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紅色間諜，堪稱現實版的“餘則成”夫婦。
雖然看上去，這只是戰爭年代一個普通的間諜故事，因為在當時西方巡捕房和蔣氏大肆抓捕的背景下，無數革命者被捕遇害，他們的事情看上去似乎很普通。
但是這起“間諜案”，卻幾乎改變了歷史走向。
故事的開頭很簡單，也很偶然。1931年6月，新加坡，英國警察抓到了一個共產國際的聯絡員，約瑟夫。
這個約瑟夫，是向馬來西亞的同志轉移經費的。經費從哪裡來的？
上海。
上海有當時英國最大的租界，於是英國人聯絡上海租界的英國警察，根據約瑟夫文件裡的上海電報掛號和郵箱，迅速查實地址，準備抓人。
很輕鬆，他們就查到了這個上海地址，抓到了房主雅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和達吉亞娜·尼克萊維婭·瑪依仙柯。
也就是這個間諜故事的主角：牛蘭夫婦。
雅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出生於烏克蘭工人家庭，1917年2月參加革命，1918年加入大名鼎鼎的“契卡”（保爾柯察金就是契卡出身）。達吉亞娜·尼克萊維婭·瑪依仙柯出身於德國貴族家庭，也是十月革命入黨，精通多國語言。兩人於1930年被派駐到中國聯絡站工作。
按理說，這就是一起共產國際地下工作者的下線被抓，導致順藤摸瓜查出上線的故事。整個破獲過程在間諜史上，可以說是非常普通的。
但是被捕以後，後續的事情卻不是那麼尋常。
可以看出，這個契卡出身的共產國際地下工作者確實厲害，那麼多直接證據被掌握，居然連真實身份都查不出來，連國籍都查不出來！
二人堅稱自己是德國人，上海租界堅持證明他們來自蘇聯。可是二人縝密到平時交流都用德語，連四歲的兒子都只會德語，不會俄語。
30年代的上海，世界上三教九流各種投機者都有，遍佈租界內外，根本沒辦法查實。
牛蘭夫婦使用了多個化名，登記了8個信箱、7個電報號，租用10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店鋪，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同時儘量避免與其他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觸。以免有人被捕或叛變牽連自己（正是這一點，在後面突然出現的意外中留了一條命）。
英國警察查無實據，準備放人。
其實，在中國只有一個人是牛蘭夫婦信賴的，也是唯一知道他們真實身份的。
宋慶齡。
於是區別於其他間諜案的高能來了：
宋慶齡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聲援，譴責當局和英國警察無故羈押。愛因斯坦、蔡特金、高爾基、史沫特萊、肖伯納、羅曼羅蘭、德萊塞、杜威等知名人士聯名抗議，使營救牛蘭的行動演變為一次世界性的運動。
這就是這起間諜故事的精彩部分之一：和羅森堡夫婦案一樣，在世界範圍掀起了重大風波。
眼看，英國警察頂不住壓力就要放人，這時候又一起事件出現，讓局面卻更加惡化了。
即將放人的節骨眼上，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
顧順章叛變後，立即指認：牛蘭夫婦曾經將蘇聯方面派給江西蘇區紅軍的軍事顧問護送出境。
但由於牛蘭夫婦行事謹慎，不直接與我地下工作者接觸，顧順章也只知道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負責人是個綽號叫“牛軋糖”的德國人——牛蘭（Noulens）的發音與德文牛軋糖（Nougat）相近。
於是，馬上就要被釋放的牛蘭夫婦，直接從上海被押往南京。
我黨派出潘漢年，共產國際派出佐爾格，全力營救牛蘭夫婦。
大名鼎鼎的佐爾格立即建議，行賄法官，打通關節。
蘇聯馬上派了人，攜帶2萬美元，冒著危險穿過已經被日本佔領的東北進入中國。為了保險起見，前後派了兩個人，每人帶了2萬美元，互相不知道還有另一個人也在送錢。以防一人出問題，牽連另一人。
於是這起間諜案更精彩的部分來了：
其中一人叫赫爾曼·西伯勒爾，另外一人，也是這起間諜案改變歷史的地方：
另外一人，名叫奧托.布勞恩。
他有個更為人們熟知的名字：李德。
往後的故事，幾乎人人熟知了。
他和博古一起，經過一系列運作後，拿著共產國際一封“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的電報，從一個送錢的人，變成了“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
頂著顧問的旗號，他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錯誤地指揮紅軍作戰，反對遊擊，宣稱“與敵人拼到底”“流盡最後一滴血”，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於是就有了長征。
從開頭遠在新加坡一個聯絡員被捕，牽連到牛蘭夫婦被捕，共產國際送錢營救，送錢的留下來擔任顧問，顧問導致作戰失敗，又催生了長征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歷史，就是從一個個偶然中不斷改變走向的。
牛蘭夫婦在南京被關押，直到1937年日軍轟炸南京，二人才趁亂逃走，後經宋慶齡幫助，從新疆返回蘇聯。
一個間諜案，竟然改變了歷史的走勢，再也沒有比這更精彩更傳奇的故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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