忠說，黨和人民給予父親崇高的評價。小平同志和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同志親臨我家表示悼念。小平同志指著牆上父親的遺像，深情地說：一個忠厚長者，一個誠實忠厚的人。葉帥專門把我們親屬接到他家，對他的這個忠誠戰友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1982年1月1日上午，一架草綠色的“安二”型飛機從閩南的一個機場起飛，把張鼎丞的骨灰撒在了他長期戰鬥過的八閩大地。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張鼎丞為建設中國特色的檢察制度，維護社會主義法制，耗盡了一腔熱血，摸索開闢了一條正確之路。
新華社1981年12月22日播發的張老生平指出：“幾十年來，張鼎丞同志忠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從而受到黨的表彰，贏得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尊敬，是我們學習的典範。”
張鼎丞，這位政法戰線的卓越領導人、新中國任職時間最久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在人民心中樹起了一座豐碑。
製作:鄭玉娣 主編: 劉永良 監製: 蘇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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