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三亿日元抢劫事件是1968年12月10日发生在日本东京都府中市的一次现金抢劫事件。至今犯人尚未捕获。此案已经过了时效。犯人作案手法巧妙成为日本历史上最神秘的案件之一，被人们视为完美犯罪，已经成为了传说一般的存在。考虑到货币贬值的因素，这也是日本迄今为止被盗金额最大的案件。
1968年，是东京1964年奥林匹克举办之后的第四年，经济一片繁荣，尤其是以基础设施设备为主的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给日本的社会经济带来了腾飞的契机。然而不得不提的是，因为60年代席卷全世界的学潮运动和反资本主义思潮，日本社会也并不太平。
1951年，在日本战败后被联合国军占领和朝鲜战争爆发的大背景下，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进入60年代之后，日本的劳动阶级、学生和一部分国会议员都开始反对这一承认了美国对日本长期占领合法化的条约，力主美国应当从日本撤军。尤其是到了1967年，因为旧安保条约即将于1970年失效，而亲美的日本政府倾向于自动延长这一条约，于是日本各地的左翼团地都纷纷开始在街头开始组织游行抗议。可以说，在60年代的后半期里，日本的警力的主要目标都是在维稳。
1968年12月6日，位于东京西部的国分寺的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支行，突然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恐吓信的文字都是用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字拼成，内容是要求该银行于7日下午5时之前，由该银行的女性职员手持300万日元（折合现今价值3000万日元，约180万人民币）到指定的地点，否则就要炸掉该银行支长的家。银行赶快报案，国分寺地区出动了50名警力前往该指定地点蹲守，然而毫无所获。这件事也在当天被电视、广播和当地报纸大幅报道。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件事是恶作剧的时候，4天之后的12月10日上午9点30分，东芝府中工厂为了发放年底员工奖金，派出三名职员前往这家银行，取出了3亿元日元现金（约合现今价值30亿日元，相当于1亿8000万人民币），分成了3个现金运输箱包装。当天东京地区天降暴雨，能见度极低。三名职员与银行的司机一起上车，当载有这些现金的车从银行驶出后，来到了府中监狱背后的一条路上，突然从后面一辆披着雨披的警用白色摩托追了上来，并且截停了这辆车。
司机把车停稳后，摇下车窗问到：“怎么了？”
警用摩托上的人下来，对司机说：“你们银行巢鸭支行行长的家发生了爆炸，有消息说你们这辆车上也被装了炸弹，可能在座位下面，请马上配合调查！”
“昨天我们把车锁好了放在车库里，车里不会有的。”司机回答道。
然而这位“警察”却不由分说，开始探头向车底进行检查。片刻，他站起来喊：“发现炸弹了！就在车底！”说完就自己钻进了车子下面。
当他钻入车底后，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防水发烟筒，顿时车下面就冒出了浓烟，火光四射。
“不好，要爆炸了！你们快跑！！”警察钻出车底，对车里的人大喊。而车里的四个人也顿时想起了几天前的爆炸袭击预告，赶快跳出车里，站在倾盆大雨下淋的像落汤鸡。
这时警察赶快跳上那辆运款车，对他们大喊道：“我来把车开远，你们都隐蔽好！”
四人心里都一面由衷地感叹着，这真是个勇敢的人啊……一面看着载着三亿元现金的车越开越远，直到消失在一片滂沱的大雨里。白色摩托车就那样被孤零零地扔在了雨里。他们回过神来看到地上，有一个已经烧完了的发烟筒……
四个人这时才发觉事情好像有哪里不对……
司机赶快去看了下那辆白色警用摩托，发现文件箱的部分竟然是个涂成白色的饼干盒子。众人赶紧报案，9点50分，东京市全境（除了1000公里之外的小笠原群岛和路程较远的伊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警备状态。而当天正是日本实施年底特别警备的第一天，在全国各个交通要道都设置了盘问关卡，似乎犯人也跑不掉多远。
然而在事件发生的24小时之内，东京各地并未发现这辆消失的运款车——东京警察这时才意识到劫犯在途中换了车。于是东京警察开始了地毯式大搜查，并于之后发现了四处涉案现场，收集到的嫌疑犯遗留物超过了100件。在收集到了如此多的证物之后，东京警察厅乐观地认为破案只是时间问题，然而，事情却不像他们想象地那么简单。
目击者
事件发生后有人提供了如下目击报告。
11月下旬早上8点左右有人看到府中市市道这辆被盗的蓝色摩托。
12月1日深夜有人发现被盗的摩托车停在京王线高幡不动站附近反向车道。
12月9日晚上8点40分有人在府中市某十字路口看到这辆摩托，这时候已经被涂成白色。
案件发生30分钟前9点左右有4个目击者看到距离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支店50米的地方有个身高165-170厘米，30岁穿雨衣的人在张望。
案件发生10分钟前9点20分有主妇在第3现场目击到该摩托。
第一现场4名银行职员和府中刑务所人员以及航空自卫队员的证词有出入。
第二现场附近有一名妇女被运钞车激起的泥水溅到。
国分寺市的一对园丁父子的车差点被红色卡罗拉撞到，随后红色卡罗拉飞速往国分寺街道方向开走。这对园丁父子看到驾车的是一个无帽穿黑色外套长发男子，没有看到保险箱。
最后的目击是在杉并区的哨卡，有辆轻型车载着银色提箱突破哨卡。
第一涉案现场：府中监狱附近的案发现场
在这里疑犯遗留的物品是摩托车。通过警方鉴定发现，这辆白色警用摩托车其实是雅马哈的350R1，并不是当时警界配备的本田CB350。
根据调查结果，这辆摩托车是疑犯盗窃来的。失窃时间是1968年11月19日，案件发生前20天。总共只跑了428公里，原色是蓝色。在涂装过程中因为疑犯涂错，所以在车把上遗留了稀料清洗的痕迹。
贝雷帽：在这辆疑似警车的雨披里，警方发现了一顶贝雷帽。如果对这顶帽子的汗液进行化验的话，至少是可以确定犯人的血型的。然而在警察地毯式搜查后，因为收获了非常多的疑犯遗留品，所以这顶帽子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甚至还有几名警察带着帽子取乐，结果导致无法对此物件进行化验。
扬声器：装在摩托车上，用来伪装成真实警车上的喊话器。这一型号的扬声器只生产了5台，其中一台在东京西部的东村山市的工地被盗，与现场遗留的这一台特征吻合。
发烟筒：产自横滨市，总共售出了4190个。因为出售点分布于各个加油站内，所以无法确定购买人的身份。
磁铁：疑犯买来后用铜线捆在了发烟筒上，准备吸附在车底伪装成炸弹。但由于铜线的导磁性太差，结果发烟筒掉在了地上。由大平制作所制造，总共售出43240个。
饼干盒：被涂成白色装作文件箱。但由于摩托车上用的文件箱在普通的文具店都可以买到，警方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犯人要使用外形差异颇大的饼干盒。由此一些对于案件的解读中，有人认为疑犯其实准备作案的时间并不充裕，甚至有人认为疑犯爱吃甜食。
报纸残片：在证物检查进行了一段时间后，警方突然发现在伪装的白色涂装下，粘着4平方毫米左右大小的一片报纸碎片。经过详细对比，这片纸屑来自于1968年12月6日产经新闻报的第13版11面朝刊妇人专栏里《食品情报》里品字的右下部分。警方分析了纸片的材料，确定该纸张由四国岛爱媛县伊予三岛市的大王造纸厂。该报纸订户一共13485户，配送点12个。经过2年的调查，最终终于确定了这张报纸的配送点，但由于经过的时间太长，订户信息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从第一现场收集到的信息其实非常有限。
第二涉案现场：国分寺的七重塔附近
在这里，疑犯把运钞车遗弃在了这里。除此之外，还有目击者证明在这里曾经看到过一辆深蓝色的丰田卡罗拉停放在这里。警方认定疑犯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换车。
在运钞车里并未发现其他疑犯遗留品。
第三涉案现场：府中市荣町，离第一现场不远处的空地。
曾经有人在这里目击到白色警用摩托车未熄火在这里长时间放置，之后认定这里是疑犯在开始行动之前，停放伪装摩托车的地方。除了目击情报之外，警方还发现了两样证物：
雨披：深蓝色。制造厂商于1958年已经破产，雨披也于10年前停产，所以在搜查初期这一证物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但在随后对证物的检查中，警方发现雨披内部有与尼龙织物摩擦的痕迹，而且还有送往清洗店清洗的白色纤维残留。但由于时间经过太久，已经失去了鉴定的意义。
第一辆卡罗拉：绿色的卡罗拉，车牌号：多摩5め3863，失窃于11月30日到12月1日之间的夜里。发现时雨刷仍在工作，门半开，窗户完全打开。
第四涉案现场：案发现场往东北6公里处的小金井市本町，住宅小区的停车场
这一现场直到案发之后4个月才被警方发现。现场找到了之前提到的深蓝色卡罗拉，车牌多摩5ろ3519。该车同样也是被盗车辆，然而被盗时间警方却没有公布，这也给之后的警方监守自盗说留下了把柄。
深蓝色卡罗拉因为盖着车罩，所以四个月内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根据自卫队的航空照片，该车在案发后第二天就停在了这个地方。
现金运输箱：在卡罗拉车内警方找到了空空如也的运输箱。然而根据箱子角上附着的泥土，证明这个箱子曾经在4公里外的树林里被放在地上过。警方随后以该树林为中心进行了搜查，但毫无所获。
本田Dream摩托车：案发前一个月左右的11月9日，这辆车被报案失窃。因为这辆车与警用摩托CB350外形颇为相似，因此警方推测最初疑犯应该是准备用这辆车来伪造警用摩托。然而失窃后这辆车只跑了60公里，原因是该车原本存在引擎问题，疑犯应该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也把这辆车遗弃在了同一地点。
其他被盗车辆：在警方对这个停车场进行彻底调查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其他3辆被盗车辆：Skyline 2000GT，蓝鸟，Skyline1500。所有被盗车都罩着车罩，而由于打结的方式不同，警方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些车与三亿元事件的被盗蓝色卡罗拉有关的话，那么疑犯应当是群体作案。
血型的确定：因为寄给国分寺支行的恐吓信上贴的邮票，是疑犯用口水湿润胶水粘上去的，所以警方通过化验邮票，最终确定了疑犯的血型为B型。
然而尽管有了如此之多的证物，但警方始终无法确定犯人的实际人物。原因是大部分的证物都来自于被盗物品，或者大量生产的物品。于是警方只能通过对重点人物的排查，并且要求不在场证明的方式来排查嫌疑人。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最大嫌疑的就是少年S。
少年S，事件发生当时19岁。是府中市附近的立川市人，同时也是该地区不良少年的头目，手下有60多人。根据以往的记录，他和他的不良少年团体在该地区涉嫌多起汽车盗窃，而且还有以下特征：
1. 熟悉多种车辆的驾驶；
2. 父亲是警察，而且是白摩托驾驶员，对警用摩托十分熟悉；
3. 1968年3月当地发生过用发烟筒伪装炸弹，抢劫超市的案件，而案犯与少年S十分熟悉；
4. 曾经在事件发生前跟别人吹牛，自己要去抢劫东芝或者日立的运钞车；
5. 除了家人提供的不在场证明之外，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不在现场。
最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12月15日，警察前往少年S的家中要求配合调查，而少年的母亲回答：“我儿子不在家里。”然而当晚，少年S在自己家中喝下了氰化物自杀。当时家中只有他和母亲在家，氰化物是由他当警察的父亲之前买回来的……
12月16日，听闻少年S自杀的警察安排了第一现场四位事件亲历者，来到少年S的家中。四位亲历者均表示少年S与当天的疑犯长得很像，于是警方根据少年S的面容绘制出了模拟画像，并在12月21日公开给了媒体。。
事后案件调查负责人曾经询问过少年S的父亲，他究竟是不是犯人。作为警察的父亲坚称他的儿子不是犯人，而问及自杀理由的时候，他的父亲声称：“他是为了清白。”最终警方宣称少年S的嫌疑排除。
而在少年S自杀之后，又有很多与少年S有关联的人成为了警方调查对象，其中有：
少年Z：事发时18岁。在事件发生后几年，突然买了新车，开了公司，而且花钱很阔绰。但他的血型为AB型，与恐吓信的证据不符；另外，他的笔迹与恐吓信信封上的笔迹也不符。少年Z在1975年11月因为恐吓罪被警方逮捕，并进一步调查他与三亿元事件的关联，但由于证据不足，最终被释放。
男同性恋者：事件之后警方发现该男人与少年S在交际，年龄30岁左右。调查中他声称少年S当晚与他在一起，两个人在新宿的公寓里过夜，直到早上8点才送他出门。而当警方询问道是如何确定是早上8点的时候，该男子声称并未看表，而是通过外面天色已经亮了来推测的。但如我们之前所说，当天东京市普降暴雨，早上的天色并不会大亮；而且该男子的证词也没有借给少年S雨具的内容。
另一个疑点是该男子声称与少年S相识不到20天，但警方之后搜查出了他与少年S在4个多月前一起去旅行的照片。在事件发生一年之后，该男子移居美国并开了同性恋酒吧，7年后回到日本，购入了豪宅。根据本人声称，是在国外遇到了金主所致。
出租车司机：事件发生时25岁。他被列为怀疑对象的原因有：
1. 对当地地形非常熟悉；
2. B型血；
3. 警方分析他给朋友的信件，发现写作的手法和恐吓信有相似之处；
4. 长相与之前的模拟画像很像。
于是该司机被警方列作第12301排位的嫌疑犯。尽管该司机出具了事件当天在其他公司面试的不在场证明，而且面试当事人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但每日新闻报却在警方对其进行调查期间，用其本人的相片和真名发布了三亿元事件犯人通缉的报道。
随后媒体一拥而上，对其本人和家庭的背景、性格、交友关系等等进行了大幅报道，导致该司机被公司开除，家庭也与他断绝了关系。随后该男子一直在抢劫嫌疑犯的偏见中生活，2008年自杀。
房地产中介：事件发生当时32岁，姐姐在东芝府中工厂工作12年，对工厂的动向很清楚，而且对地形熟悉。事件之前生活穷困，但随后马上变的很有钱，于是被警方列入怀疑对象。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他的资金来自于房地产买卖收入，而且当天他驾车从东京市内的杉并区前往横滨，在路上被警察拦住询问过，所以不在场证明成立。
公司高管P：1955年曾经伙同一名银行职员，以及一名伪装成警察的同伴，三人抢劫过东京千代田区的运钞车。作案手法与本案件颇为相似。1955年的事件以失败结束，他本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然而在1968年，他曾经与旧狱友宣称「今年一定要做笔大买卖。」并且在三亿元事件之后，大笔购入土地和住宅，并且购置豪车数量。警方调查后发现他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自己经营的房地产公司，并无异常。调查之后该高管P移居夏威夷，几年后病死该地。
于是在警方列出了几万名嫌疑犯，并且挨个排查的时候，时间到了1975年，三亿元事件进入了追诉时效结束的倒计时。1975年12月10日，因为检方未能提供任何成立的嫌疑人和物证，该事件宣布时效成立，成为了日本战后最大的几大未解决犯罪事件之一。
而另一方面，日本当时的学生运动正处于启动初期，警察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动向。这场旷日持久的地毯式调查，警方前后共盘问过约350万人，并将近12万人列为怀疑对象，对西东京地区进行了彻底的搜查——而这一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大学以及大学生宿舍，在当时也是左翼思想在日本最为集中的地区。对于这些偏左翼地区的对象为年龄为20-40岁男子的彻底搜查，包括住宅搜查和交友关系调查，事实上也为警方在之后几年内控制左派学生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从1968年开始，日本的左翼确实进入了活跃期，著名的事件包括：
1968年3月、6月、7月，日本左翼学生对东京大学安田讲堂进行了三次占领。11月22日，7000余名左翼学生进入安田讲堂，并对其外围构筑了街垒。1969年1月18日，警察局别动队对街垒进行了强制拆除，学生用燃烧弹、硫酸和石块进行了抵抗，最终警察强制突入，逮捕了大批左翼学生。
1969年10月21日，国际反战日，在东京新宿左翼学生运动组织了大规模游行抗议，最终警方逮捕1594人。
1969年11月16日，为了组织佐藤荣作访美，左翼学生运动组织了大量学生前往占领东京羽田机场，警察别动队出动，逮捕2589人。
1969年年底的两次警方活动总共逮捕超过4000人的左翼学生，并且向他们的家属索要了大量的保释金，自此大规模的左翼学生运动开始走下坡路。
1970年3月31日，日共赤军派劫持了日航351号航班，之后潜逃北朝鲜。
1970年12月20日，冲绳爆发了针对驻日美军的冲绳暴动。
1971年8月7日，左翼学生对千代田区的警示总监公舍尝试安置炸弹，最终被破获。
1971年11月10日，日本与美国对返还冲绳达成协议，但密约中日本承诺对美国支付200万美元的赔偿费。这一密约在生效前被记者西山太吉知晓并透露给了公众，激起了大量的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
1971年11月14日，左翼学生运动在东京涉谷组织了暴动，对冲绳返还协议中的密约条款表达抗议。事件最终逮捕300多人。
而警察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前，对一桩劫案采取了如此不寻常的搜查，也许事情真的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得多。
被害和影响
日本的保险公司对银行作了赔偿，其他的保险公司作了联保。府中工厂的工人也在犯罪发生后的第二天就领到年终奖。此后日本企业意识到使用现金发放工资奖金是很危险的，所以将工资奖金发放改为银行划账。银行方面也加强了现金运送的安全措施，增加了保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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