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反腐，是从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现象。腐败得厉害，组织会失去公平公正，效率低下。
从远古部落开始，人类就存在分工与协作，大家干着不一样的工作，最后论功行赏，共同分享劳动成果。比如，对于打猎或者种地这两件事情，老人、女人和孩子在家耕种，男人们出去打猎。最后部落的首领按照个人的贡献大小，跟大家一起分配猎物和粮食。公平的分配会提升大家的积极性，下一次打猎或种地更卖力，生产力提升，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腐败，分配不公，大家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有的人可以不劳而获，大家就都会想办法投机取巧，生产力大幅度降低，整个部落就会被别的部落吞并。
古时候的部落是最简单的组织。到了现代社会，人类的组织各种各样，分工和结构形式高度复杂化，一个人几乎与其他所有的人都存在着或紧密或疏松的交换关系。比如，当你早上花5块钱买一杯牛奶，你可能已经与几万人产生了关联。如果在生产牛奶的某一个环节上出现了腐败问题，就可能导致这杯牛奶存在问题，也许过了保质期，也许里面添加了三聚氰胺。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公平公正，防止腐败变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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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东被调查与阿里的反腐机制
12月4日，刚刚卸任阿里大文娱轮值总裁的杨伟东，突然传出消息，根据举报，因经济问题，原优酷总裁杨伟东正在配合警方调查，目前，优酷总裁由阿里影业董事长樊路远兼任。
视频圈的反贪事件令人瞩目，尤其在视频版权采购、广告投放、工程建设、服装采购、旅游业务承办等方面更容易滋生腐败问题。
杨伟东成为“阿里人”是在2016年4月，当时阿里完成对优酷的全资收购。10月，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成立。随后，时任阿里影业董事局主席兼CEO的俞永福发布内部信，宣布成立大优酷事业群。
随着阿里大文娱成立，优酷创始人古永锵也彻底淡出，而职业经理人杨伟东被推向台前。
在加入土豆之前，杨伟东曾是诺基亚大中国区市场营销总监，当时诺基亚也是娱乐营销领域的金主，杨伟东在那期间就经常接触娱乐影视圈。
在杨伟东的履历中显示，2008年，他和陈砺志、胡海泉共同创立了麦特文化。但陈砺志否认了这种说法，按照陈砺志的表述，直到2012年，杨伟东才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进来，他按公司注册资本（100万），转让给杨伟东50%的股权，并让杨担任董事长、CEO。
麦特文化成立后，陈砺志又和羽泉一起成立了巨匠，后也邀请杨伟东加入。
但由于双方在公司发展理念上产生分歧，杨伟东离开麦特，陈砺志和杨伟东等协商从对方的公司“平退”，即羽泉退出麦特，陈砺志和杨伟东退出巨匠。
陈砺志表示：“杨伟东离开的时候告诉我一起退出巨匠文化，但是最后我退出了，杨伟东没有退出，股权还增加了，相当于他和别人联手把我给坑了。”
2015年10月，杨伟东离职，将在巨匠有限中所持有的60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同时退出了股东会。
杨伟东退出巨匠的同时，2015年，优酷、土豆两个BU合并，杨伟东和魏明担任优酷土豆BG联席总裁；第二年，杨伟东升任合一集团总裁，负责优酷、土豆、来疯等相关平台业务。
随后两年时间里，杨伟东先掌权优酷，继而出任阿里大文娱轮值总裁。在这期间，2017年优酷诞生了爆款剧集《白夜追凶》，但进入2018年后，优酷在剧集上爆款难觅，综艺方面《这！就是街舞》打了头阵，当时还和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进行了正面PK。
2017年，巨匠文化就与优酷、天猫、因唯联合出品了酒后真人秀节目《就是呵呵喝》，到了2018年，又参与到《这！就是街舞》的出品中。当时节目总投资3亿元，巨匠文化出资6000万元，占比20%。而在招商方面，节目总招商金额逼近6亿元，一度刷新了近年网综广告商业化的最高纪录。
阿里是互联网企业当中较早专门成立自身反腐部门的互联网公司。
2010年，淘宝网就先成立了廉政部，该机构专职反腐，2012年正式设立了“阿里廉正合规部”。其主要职能为腐败调查、预防及合规管理，该部门独立于各业务线内审及内控部部门，只向集团CPO汇报，调查权限上不封顶，阿里“廉正合规部”也有公开的举报平台，供商家举报阿里小二的违规行为。
阿里CPO一直是由十八罗汉担任，并且历任皆是女性，分别是童文红、彭蕾、蒋芳。阿里的反腐是多种组织与形式并行的，除了廉正合规部之外，阿里还有“首席风险官”一职，第一任首席风险官由集团秘书长邵晓锋担任。
在加盟阿里前，邵晓峰是一位天才刑警，曾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支队一大队大队长，有着极为丰富的刑侦经验，并且荣誉等身。
邵晓锋曾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8次获得上级嘉奖，还获杭州市十大破案能手称号和新长征突击手称号。2003年7月被公安部授予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称号。因此花名叫“郭靖”的邵晓峰决然不像郭靖那样木讷老实，其在阿里内部有着极高的威严，阿里内部的数次贪腐案件都由邵晓峰带头侦查办理。
除了廉正合规部和首席风险官，阿里又为自身加了另外一道锁，2015年，阿里又增设了“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一职，由“灭绝师太”郑俊芳担任。灭绝师太麾下的“平台治理部”，专职电商平台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打假、打击信用炒作等管理事宜。
2017年12月，灭绝师太从郭靖手里接任了首席风险官一职，身兼首席风险官、首席平台治理官两个职位，灭绝师太对内打击腐败，对外治理假冒伪劣，权柄颇大。不过也正因为阿里这种严如铁桶的内外反腐制度，才能够让一直和钱打交道的阿里能够在多年的发展中没有出现大的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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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王朝的腐败与衰落
腐败，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国家的腐败和反腐，那更是惊心动魄，你死我活。当一个朝代腐败横行，到处滋生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强大，实则内心中空，小麻烦和大问题会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大清王朝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泛滥蔓延的趋势。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肃查获了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勾结伪灾舞弊，折收监粮、肆意侵吞的大案，一些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113人，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全国，时称“甘肃冒赈案”，后人又称“甘肃米案”，震动全国。
连乾隆皇帝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全部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互相配合做假账，把八百多万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将立即瘫痪。
嘉庆登上皇位之后，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撤换，但是，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直隶省布政使承办王丽南，顶多是股级干部，从嘉庆元年开始，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手段很简单，就是私刻了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形同虚设。
每年朝廷下拨相对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经费用于治理黄河，但收效甚微。那些治河官员，每天公然在衙门里喝酒听戏，治河经费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治河的工程，处处偷工减料，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大量“编外衙役”充斥基层。各县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工，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以弥补财政经费不足。比如直隶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各种费用。
腐败，导致了帝国出现各种各样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故。比如说，嘉庆七年，皇帝带着大部队去木兰围场围猎。结果让他大跌眼镜。小时候他多次跟父皇前来，那时候古木参天，野兽特别多。结果他这次来一看，围场周围的木栅栏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参天古木不见了，都是被砍伐之后一个个木墩。
处处是盗木者的窝棚，地上还有砍伐者做饭的痕迹。皇家猎场， 成了盗木贩子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更是不计其数，要装十几辆大车。而嘉庆这一次，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羞愧过后，皇帝不得不感慨，朝廷的败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
嘉庆晚期的一年，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向他汇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惊，命令严查，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官员隐瞒。后来虽然百般追查，但最后依然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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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反腐？
腐败得以产生，首先肯定是因为有了权力，掌握权力的个人，不按照约定好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规章制度，利用权力私下里为自己或其他某个人谋取利益，这就是腐败。
可以发现，创业初期的团队无论国家还是企业，很少听说出现腐败行为。比如说，明末初年，李自成起义造反，一开始闯王的部队是非常严明的，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甚至有歌谣说，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但是，到了后期，李自成的部队打下北京，从他本人都手下就开始胡作非为，在城里抢钱抢粮抢女人。
为什么组织创业初期没有腐败，而企业大了之后就腐败频发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创业初期，组织的人员比较少，大家有宏伟的目标和远大的梦想，一门心思为了企业做大做强而努力，大家的觉悟更好，凝聚力更强，没有人愿意腐败。但是，当组织成熟壮大之后，成员们觉得可以坐享其成了，早已失去了当初的梦想和干劲，加之有人行贿诱惑，腐败产生了。
第二，创业初期，组织资源少，权力也少，组织本身对外界人员来说无利可图，无人行贿，所以组织内部也就不会出现腐败现象。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里认为，组织是一个体系，就像一个机器，一环套一环，彼此作用，彼此增强，好则越好，坏则越坏。
如果腐败的存在，直接导致组织内部不公平，诱使组织成员不作为，员工的出发点不再是解决组织的问题或者为组织创造价值，而是考虑怎么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就怎么来。组织员工的不作为会让组织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低下，损害品牌声誉，同时加剧了组织管理形同虚设，进一步给予腐败在制度上有有机可乘。腐败进一步加剧所有人不作为，不作为再次加剧腐败发生，这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从而会让管理失灵，效率低下，产品或服务质量跟不上，最后组织彻底垮台。
组织反腐，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依靠制度和打压两个方面。
首先，还是要给予团队重拾新的目标和新的梦想，让大家重新从一穷二白开始再次创业，在新的岗位上清零，新的任务和挑战能够点燃大家的热情。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对某一些岗位的高管在位时间不能超过三年的原因，三年一到，重新更换岗位。
第二，善于打破组织内部原有的均衡。当组织内部各个小型的团体达成某一种默契或者均衡之后，大家心照不宣，腐败就容易产生。启用新人，在核心的高层团队当中引入新人，试图让团队不稳定，再次促进新的激荡，彼此重新制衡，让整个团队体系焕发竞争和PK的活力。
第三，组织信仰。什么是信仰？就是一群人共同的最低层次的价值观，大家能够被共同的象征所感召。比如被共产主义的立项感召，被基督耶稣所感召，被儒家伦理所感召等等。即使是异端邪教，也有感召。比如太平天国能够被洪秀全感召，被拜上帝教感召，就都成了信仰。因为有信仰，大家才有能有凝聚力，才能有属于整个组织和个人的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大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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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组织之熵与耗散结构
腐败是大企业病的表现之一。
物理学概念“熵”被引入组织管理理论当中。熵理论认为，组织会从有序状态趋向于无序状态，由于企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当运行到一定阶段之后，组织内部的能量被不断消耗和累积，企业不再具有创造力和活力，企业内部形成庞大的“冗余”，效率低下，企业逐渐趋向于寂灭。
无论破坏式创造或者颠覆式创新理论，都试图通过打破企业现有的僵化状态，以新的团队引入、新的业务领域或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热情和梦想被点燃等等，从而找回企业新的活力。
任正非在2011年提出企业耗散结构观点，就是企业内部需要通过不断的对外开放，不断的创新，耗散掉既有的能量，以获得新的能量，让企业持续生长，保持领先。
对企业来说，反腐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新团队建设还是开辟新业务，对企业而言是输血，新鲜血液的流入让企业改变既有格局，打破现状，重拾企业的“梦想”和热情，再次统一和凝聚团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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