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是中國的多事之秋，其中周恩來的去世、他的骨灰撒向祖國的山山水水是最為揪扯中華民族人心的大事之一。筆者因為工作關係，曾數十次採訪過參與撒周恩來骨灰的４個人（羅青長、郭玉峰、張樹迎和高振普）中的３個，多次聆聽他們關於撒周恩來骨灰的情況介紹。現在周恩來離開我們已經３０餘年了，特撰此文，以與廣大讀者共同緬懷這位世紀偉人。
告別周總理遺體
遺願骨灰不保留 淚飛頓作傾盆雨
周恩來辭世的當天，鄧穎超即向黨中央提出了周恩來生前的最後一個請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三天後，鄧穎超把當時的西花廳黨支部書記、周恩來生前副衛士長張樹迎和支部委員、周恩來生前貼身衛士高振普叫到她的辦公室，說：“恩來不保留骨灰的請求，黨中央已經批准。今天叫你們來，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麼地方。”
周恩來的逝世，給全國人民帶來巨大的悲痛。多年在他身邊工作的張樹迎、高振普等人的悲痛自然更不用說了。鄧穎超繼續說：“你們是跟隨恩來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後一個請求已得到中央批准，就由你們二人執行撒骨灰的任務。這也是你倆為恩來同志做的最後一件事……”
鄧穎超說不下去了，張樹迎、高振普兩人的淚水已奪眶而出。鄧穎超強抑住悲痛，安慰他們說：“接到中央批准撒掉恩來骨灰的消息後，我很高興。我高興的是，恩來生前說過，他擔心我替他辦不成這件事。今天終於可以辦成了，他的遺願就要成為現實了。我們要共同為實現他的這一遺願而繼續工作。我也很想親自去撒，但是，目前的條件已不允許我去做了。因為天氣太冷了，我年歲又大了，一出去‘目標’就大。恩來同志是我們黨的人，你們二人都是恩來所在支部的支委成員，所以我委託你們二人去做這件事……”
鄧穎超的一番話，既道出了周恩來的遺願以及他為實現這個遺願所作的安排，同時也是對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的莫大信任。於是，張樹迎、高振普和鄧穎超的秘書趙煒三個人先後到北京的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幾個地方察看。１月的北京，天寒地凍，沒有選擇到一個合適地點。因為大家都知道，全國人民對周恩來懷有深厚的情感，他的骨灰如果撒到地上、冰上，人們就會想方設法去搜集一點留作紀念。最後還是由中央決定：派飛機去撒，並由羅青長、郭玉峰（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張樹迎和高振普４個人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撒的地點也是根據周恩來生前遺願由中央同意的。
１月１５日下午，周恩來追悼大會結束後，鄧穎超領著張樹迎等西花廳工作人員，以及羅青長、郭玉峰等人走進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周恩來的骨灰靜靜地放在那裡，上面覆蓋著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他們跟在鄧穎超身後，立正、低首、默哀。
周恩來的遺體火化得非常成功，以至先前準備好的骨灰盒裝不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臨時從八寶山找來一隻較大點兒的空花瓶，將周恩來火化後的褲釦、金屬鈕釦等遺物和部分骨灰裝到這隻花瓶裡。
默哀完畢後，鄧穎超趨前打開骨灰盒，用顫抖的雙手撫摸著骨灰，兩眼含著淚水，十分堅強地說：“恩來，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
在場的人立即發出一片哭聲。
１月１５日晚上７點半左右，張樹迎從鄧穎超手中接過了骨灰盒。為避開群眾，他們通過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坐上當年斯大林贈送給周恩來的蘇制灰色吉姆車。鄧穎超由她的秘書及保健人員等陪同，乘坐另一輛車緊隨其後離開人民大會堂，利用夜色的掩護向東駛去。晚８時許，他們一行來到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一架原用於撒農藥的蘇制安－２型小飛機停放在那裡。
執行撒骨灰任務的同志登上飛機後，鄧穎超由身邊工作人員攙扶著，向飛機揮手，向她的戰友、伴侶作最後一次告別。
頭把骨灰撒北京 熱愛首都一片情
飛機平穩起飛後，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
北京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１９１８年夏天，留學日本的周恩來回國度假，在北京與父親一起生活，共享天倫之樂。那時北京給他留下了最初的印象。一年之後，周恩來在五四運動中數度在京、津之間往返，與他的戰友馬駿、張若茗等一起到北京總統府前請願，留下了他們“大鬧天安門”的足跡。
建國後，周恩來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長達２７年，與首都人民朝夕相處，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黨、各派、各界代表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剷土奠基，無數次在天安門廣場參加包括開國大典在內的大型重要集會。他曾為北京市的城市建設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團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車站、人民大會堂……連新華門前那對無名的石獅子能“活”到今天，也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與智慧！他在重病期間，還乘上施工用的電吊車登上北京飯店的頂部，實地觀察北京飯店究竟建多高才適宜。在首都，他還親自參與處理了建國初的“高饒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會見了許多中外元首和政府首腦如金日成、胡志明、尼克松、田中角榮等，讓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還留有他為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呼號的餘音，那是他留給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政治遺囑。他關切著北京市民的用水，關注著北京街頭的整潔，也關心著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如此等等，使他與首都人民有著血肉深情的聯繫。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讓他和首都人民永遠在一起。
二把骨灰撒密雲 難忘治水為人民
周恩來的第二把骨灰是撒在密雲水庫上空的。
到過北京周恩來西花廳辦公室或者在淮安參觀過仿建的西花廳的人都知道，在周恩來辦公室的書架上，放置有兩架小飛機模型。據原西花廳工作人員介紹，周恩來生前曾說過這樣的話“我一生就關心兩件事：一個上天（指‘兩彈一星’及航天飛行等），一個水利。”
北京是個嚴重缺水的城市。新中國成立前，供給市區的地表水源只有城西郊的玉泉山一地，年平均供水量在３０００萬立方米左右，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更跟不上工農業發展和人口不斷增加的新形勢。為了抓好北京水利資源的開發，周恩來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艱苦的勞動。他先後主持有關方面修建了官廳水庫、十三陵水庫、懷柔水庫和密雲水庫，並親自率領國務院機關工作人員參加十三陵水庫工地的義務勞動。
在這幾座水庫中，密雲水庫的規模是比較大的，周恩來花費的精力也是比較多的。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６日上午，周恩來在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陪同下來到密雲縣，先聽取了縣委第一書記閻振峰的情況彙報。中午，他顧不上休息，又領著一班人馬來到潮、白河畔，為密雲水庫勘選壩址。當年一位現場參與者後來回憶說：“總理下車後毫無倦意地大步向前走，全然不顧腳下一步一陷的沙灘和凹凸不平的亂石堆，只專心一意地遠望近觀，察看地形。來到規劃中的潮、白河壩址，他便坐在河灘中的一根木頭上，一邊認真地看庫區地形圖紙，一邊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當他聽取了水利專家們關於潮、白河歷史災害情況和修建水庫的規劃設想彙報後，又提出許多問題與大家共同磋商。經過仔細推敲，反覆論證，最終同意了潮河主壩與九松山副壩的壩址規劃。”第二天，周恩來又主持國務會議，專題討論修建密雲水庫問題。經過約兩個月的充分準備，這座華北地區最大的水庫在９月１日順利開工。
密雲水庫距北京１００餘公里，橫跨潮、白兩河的主河道。每當施工的關鍵時刻，周恩來總要親赴現場瞭解情況，就地指導施工。他公務多，遇有實在不能到場的情況，便派人或者用電話詢問施工進展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工地上，周恩來還諄諄告誡工程指揮人員：“既要保證進度，更要保證質量，決不能把一個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或者是一個無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質量永遠看作是對人民負責的頭等大事。”周恩來還在一次水庫工地座談會上說：“這座水庫坐落在北京東北，居高臨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頭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者漏了，灑出大量的水來，北京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溼的。”
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安排下，２０多萬建設大軍經過近兩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建成了可蓄水４３億立方米的密雲水庫。從當時我國的國力、技術等條件看，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三把骨灰撒天津 津門起步鬧革命
周恩來的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
天津是華北最大的港口城市。１９１３年春，因四伯父周貽賡從瀋陽調天津任長蘆鹽運司榷運科科員，周恩來也隨四伯父來到天津，並於那年暑後考入仿歐美風格辦學的私立南開學校。從此，他與天津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曾在天津組織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組織青年進步革命團體“覺悟社”；還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愛國運動遭反動當局逮捕坐牢達半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去自由；在天津結識了許多仁人志士和親密戰友，特別是結識了他後來的伴侶鄧穎超。
在天津，還發生過一件讓周恩來終生難忘，而社會上又很少有人知道的事。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為了解決順直省委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問題，周恩來以中央特派巡視員的身份，化裝成商人模樣潛往順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一次集會時，反動軍警突然包圍了會場，不過他們並不知道這是一次共產黨的重要集會，只當作是一部分青年過激分子組織的會議，目的只是想抓住從外地來參加會議的頭頭。於是，這些鷹犬們就嚴令所有被圍在場內的與會人員，可以帶信給在天津的家人或親屬來將他們保領回去，然後再從剩下的沒人認領的人中查出共產黨的要人。這使周恩來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寓居天津的三伯父周貽謙，就讓一位被家人保釋出去的同志幫他帶一封信給三伯父。
周貽謙的妻弟錢能訓曾擔任過北洋政府的交通總長和代國務總理。“攀”上這棵大樹，周貽謙也曾在他的蔭庇下擔任一些收入可觀的職務，如鐵嶺稅捐局局長、天津長蘆鹽運司榷運科科長等，並經常在京、津一帶的重要場合出現，認識他的人很多。但他對周恩來這個鬧革命的侄兒並不太看好，所以周恩來這次秘密到天津時也沒有告訴他。現在情況危急，只有三伯父出面，他才能轉危為安。周恩來雖然知道此舉有一定風險，但他更相信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的三伯父對他的親情。１９１０年他１２歲時，就是這位三伯父把他帶出淮安駙馬巷到東北讀書的。
周貽謙接到周恩來遇險的信後大驚失色，立即穿起長袍馬褂，並讓家人從車行要了一輛汽車，趕往周恩來出事的地點。
行車路上，周貽謙再三忖度：十幾年了，當年稚氣未脫的孩子早已長成大人了，見面能一眼認出來嗎？在這種節骨眼上，如果稍有遲疑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最後，他決定寫一字幅放置於車前。可字幅上寫什麼呢？如果寫“接周恩來”，無疑是把他送入虎口；寫“接侄兒”吧，能引起周恩來的注意嗎？臨提筆時，周貽謙寫下了“接周大鸞”４個字。果然，車一到會場門口，機靈的周恩來看到自己乳名就雀躍似的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來給您拜壽，可我被一個朋友拉來聽一個什麼會議……”軍警們一見是周貽謙出面，而且伯侄之間彼此熟悉，親密無間，只好放人。
回到寓所後，周貽謙再一次嚴肅批評了周恩來：“宣統退位了，共和建立了，你還要鬧革命！你們是‘革’誰的命啊？”周恩來一邊感激伯父的救護之恩，一邊用孫中山的遺言回答說：“三伯，中山先生臨終前不是說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嗎？現在的蔣介石早已背叛中山先生遺訓，如果讓他長期獨裁下去，我們中華民族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啊！”周貽謙聽了沉默無語，良久才說：“人各有志，我不強勉了。只是山高水遠，前途多艱，你一定要好自為之呀！”
據說，反動軍警放走周恩來之後，又聽人說好像周貽謙家庭裡有個共產黨的要犯，於是連忙加派軍警日夜守候在周貽謙的住宅周圍。誰知周恩來的警惕性更高，他只在三伯父家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穿上高領旗袍，帶上假髮套，化裝成一位闊太太，坐上黃包車，在一位“女用人”的陪侍下，從憲兵、特務們的眼皮底下溜之大吉了。
天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也是他多次涉險的地方，因此他對天津就多了一份熱愛。
四把骨灰撒濱州 親山親水報母親
周恩來的最後一把骨灰撒在了山東濱州的黃河入海口。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周恩來生前曾無數次表達過他對母親的懷念。無論是在天津坐牢期間寫下的《念娘文》（該文現已失傳），還是留學日本時記下的念娘日記，無不充滿對生他撫育他成長的母親的感激之情。
周恩來１２歲離家，從讀書追求革命真理到投身無產階級革命和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未能再回故鄉一趟。“母親墳前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親恩未報。”他期望死後將骨灰撒進母親河，以報答生他養他的母親。同時，祖國也是我們每個中華民族子孫的母親，他迴歸了母親河，也就回歸了大地，回報了祖國。周恩來生前曾說過：“人生來是為人民服務的。生前的工作、勞動是為人民服務，死後火化撒掉骨灰，落在水裡的可以餵魚蝦，落在地上的，可以作為植物的肥料，還在繼續為人民服務。只有這樣，人類才是生生不滅的。”這是周恩來的貼身衛士韓福裕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親口對筆者講述的。
１９９７年筆者在訪談周恩來最後召見的一位部長羅青長時，他告訴筆者：周總理的骨灰撒到黃河入海口，還有另外的一層含意，那就是他想通過海水把他的骨灰帶到臺灣去。周恩來一生十分關心臺灣同胞，一直祈盼著祖國能早日統一。
周恩來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奉獻給了祖國和人民，最後的一點骨灰也撒向了祖國的山山水水，從而奏出了周恩來人生觀的千古絕唱：親山親水歸大地，生生不滅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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