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發生了一起轟動世界的牛蘭夫婦案，這一案件的影響甚至延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牛蘭原名魯埃格，波蘭人。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於1930年派到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聯絡員。職位雖然不高，接觸的機密卻非常多，最為重要的是保存著遠東各國支部給共產國際的大量文件，以及共產國際給遠東各國支部發放經費的明細賬目。
1931年6月1日，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察從約瑟夫攜帶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政信箱，便將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警務處密探監視後發現兩處可疑地點：上海四川路235號4室和南京路49號30室。前一處是牛蘭夫婦的住處之一，後一處則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駐上海的辦事機構。6月15日，英國巡捕馬上將牛蘭夫婦逮捕。
在搜查牛蘭夫婦掌握著的幾處房子時，搜得有共產國際遠東局1930—1931年的帳薄，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處中國辦事處的帳薄，上海各銀行的存摺，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產國際給遠東局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黨的指示，也有遠東局和中國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從他那裡搜得的黨的文件如此之多，以至於《申報》登了兩個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鐵證面前，牛蘭夫婦拒絕回答警方的任何問題，堅持自己的公開身份——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於是，共產國際利用工會組織開展營救。法國工會聯盟從巴黎發來電報，抗議警方逮捕工會秘書牛蘭夫婦；國際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貝爾格發起“保衛無罪的工會秘書”運動。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無實據，只好放人。
就在這時，顧順章被捕後供出了牛蘭。顧順章的供詞說：“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九人來上海，即系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遠東局主任名叫牛蘭，我們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個妻子，非常厲害，名字不詳”。接著，向忠發被捕後也間接供出了牛蘭夫婦：“共產國際駐上海之東方部負責人，前為米夫，現已回國。刻由一波蘭人負責，但自稱是比國人，聞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這樣，1931年8月，牛蘭夫婦被南京當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牛蘭一家從上海前往南京，牛蘭夫婦此時意識到，他們很可能從此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但是，牛蘭夫婦並沒有因此開口說話，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其他一概不說。
（牛蘭）
這樣，共產國際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公開營救。從1931年9月開始，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逐漸發展成為一場世界性的運動。國際紅色救濟會率先發動強大的輿論攻勢。當時該組織是一個非黨化的國際救援組織，在77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300萬會員，以十幾種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發幾十種報刊雜誌和救援公告。在國際紅色救濟會的組織下，一份份聲援牛蘭夫婦的呼籲書傳到各地，一封封抗議信電發給南京軍事當局。國際知名人士如高爾基、羅曼·羅蘭、宋慶齡、魯迅等也加入救援，發宣言、提抗議。
但是此後近十個月內，南京政府採取沉默態度，始終未作公開答覆，甚至否認牛蘭夫婦在他們手中。
這時，為了營救牛蘭夫婦，共產國際決定動用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遠東情報組織佐爾格小組，查明牛蘭夫婦的關押地，為公開營救行動提供確鑿證據。應該指出的是，使用戰略情報組織，營救被捕人員，說明共產國際下了巨大的決心。因為這樣做，顯然冒著該戰略情報組織暴露的風險。當時，佐爾格上海小組通過艱苦努力，剛剛在中國各地建立起一個戰略情報網絡，一旦暴露，損失無法估計。即便如此，紅軍情報部也好，佐爾格本人也好，都沒有任何猶豫。佐爾格決定，由
張放負責查找牛蘭夫婦的下落。張放接受任務後，通過他的情報員聯繫到了當時中統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張衝。佐爾格接著指示張放，設法通過張衝，拿到牛蘭的親筆紙條，證明他確實在南京。有了這個確鑿證據，共產國際才能進一步開展營救行動。張放又與張衝聯繫，兩天後得到答覆：“手跡可以送出，代價是二萬美金。”二萬美金，這在當時是筆鉅款。佐爾格拿不出來，地下黨方面也拿不出來。當時，共產國際每個月通過牛蘭給中國黨的經費也就這個數目，以至張放都反對送給張衝如此鉅款。但是佐爾格堅持同意，並立即向莫斯科總部報告，要求火速送來二萬美金，作為營救牛蘭夫婦的特別經費。莫斯科總部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佐爾格的請求，並告知兩名押送錢款的人員已經上路。紅軍總參情報部派遣哈爾濱秘密聯絡站的負責人德國黨員赫爾曼·西伯勒爾運送這筆鉅款。這時，在哈爾濱的另外一名蘇軍情報人員、德國黨員奧托·布勞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這個奧托·布勞恩就是後來進入江西蘇區，被某些人捧為“太上皇”的李德。
（佐爾格）
二萬美金一到，佐爾格就通知張放：“告訴張衝，先交貨，後付款”。很快，一張三寸長、一寸寬的小紙條交給張放，上邊寫了兩行俄文。過了兩天，佐爾格給了張放一個小包，並對他說：“貨是真的。這是貨款，速付對方。”有了這張紙條，國際營救組織了更為聲勢浩大的行動。1932年5月，南京當局不得不公開審理牛蘭夫婦案。牛蘭夫婦在獄中絕食抗議，獄外各方面大張旗鼓聲援營救。1932年8月19日，當局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援引大赦條例，減為無期徒刑。至此，牛蘭夫婦生命得以保全，營救行動告一段落。抗日戰爭爆發後，牛蘭夫婦獲釋。
然而，佐爾格小組卻因此而暴露了。二萬美金的交易，後來被證明是張衝的陰謀，種種跡象表明，特務已經開始跟蹤，尋找他們的蹤跡，佐爾格小組因此被暴露在中統的視線之內。為安全起見，1932年底蘇軍情報部將佐爾格、張放和其他主要人員撤回莫斯科，只留下了一名叫陸海防的外圍情報員。
（李德）
事實證明，為了營救牛蘭夫婦，蘇聯在華情報機構遭受了重大損失。間接地，中國紅軍也失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情報來源。這個損失有多大？有一個數字可以說明：據俄羅斯新近解密的檔案，佐爾格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期間，共發回莫斯科597份急電，其中有335份直接通報給了中國紅軍或中華蘇維埃政府。而且，這個損失並未就此結束。後來，李德進入了江西蘇區。再後來，情況大家都知道的。
公眾號作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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