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的相聚與分離，有時隨著時代的漩渦讓人無法回頭，望盡天涯路，有時卻在驀然回首處，找到當初的痕跡。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南方人物週刊》 何三畏 陳海 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鄧賢，作家。以其知青的出身，和以知青為題材的創作，常被稱為“知青作家”。主要作品為長篇紀實文學《大國之魂》、《中國知青夢》、《落日》、《流浪金三角》、《中國知青終結》等。
在新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一頁的知青事件正在遠去，而人們還在期待更多對知青歷史的敘述和反思。鄧賢是知青一代人中，表達最多的一個。他以充沛的感情創作的“知青文學”，長期以來引人注目。
鄧賢自己對此感到滿意。儘管他認為客觀地書寫知青歷史的任務遠沒有完成。
現在，鄧賢是四川某學院的副教授。“教中文，教學生熱愛文學，教學生看電影、寫影評。”做講師時，他就破例享受國務院專家津貼，是一個很認真很負責很受學生愛戴的老師。
同時，他的文學夢遠未終結，他會繼續寫下去。他要“做一個終生的文學愛好者”，“用我的筆構造一個打上我的印跡 的主觀世界”。他從小崇拜託爾斯泰，他說，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向托爾斯泰學習”，“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沒落貴族後裔
1953年，鄧賢出生在廣元，四川大華紗廠。他的祖父是民國時期著名實業家，裕大華資本集團老闆，商界顯赫人物。外祖父的叔叔石鳳翔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是中國紡織工業教育的先行者，石鳳翔的女兒石靜宜嫁給了蔣介石的二公子蔣緯國。
這樣的家庭背景使他在中國最貧乏的年代，有著比其他孩子更優越的童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到來，鄧家突遭變故。北京的紅衛兵從中央統戰部拿到名單，來成都照單抄家，鄧家與舊時代的成都名流鄧錫侯、劉文輝等8個家庭，成為四川第一批被抄的人家。
此後，鄧家人成為“黑五類”，鄧賢成了“狗崽子”。這時鄧賢還在上小學。家庭影響使鄧賢性格早熟，志向高遠。他總要求自己比別人做得多，做得好。上中學時，他總是在半學期時把整學期的數學自學完。那時的中學教育，有“與工農相結合”一說，鄧賢曾在電子管廠學習3個月，在學校辦了一個“
二級管廠”。後來他提前離校到邊疆，“二級管廠”成為他留給母校的禮物。鄧賢從小有兩個夢想：一是打乒乓，打成世界冠軍；然後當作家，做托爾斯泰。1969年上初中，只上了兩年，兩年期間，兩次奪得成都市中學生乒乓球團體冠軍。
正當少年鄧賢做著冠軍夢的時候，他被集訓隊開除了。一天，他被軍代表叫出來，給他念了一段當時引用率很高的毛主席語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按照當時主旋律的階級鬥爭觀念，鄧賢這種家庭出生的孩子被預設為會有“恨”。第二天，他就離開集訓隊，回普通中學了。
告別了冠軍夢，他去報名“上山下鄉”。
他覺得要去就得徹底，去越遠的地方越好。母親留不住他，只得忍心讓他走，並在他的手腕套上一塊歐米茄表。那是鄧賢的父親在1943年隨中國遠征軍去印度作戰的時候，鄧賢的奶奶給他的。後來，這個代表著鄧家光榮歷史的“傳家寶”，被鄧賢在雲南農場劈柴時摔壞了。
1971年7月7日，開始試運行的成昆鐵路，載著鄧賢一行一千二百多青年，向邊疆進發。他們預先被告知，邊疆建設兵團“不招工、不招幹、不招兵”，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終生落戶在那裡。
“那一天本來天氣非常好，但是火車要開的時候，就下起大雨來了。”鄧賢永遠記得那情景，“火車一動，整個車站哭聲一片，我就看見我母親和我弟弟妹妹給那個人群擠得非常可憐……我感到生離死別，悲從中來，我第一次嚎啕大哭，躲進廁所，大哭了一場。”
試運行的火車經過兩天的搖搖晃晃到達楚雄，改坐大卡車。150輛卡車在滇緬公路上捲起陣陣黃沙。周圍越來越荒涼的景物，是鄧賢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又經過6天汽車顛簸，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隴川縣，怒江以西，南望緬甸。
以成都、昆明、北京，主要是上海的知青為主，他們的正式稱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建設兵團，簡稱為“雲南建設兵團”。鄧賢在這裡進入的具體編制是，雲南建設兵團3師10團3營5連。
落腳下來，鄧賢剛好滿18歲。他將在這裡度過將近7年艱苦的青春歲月。
飢餓的青春
漫漫荒丘和原始森林讓年輕的知青們感到驚恐。
30多人住一個大草房，睡覺時頭挨頭腳挨腳。誰家來了喜訊或噩耗，立即傳染開來。不時哭的哭，叫的叫。晚上，一人唱歌，大家都會跟著唱，唱到半夜。後來是講故事，講了一兩個月……
鄧賢（左一）在雲南建設兵團
那裡經常下雨，一下就是瓢潑大雨。外面一下雨，屋裡就漏，漏到地面漲水，把鞋子漂起來，還長出蘑菇。住了幾個月，晚上房子里老響，不知道為什麼，後來終於發現原因：眼鏡蛇！那是鄧賢第一次見到眼鏡蛇，立起來是扁的，還會呼呼地叫。白天它就不見了，大家相安無事。
鄧賢在這裡第一次見識“什麼叫真正的貧困”。原來，在他的概念裡，貧困就是吃得差一點，穿帶補丁的衣服。現在，他看到有一位老職工家，一間屋，三面都是竹籬笆的牆，魚網一樣的被子，沒有鞋子，5個小孩，有一半沒衣服，碗不夠，一個盆子，去食堂端飯回來，大家圍著吃。
對貧困的認識，使一度產生過“破罐子破摔”念頭的鄧賢心裡平和了許多。
生活的艱苦難以備述。農場缺乏的，正是食物。在7年時間裡，知青們喝著“玻璃湯”——只加了鹽的開水。有一個叫“一碗油”的故事，鄧賢是這麼講的——
1974年去山裡面伐木，19天后下山，衣服基本給樹枝刮爛了，我上身是赤裸的，下身反正都遮一下，比樹葉好不了太多。我當時感覺是見到一個活的東西都想啃一口，確實是喉嚨裡面生出手來了。意外的是，在一個知青那兒居然見到一碗油，一碗膠水狀的混合油，可能將近兩斤吧。仗著我們關係挺好，他們可能準備吃一個月的，貢獻出來了，一大堆人圍著我，我把它全部喝完了，又把碗全部舔乾淨。
後來，鄧賢的名文《一碗豬油》在多處獲獎。有一位醫學院的學生從生理學角度表示，人體承受不了“一碗油”。但是，鄧賢說，他喝完後的生理反應是，肚子咕嚕咕嚕響了一陣，同時渾身每一個毛孔都散發著幸福的光芒，而且這種狀態至少持續了3天。
沒有出路，對社會不滿，苦悶，消沉，頹廢，壓抑，絕望，“偷雞摸狗”，暴力，同居，混居……“你能想像的事情，都發生了”。在枯燥而勞累的生活裡，鄧賢同樣看不到出路，但是，這個經歷過抄家，遭受過歧視的青年，不願意隨大流，他盼望著未來，強烈地自制著。
到農場20天，他就當副排長。當了副排長就上山放牛。每天早上出去，背個袋子，裡面裝一口鍋、菜和米，走很遠，一直要走到後來十分出色的北京作家王小波插隊的三營二連對面的河灘上。
一年多以後，不到20歲，鄧賢入了黨，以後，做連指導員。1974年，成為雲南省“先進知青”，他在大會上做了“紮根”宣誓。事實上，1年前，上級就決定了，由於他的家庭背景，他不能被推薦上學。而鄧賢內心的願望就是上大學，包括入黨，都是為了讀大學。宣誓令他後悔、矛盾和痛苦。
鄧賢一直做連指導員。這個工作，相當於農村的大隊黨支部書記，領導大家搞農業，種甘蔗。放牛、餵豬、煮飯、伐木、開荒、砸石頭……鄧賢“什麼活都幹過”，還“扛過200斤的麻袋”。“人家流一滴汗，我流十滴汗。”他用勞動鎮住自己。他患了心肌炎，但是他還不知道，知道了當時也沒有辦法醫治。經常出事故，他經歷過5次翻車，大難不死，而且心裡麻木。
性格嚴謹的鄧賢還兼任著一項日常工作：敲鐘。敲了5年鍾。早上6點，鄧指導員敲鐘喊起床嘍，7點鐘敲鐘吃飯嘍，8點鐘敲鐘出工嘍，12點鐘敲鐘收工嘍，晚上敲鐘學習啦，再晚上敲鐘熄燈睡覺啦。
比身體更飢渴的，是心靈。讀書，是鄧賢最大的安慰，甚至是惟一的安慰。農場7年的青春期，甚至沒有對戀愛的渴望，只有讀書。但書籍是非常有限的，在沒有書讀的時候，他背過哲學詞典，背過字典，拿馬克思的書當散文讀。白天，盼望晚上早早到來，因為晚上可以看書，用牙膏皮和墨水瓶自制煤油燈，晚上放在蚊帳裡看。青春即便在如此睏乏的年代裡，也是旺盛的。鄧賢說，他往往能夠看一通宵的書，第二天還可以照樣勞動。
渴望知識，也渴望溝通。聽說誰有學問，就去拜訪。北京來的知青多數是高中生，有的比鄧賢大好幾歲，聽說他們中有人能背《資本論》，頓生崇拜，趕幾十裡山路去見，徹夜請教。
重續文學夢
1977年10月，當人民日報的人經過15天的跋涉來到隴川知青農場，帶來恢復高考的消息時，鄧賢已經在那裡度過了6年零3個月的青春。18歲離開成都來到邊疆，現在已經24歲了。
高考，對於從來沒有放棄過學習的初中生鄧賢來說，意味著機會來了。
鄧賢保管完好的准考證
他打著赤腳，從工地到考場，他憋著太大的衝動，他不自覺地在考場上展示才華，而忘記應該爭取分數：語文考試兩個作文題，《青松贊》和《攻書莫畏難》，只須任選其一，但他把兩個題目都做了。“我一拿到《青松贊》這個題目就覺得文思泉湧，沒有打草稿，直接在考試紙上寫的，一氣呵成。完了，又寫了另一篇。完了，還剩下10分鐘，我寫了一首詩。”
後來，鄧賢的高考作文《青松贊》在《雲南日報》刊出。到雲南大學中文系上學之前，他就在學校出名了。他晚去了一個星期，學校已經根據他的履歷，確定他為年級黨支部書記。寫作課老師又把他的高考作文作為教學範文。
5年“更夫”成了條件反射，在雲南大學的學生宿舍第一天早晨醒來，他習慣性地跳起來去敲鐘，“差點從高床上摔下來”。當他看到同學們都在睡覺，看到“這世界上還有不出工的地方，覺得很不平等”。這種心理錯位居然整整一個月才調適過來。
然而，畢竟學校才是鄧賢最應該去的地方。在學校，他如魚得水。
1978年春，鄧賢大學時代在雲南大學圖書館留影
大學時期，他瘋狂般練習寫作。1982年，畢業留校任教。這一年，他一鳴驚人。他用一週的時間，把作家航鷹的短篇小說《明姑娘》改編成同名電視劇，在雲南臺播出受到歡迎，又在中央臺多次播出。後來，他的這部電視劇處女作獲得首屆全國大眾電視金鷹獎。
同時，這一得意之作也意味著年輕人的莽撞：它未經著作權人航鷹的允許。許多年後，人到中年的鄧賢對此深懷歉疚，他說自己很希望有機會對前輩作家航鷹當面道歉，說一聲對不起。
1987年，鄧賢要調回成都了。他對知青的命運一直耿耿於懷。當時的感覺是，“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他請了兩個月創作假，揣了兩百塊錢，準備開始他的知青歷史的寫作。可是，他在蒐集素材途中，改變了主意。
他發現了抗日戰爭的舊戰場。那是一座山，山之陡，達到60度。滿山戰壕，坦克壕、雕堡，松樹上還有彈痕。這是他父親的戰場，這裡犧牲了2萬軍人。父親屬國民黨遠征軍，他從來沒有向鄧賢講過他當年的抗爭。他想，才過了40多年，歷史不僅被扭曲而且被遺忘，連兒子都不知道父輩的犧牲。作為知青，不過是勞累，比起戰爭算什麼，比起父輩算什麼，比起戰火中的青春算什麼，父輩的英勇抗戰關係著國家的存亡，而我們呢？鄧賢感到個人在歷史面前的蒼白渺小。他說，“我在山頂上坐了一天，我就從那兒站了起來，長大了。”
他決定寫他的父輩。1990年，鄧賢的第一部紀實文學作品，記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遠征軍出兵緬甸的歷史的《大國之魂》，獲得首屆青年優秀圖書獎。
但為鄧賢贏得更大名聲的，卻是1992年出版的《中國知青夢》。接下來有《天堂之門》、《流浪金三角》、《中國知青終結》，共5部紀實長篇小說。鄧賢出名了，他被稱為“知青作家”，甚至被稱為“知青代言人”。
鄧賢《中國知青夢》的不同版本
我只是一個文學愛好者
知青情懷，是鄧賢永遠的烙印。
人生是這樣乖謬，憎惡和緬懷，可以指向同一事物。鄧賢認為，知青運動完全是一場破壞，如果說要找一點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帶去了一點都市文化，一個赤腳醫生，一個會計，但這點微不足道的東西，也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實現，而不是知青下鄉的形式。知青是強迫去的，跟志願者組織不一樣。所謂“國家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家長也不滿意”。就個人選擇來說，“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會去當知青，如果可以當兵，我也不會去，但是，這一切都不可能，我去了，我認真地生活過……我每天在勞動，但是，心懷不滿。”
但是，鄧賢也“感謝生活”。書寫那段歷史，成為他個人的歷史任務。那裡也成了他的一種精神聯繫，他至今每年都要回雲南好幾回，當然也少不了去看當年生活學習的地方，去看“乾媽”，那些曾經互相照顧過的人。
鄧賢用極大的熱忱去描寫知青的命運。為了寫那一群知青中的“極致”——帶著輸出革命理想去緬甸打仗的知青，他兩次深入緬北山區，深入那些在外界傳說中異常危險和奇異的地方。第一次出去帶回《流浪金三角》，第二次後有《中國知青終結》。“終結”二字不是鄧賢的原意，是出版社的主意。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作家，他書寫歷史，而對知青的歷史認識遠未終結。
不過，鄧賢認為他有激情過度的時候。他說，因為當時太激動，《中國知青終結》這本書“寫得太使勁，太投入了”，還可以寫得冷靜些。
被燒死的上海女知青的墳墓
知青是鄧賢永遠的激動。鄧賢崇尚理性，但他仍是一個充滿感性的人。正如他自稱“不愛哭”，但有時卻會哭得沒有收拾。《中國知青夢》出版以後，去魯迅文學院講課，講到盈江農場的故事——一個女知青在床上看楊沫的《青春之歌》，睡著後油燈引起火災，燒死10個平均年齡不到17歲的上海女知青。她們共同擁有一個半圓形的墳墓，朝著上海的方向——的時候，“本來挺平靜的”，結果，“突然悲從中來說不出話來，就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在那兒嚎啕大哭了半個小時”。
曾有年輕學者批評過他的作品“自戀”。鄧賢說，“我要警惕自己，不要自戀。我希望自己不要停止反思。反思使自己的‘情感質量’更高。我愛知青，但是，知青曾經很無知。今天，知青一代已經成為社會中堅，有重要的領導幹部，有社會學家和作家，但是基本上沒有科學家。一個人不能拔著自己頭髮離開地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侷限性。知青一代需要克服自己的缺陷。 ”
鄧賢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寫作本身。“我太熱愛文學了，我是一個終生的文學愛好者”，已經50多歲，功成名就的鄧賢，提起文學二字，還是初戀般地深情。他沒浪費過時光，即便在最困厄的年代，也一直在向他心中的文學理想靠近。在所有的人生岔路口，他放棄了一切別的可能的人生方向，只走文學的路。大學畢業，選派給雲南省委主要領導當秘書，他沒有去，因為那條路可能不通往文學；1985年，堂兄從美國回來，幫助他去美國留學，但是，他不知道當作家還去美國幹什麼；1996年，有機會移民加拿大，“更覺得沒有意思：我必須守住我的母語”。
直到現在，他一邊教書，還每天早晨寫到下午，寫作時間超過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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