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因百元外快被疑犯罪 40年來人們從不敢賺錢到能掙會花

從兩位數的工資性收入到個人財產性收入,從第一批中關村“倒爺”到第一批私營高新技術企業創始人,改革開放40年給我們帶來的改變無處不在,看得見,摸得著。

有人曾因百元外快被疑犯罪 40年来人们从不敢赚钱到能挣会花

大興農民“萬元戶”李文瑞一家的承包田大豐收,他們將剩餘糧食全部賣給國家。葉用才攝

而在人們的心中,改革開放所引發的鉅變,更為難以描述與計量。開放的,不僅僅是市場;改革的,還有人們對於生活、金錢,乃至於未來的觀念。

從這一角度審視生活的變化,人們就能發現改革開放的要義所在–用更開放的心態,去迎接社會的變化,推進社會的變革。

有人曾因百元外快被疑犯罪 40年来人们从不敢赚钱到能挣会花

1993年4月25日,北京市朝陽區新源裡副食商店購物景象。張風

回首40年,改革開放給每個人心中播撒了一粒種子,任其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終成參天大樹。

從今天起,本報將陸續刊發《觀念之變 改革開放40年特別報道》,從收入、消費、教育不同視角,感受北京市民在分配觀念、職業觀念、知識觀念上的思想變革。

1980年4月18日,新華社播發通訊《雁灘的春天》,甘肅蘭州雁灘公社社員李德祥成了第一個為人們所知的“萬元戶”。

時至今日,家中的老一輩,仍能清楚記得40年前自己的月工資,有零有整。在那個薪酬以十、百計算的年代,“萬元戶”所帶來的衝擊,毋庸贅言。

而對於年輕一代的聽眾而言,幾十元的月工資、拿著糧票換米的故事,更像一種現代都市傳說。2017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2406元,首次突破6萬大關。從不敢賺錢,到能掙會花,居民收入增長的背後,是幾代人觀念的演變。

有人曾因百元外快被疑犯罪 40年来人们从不敢赚钱到能挣会花

1991年1月20日,北京西單購物中心開業。張風

第一筆外快300元 被疑是“犯罪”

講述人:梁小民 身份:經濟學家

老百姓想掙錢,能掙錢,這在如今已然司空見慣。追溯40年,這卻是經過十幾年思想觀念轉變才實現的。

經濟學家梁小民,可謂深有體會。

20世紀70年代,北大經濟系畢業的梁小民,被分配到黑龍江工作。多虧了那段時間,他有了足夠的時間讀書,自學英語。1978年,梁小民以439分的高分,考取北京大學西方經濟學碩士研究生:“那個年代,大家對西方經濟學不瞭解,甚至抵制。”

從大學畢業的梁小民,成為了一名經濟學教師,這時候他發現,想要了解經濟學的人,越來越多。

“老百姓的物質慾望釋放出來了,這是人的天性。”隨之而來的,是政策一步步放開,老百姓提高收入的路子也越來越多。尤其是有知識、懂技術的人才,有了更多賺錢的出路。“當年有這樣一批專家,平時在自己的單位工作,週末去兼職。後來就有了個稱號,叫‘星期日工程師’。”在梁小民看來,“星期日工程師”的出現,一方面說明老百姓想要掙錢的願望強烈,另一方面也說明,全國各個企業都有對新技術、專業知識的需求與渴望。作為一名經濟學教師,梁小民也有了自己的“外快”,平時在學校裡教書,到了週末,他就會到各個學校、企業講學:“因為懂經濟學的人太少,很多地方都在請老師講課。”

只不過靠自己的知識掙錢,梁小民還是遭了不少麻煩。

曾有家企業找到梁小民,連講課帶教材,報出的價格為300元,這在當時也算一筆不小的收入。然而當梁小民講完課,把講義資料都上交企業後,企業的管理者卻反悔了。“對方直接就說,一個人怎麼能賺300元,這不是犯罪麼。”費了一番口舌,梁小民才要回屬於自己的報酬,由此他也發現,老百姓仍沒能從教條的想法中擺脫出來:“有些人認為多掙錢是罪惡的,怕掙多了惹麻煩。”

縱然如此,老百姓對掙錢的渴望,還是越來越濃烈。

1984年12月15日,《北京晚報》的頭版頭條,是一則名為“北京人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出現變化”的稿件。時任北京市宣傳部長的王大明分析,“過去‘衣著樸素’、‘節衣縮食’曾是多年宣傳的美德,現在正在被豐富多彩的時裝和‘能掙會花’的新的消費觀念所代替。”

“當時于光遠有過一句話,要向前看,也要向錢看,引來巨大的爭議。但爭議過後,人們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從不想賺錢,不敢賺錢,到掙錢光榮。”觀念的轉變,帶來的是經濟潛力的迸發,無論國企私企,在改革開放後,都開始有了大幅度的發展,“如今回頭看,改革開放的歷史告訴我們,想要激發經濟潛力,最重要的還是制度的轉變。”

第一次當“臨時工” 掙的比工資高

講述人:李春生 身份:退休職工

李春生端了一輩子“鐵飯碗”,直到1999年退休。他從沒想過,自己還會再幹上8年的“臨時工”。

李春生沒上過大學,剛進工廠的時候,算是技術工種,之後跟機器打了一輩子交道。乾的年頭長了,外加好琢磨愛學習,李春生是單位有名的技術能手,只要機器出了岔子,老李一來,準能“藥到病除”。

“受尊重是受尊重,但收入差了點。”20世紀90年代,行業競爭愈演愈烈,與許多老國企一樣,老李的單位陷入了經營困難。李春生的月工資只有不到一千,還常常發不出來。“當時的腦子死,沒想過什麼跳槽,更沒想過創業。”李春生就這樣“熬”了幾年,到了退休的年齡,機會主動找到了他。

“我退休沒多久,單位曾經的一個同事找到我,問我想不想返聘。”聽到同事的詢問,老李心裡還納悶,單位經營如此艱難,為何需要返聘人員?仔細一打聽才知道,同事早已辭職下海,與幾個朋友創立了公司:“做的業務跟原來單位差不多,但他們缺人。”

同事報的薪酬,也讓李春生“心裡一哆嗦”,每月2500元,比單位工資翻了一番。

覺得自己幹得動,還能拿這麼多錢,李春生沒有太多猶豫就去新公司上班了。回想那段日子,李春生感嘆,自己端了一輩子鐵飯碗,最終卻給人當上了臨時工:“剛發工資我都怪不好意思的,覺得我一個退休的拿這麼多不合適。”

“現在回想起來,我拿的根本不多。”臨時工幹了五六年,李春生眼瞅著身邊人的收入越來越高,進入新世紀,月入萬元已經成了平常事:“我這樣有技術的,當初要五六千他們也得給。只可惜,當年咱們不懂技術的可貴。”

有人曾因百元外快被疑犯罪 40年来人们从不敢赚钱到能挣会花

1998.9.6,北京。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率先開辦汽車消費貸款業務試點。從此京城買車熱興起。王希寶

第一堂投資課 認識“財產性收入”

講述人:王科 身份:國企員工

在朋友眼中,王科是老股民;在王科自己心中,自己還是個投資“小學生”。

王科接觸股票,是在2007年。與大多數股民初次進入股市的經歷一樣,都是看到身邊人賺了錢,在牛市行情裡,開始了自己的炒股生涯。

要說有什麼不同,則是王科的父親曾經炒過股,3萬塊炒成了1萬塊,乃至在家中,股票一度成了忌諱。這樣的過往,讓王科多了一些風險意識:“說不定我一入市,就成了牛尾巴上的接盤俠。”

那幾年,“財產性收入”的概念剛剛走入人心,尋求財產保值、增值的途徑,成了老百姓關注的熱點。初入股市,王科的“戰績”不錯,每天都有幾百塊收益進賬,“對於我這種月收入幾千元的工薪族,心態影響絕對是巨大的。”

2007年5月30日,印花稅改政策發佈,給火爆的股市降了溫,也讓王科有了防備:“在父親見好就收的建議下,我在牛市的後期加入了打新股無風險套利的大軍。”

成功逃頂的王科,成了朋友身邊的“股神”,而在他看來,只是自己“膽子更小”,尋求了更豐富的投資渠道。“老百姓掙錢的路子越來越多了,只要不是隻盯著股市,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可以給每個人帶來財產性收益。”炒股十年,或者說投資十年,王科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非理性激進,到相對保守,又轉變為現在的根據大環境的理性配置,這些都源於炒股給自己帶來的軟性收益:“現在看看我手機瀏覽器裡儲存的網頁,基本都是財經類的網頁,從一開始功利性的學習,轉變為現在的一種習慣而有興趣的學習。這種學習讓我更多瞭解了經濟發展的規律,更多以經濟的視角去理解這個世界和社會。”

【晚報留聲】

十萬塊錢能買什麼房不清楚。拿兩毛錢去買肉的年代,只盯肥膘,很少關注斤兩。我想冒回傻氣,用書包兜著錢,打聽準地方:“勞駕,您給來十萬塊錢的……樓房。”——晚報讀者高克芬

1996年元旦,《北京晚報》曾刊登了一版大開腦洞的讀者來信–假如我有十萬塊錢。讀者們有的想回饋社會,有的想投資股市,還有的想開書店。如今20年過去,回首看看這些腦洞,這位想買樓的讀者,大概已經發財了吧?

有人曾因百元外快被疑犯罪 40年来人们从不敢赚钱到能挣会花

來源:北京晚報 記者 吳楠 欄目主持:張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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