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顒（1627年——1705年）字中孚，西安周至人，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在清初學術界， 李顒以“艱苦力學，無師而成”著稱，不僅被時人譽為“海內真儒，關中正脈”，而且與孫奇逢、黃宗羲並譽為清初“三大儒”。因《元和郡縣圖志》的“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原盩厔縣今作周至縣）句，人們稱他“二曲先生”，他已成為周至地區的代名詞，可以想象，在當時， 李顒影響力之大。一些著名思想家、社會賢達，如顧炎武，傅山、王弘撰等都不惜屈尊，拜訪到他的柴門之下。如今在周至，有他的雕像；有他的墓地，墓前有“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還有以他字號命名的“二曲中學”；以及民間成立的學術單位“李二曲研究會”；他創立的《二曲禮儀》，還在民間流傳。比如祭祀用的“牛”，稱為“一元大武”，“羊”稱為“柔毛”，“水”稱為“清滌”，“酒”稱為“清酌”，生活中處處有他的影子。
作為思想家，他的思想仍然是孔孟以來的儒家思想。作為哲學家，他崇尚宋明理學“陸王”心學，他強調“明體適用”，“明體不適於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於明體，便是霸儒。“李顒的“明體適用”雖為一家之言，是宋明理學中其他學派所沒有的。李顒的學術思想和他的講學實踐大大提高了關學在全國的學術地位，他也成為關學在清代的一個高峰。他強調修心，以達到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境界。研究他的思想，是學術界的事情。在這裡，我主要想說說他的忠孝節義。
古人曾說“天下至德，莫大乎忠”。李顒的忠，無疑是忠於“明”，因為其父是為明朝而戰死的。他作為明朝遺民，對清朝始終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對於亡明，他可以用“死忠”來形容。屢次徵召不從，不與清廷合作。第一次，據《歷年紀略》記載，康熙八年“六月，詔訪隱逸，巡撫白某聞先生名，欲特疏薦舉，先生致書於駱，託其從中力挽，事遂寢。”第二次，康熙十二年，總督鄂善“知先生鳳翔千仞之操，不可榮以祿，念系地方高賢，又不敢蔽，乃密戒學憲及郭丞勿洩，遂會同撫軍阿疏於朝。”大意是先生為“一代真儒，三秦佳士，學術經濟，實曠世之遺才，道德文章，洵盛朝之偉器。”李顒聞知此事，“錯愕自咎”，即修書於總督鄂善，曰“自辭託家，即染寒疾，歷久不痊，遂至右足不仁，艱於步履……伏乞格外施仁，代為題覆，使病廢之人得以終安畎畝”，又一次婉拒。第三次，康熙十三年四月，“有旨復徵”。這一次，吏部讓督撫直接起送，也就是強行徵召。若不去就得開具醫生證明，以至於“府提醫、鄰嚴訊，脅以重刑，眾無異辭”。當年七月，在渭水漲水的情況下，李顒的長子慎言去哀求，而府的態度是抬人事驗，驗的方法欲以錐子刺股，此舉創下了強行求賢的記錄。順便說一下，康熙確實是求賢若渴，也能禮賢下士，但康熙未必知道地方求賢邀功的粗暴。歷史上，康熙一上位，即重視對漢人知識仕人的起用，這就是李顒屢次被召的背景。
康熙十七年，康熙詔曰“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以備顧問，朕萬幾餘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資典學。其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士，勿論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舉所知，朕將親試焉。”康熙的親詔，地方催逼更甚。據史記載，當時李顒住在大雁塔，陝西總督哈佔和西安府尹一起勸他應徵。他長臥病榻，又一次以病疾堅辭。接著，他的朋友和官吏都來了，官吏氣勢洶洶，而朋友泣淚勸撫，李顒說：“人生終有一死，惟患死不得所耳，今日吾死所也”，又一拒徵。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李顒好友山西道學家、思想家、書法家傅山也屬被徵的博學鴻儒對象，他也拒徵，於是直接被抬到京城，但傅山依然拒絕殿試，此舉讓他獲得了巨大的身後名聲，也體現了這些明朝遺民的氣節。
值得再說的是，第五次，即1703年康熙西巡到西安，上欲親召李顒見面，但他還是以年邁身殘婉拒。十一月十九日，聞今上知先生抱恙，有“高年有疾，不必相強”的溫旨，遂賜書“操志高潔”匾額及御製詩章，並索二曲著述。行文至此，筆者不得不佩服康熙的求賢真切，環視今人，也不得不佩服先生的“操志高潔”。
李顒先生的孝行可稱千古楷模。其父李可從戰死，他認為，對先父生不能養，死不能葬，成為他精神上的巨大內疚。在他葬母三年後，他開始了尋找父親遺骨之行。“服闋，欲往，苦無資斧，至是貸於鄉人，得四金，乃齋沐籲天，哭告母墓啟行。”他在古戰場“繞城遍覓，滴血無從，乃為文禱於社，晝夜哭不絕聲，淚盡血繼，觀者惻然”，此時已是三十年之後，滄海桑田，怎能有收穫？他為父尋屍骨的行為感動了襄城官紳和士人，大家決定為包括李可從在內犧牲的烈士建祠起冢，以紀念。李顒母親更是一位堪譽孟母的賢人，她在失夫的情況下撫育出曠世大儒，受盡了辛苦，她為人紡棉， 李顒則拾薪採蔬，母子相依為命，情深似海。史載李顒母親去世前後的情形——康熙四年，“五月，母忽抱恙，初患膈痛，既而暴下，先生彷徨憂慮，徵醫療治，具蔬牽羊，終於隍廟，請以身代……”“仲冬十七日，母親不起，伏抱擗踴悲號，痛不欲生”“貧不能斂，猶晝夜撫魂嗚咽，一勺欲不入口者五日……”母葬，他竟因勞累，“頓成骨立”。後來，李顒與多人一起為母建修了敬母祠。
李顒的義也很感人，僕人李喜死，先生哭之甚痛，葬日出戶，率二子祭奠，躬送下葬。為此，鄉紳王思若作《義僕傳》，李喜一僕，史書有記。主僕之誼，世人羨慕。
當然，作為思想家的李顒，其主要貢獻是在思想史上和哲學史上，他的著作很多，著名的有《悔過自新說》《學髓》等，為關學的又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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