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仙逝，享年95歲。如今算來，九年矣。
在他身後，他的著作、事蹟一直被人津津樂道，尤其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各種媒體，公號的懷念文章鋪天蓋地，強烈吹捧。
有人說，一百年能再出一個錢鍾書，但是再也出不了王世襄；也有人說，一千個王思聰都玩不過半個王世襄……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髮展，“盛世收藏”已成為當下一道為人矚目的社會人文景觀。
但是，我們也應當客觀地看到：
在利益推動下，有些人對文物的衡量是以金錢為標準的，對藏品的把玩是以謀利為目的的。文物成了某些人圈錢撈銀的工具，藏品成了待價而沽的奇貨。文物的書香氣已被銅臭味所覆蓋，藏品的文史性也消解於贏利的火爆味之中。
而文物本身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藏品本體的文化價值、審美價值卻被忽略了，乃至根本無遐顧及。文物界、收藏界的這種不良現象，應當引起人們的關注與警惕。如再任其蔓延下去，是會影響文物界、收藏界的可持續發展及整體性提升的。
由此想起已經去世的王世襄先生，這位可敬的老人幾十年如一日地對中國傳統文物、歷代藏品盡心守望呵護和全力收集整理，像他這樣如此鍾情又如此執著地傾情於文苑藝壇，篳路藍縷而探幽抉微、不計功利而又超越世俗，體現了一種高度自覺的文化使命精神。
可以這樣講，此種精神對於當代文物界、收藏界是極為寶貴的表率和極有啟迪的人格感召，由此產生了獨特的“王世襄現象”。
隨處開鑑寶會，各地開藏品展，已成為收藏界一大奇觀。君不見，如今的文物界、收藏界可謂春風得意、熱鬧喧譁。拍賣的槌聲時常爆出驚天的數字，收藏的傳聞時常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有哪幾個人耐得寂寞、專心致志的搞研究考證？又有哪幾部真正有價值、可以傳世的文物專著或收藏論述出版？有的只是戲說亂彈，甚至不少基本的常識和年份的斷代都經不起推敲，還自封“權威”，自稱“大師”，自吹“老子天下第一”。
相反，有關抄襲、剽竊的糾紛卻老是此起彼伏。有關鑑假為真、替偽作秀、為贗作證的事件卻是屢有發生，從而出現了一種泡沫現象和異化業態。當代的文物界、收藏界在相當範圍內被炒作所誤導，被金錢所迷惑，被功利所左右，被忽悠所搞亂。
而王世襄先生在新時期以來是以“京城第一大玩家”所名世的，對於這個“大玩家”，大畫家黃苗子讚譽為“玩物成家”，大書家啟功稱道為“研物立志”。
他一生共寫了40多部專著，90多篇論文，在王先生身上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格物致知精神。正是這種理性追求和不懈探索，使他成為中國文物界真正的集大成者。
從終極意義講，王先生的出現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從社會現實上講，王先生的那種格物致知的精神，是可學而可效的。
當今文物界、收藏界有些人是隻講獲取不講奉獻，只重金錢不重品行，以市場為風向，以拍賣為目的，缺乏誠信、喪失操守、利益燻心，一切向錢看。
有些“鑑定家”在高額“紅包”的誘惑下，即使是假的也鑑定為真，還有一些“李鬼”式的鑑定家指鹿為馬，看錢而定。而有的則是內外合謀，將真的文物、藏品鑑定為假的，讓其流出境外，又將境外流入的膺品鑑定為真，以高價拋出。更有甚者為謀利而失去良知，不惜以身試法，在相當程度上敗壞了文物界、收藏界的人文傳統、生態環境、行業秩序和職業道德。
中國文化精神歷來推崇的那種文物的歷史歸屬感、藏品的文化象徵性都被顛覆於紅塵的“趙公元帥”與“慾望號街車”。
在當今的文物界、收藏界要尋找真正像王世襄老人那樣的“為文化所化之人”，已顯得相當困難。
記得王先生曾坦言：
“我對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態度，只要從它獲得過知識和欣賞的樂趣，就很滿足。物歸其所，問心無愧，便是圓滿的結局。”這可謂是一個文物家、收藏家的大開悟、大智慧和大境界，相當真實而樸素地體現了一種家國意識和奉獻精神。這也是踐行了千百年來中國文物收藏的傳統美德：得諸社會，還諸社會。
王先生生命譜系所展示的學養境界與藝品人格，對當代文物界、收藏界來講無疑是具有文化標杆意義和人文典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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