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務員圈子裡，差不多每個人都遭遇過“份子錢”:或者給別人隨“份子錢”，或者別人給你隨“份子錢”，或者你來出頭，為某位同事的某件大事向其他同事/同學收取“份子錢”。
敢說自己沒跟“份子錢”打過交道的，要不就是剛剛入職的“生瓜蛋子”，要不就是不食人間煙火，不搭理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搭理的孤僻之人，而後者，在現實生活中極其罕見。那些涉世不深的“生瓜蛋子”倖免“份子錢”的時間可不多，早晚也會中槍，躺著都會中槍。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從什麼地方開始，每逢婚喪嫁娶，“份子錢”都是少不了的應酬，如今，“份子錢”早已成為不可或缺的禮俗之約。咱堂堂大中華，是有五千年曆史的禮儀之邦，“份子錢”算不算個明證？大概算。否則，這“份子錢”怎麼會經久不衰，人人有份，誰都躲不開？公務員同樣躲不開“份子錢”。
關於“份子錢”的是耶非耶，歷來爭論不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沒人說得清。是也罷，非也罷；說得清也罷，說不清也罷，反正到今天為止“份子錢”照樣存在，成為“潛規則”，把你我他緊緊地抓住。逃脫？想得簡單，沒門。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對於許多人來說，“份子錢”在某種程度上已構成沉重負擔，它既是人情負擔，也是經濟負擔，令人苦不堪言。
前不久，有位公務員朋友曾經訴苦：“這倆月結婚的特多，光是隨份子就隨出去四五千，吃不消啦。”對此，深表同情。受“份子錢”所累的，不只他一個。不信，您可以向身邊人打聽打聽。
有人發狠說過，不隨“份子錢”就是了，我就不信不隨不行。說歸說，做歸做，不久，乖乖地繳械投降，不得不隨了大流兒。“份子錢”看似小事，實際上反映了複雜的人際關係，而在中國，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公務員這個職業，沒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幾乎寸步難行。
舉個有關“份子錢”的極端例子。
前段時間媒體報道過一件“趣事”。重慶一位裴姓的小夥結婚，婚後沒幾天便請人吃飯，應邀吃飯的人以為就是吃個飯，到達飯店包房才發現，算上小裴夫妻總共六個人，都是大學同學，而且恰恰都是婚禮當天沒去，紅包也漏送的。
待明白了這頓飯的主題後，其中兩位同學掏出紅包，補隨“份子錢”後，匆匆告別離去。其餘兩位則和新郎新娘繼續吃飯，沉默不語，氣氛十分尷尬。顯然，這是試圖以一種尷尬化解另一種尷尬，沒成想，留下的卻依然是尷尬，尷尬的人際關係，以金錢來表徵的人際關係。
有人為“份子錢”百般辯護，力圖為其存在提供種種合理性、必要性。當然，不能不承認，對“份子錢”不能一概否定，客觀上，在一定的程度內適當的“份子錢”還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不能任由“份子錢”按過度過多過爛的趨勢發展下去，必須加以抑制，不能讓“份子錢”破壞人際關係，破壞和諧氛圍，不能讓人和人的關係庸俗化，金錢化，充滿銅臭味。事實上，“份子錢”的弊端眾所周知，多數人對此怨言頗多，忍無可忍，只不過尋覓不到擺脫“份子錢”的巧招妙計而已。
最近，有網友吐槽：結婚時同事包了300元“份子錢”。這個同事最近要辭職，竟開口要回“份子錢”。理由是，她年前要離職回老家，以後結婚沒機會請大家去，因此要求將之前隨的300元份子錢還給她。
此舉，引發對紅包該不該還，“份子錢”該不該隨的爭論。把“份子錢”再要回來，顯然不符合一般的人情世故，打破了人情規則，在人們傳統意識裡，給出去的怎麼能夠再要回來？不合人情嘛，也不好意思張口呀。
從內心深處，很多人為此舉暗暗叫好。本來嘛，人情往來，有往有來才稱得上往來，“份子錢”也是如此，只出不進，只往不來，誰能擔得起，誰能願意？從這個意義上說，要回“份子錢”無意中在敲打“潛規則”，頗有積極意義。只不過，在公務員圈裡，能有多少人贊成和認同要回“份子錢”，能有多少人敢於效仿？不得而知。
“份子錢”氾濫，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商品社會里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難道真的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錢往來嗎？除此之外，人際關係上是不是也該尋求其他方式和途徑來表達感情？公務員能不能帶頭從“份子錢”規則中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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