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他畢生奮鬥，為中華民族獨立和中國人民解放，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贏得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崇敬和愛戴。李先念嚴於律己,勤儉簡樸，時刻關心人民疾苦,幫助群眾解決生活困難。他嚴格要求子女,正確對待親屬要求,克己奉公,一心為黨,堪稱共產黨員的楷模。
李先念
李先念的草鞋情結
李先念在艱苦戰爭的歲月裡經常同下級幹部吃住在一起,以便及時瞭解實情,掌握第一手材料。每到宿營地時,只要客觀條件允許,他就親自檢查安排吃住,看望慰問傷病員。他同廣大戰士一樣，身穿粗布軍衣，打著綁腿，足登草鞋，根本看不出是一位叱吒風雲的將軍。在延安，有一次他光著膀子挑大糞，見者無不表示驚異和欽佩，他卻說：“這有什麼了不起，農民有的不也是這樣幹麼。”
1933年6月,紅四方面軍轉戰川北,在旺蒼縣木門寺召開了著名的“木門軍事會議”,決定擴軍整編紅軍,將紅11師擴編為第30軍,余天雲任軍長,李先念任政委。紅30軍浩浩蕩蕩開進了九龍場,礪兵秣馬,準備在木門至黃貓埡一帶和敵曾南夫部決一死戰。地方蘇維埃政府組織群眾積極支援紅軍,運糧草、築工事,為紅軍編草鞋。
一天,李先念來到鴿子廟,見十多個人正在編草鞋。其中一個小夥子編草鞋手腳麻利,編得又快又好,就親切地問他:“老鄉,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多大啦?”小夥子回答說:“我叫餘官章,今年22歲,一天能編四五雙草鞋。”說罷,抬起頭來,怯生生地望著眼前這位長官模樣的紅軍。李先念的警衛員告訴他:“這是我們的軍政委李先念同志。”餘官章馬上站起來,叫了一聲:“首長!”李先念見他站起來,腿是瘸的,就關切地問他腿是怎麼瘸的。餘官章說:“小時候腿上長了個毒瘡,流膿灌漿的，直到右腿縮了筋，走路就短一截。”李先念吩咐警衛員,叫衛生員給他送藥包扎，還經常去看他,教他唱紅軍歌謠。餘官章見李政委這樣平易近人,對他又格外關心,心裡總是欠巴巴的。他回家找了些牢實的舊布條,精心編了兩雙布筋草鞋。李先念穿上很合腳,又軟和，就誇讚餘官章:“你的手真巧!”此後戎馬倥傯幾十年,李先念始終沒有忘記九龍場,沒有忘記給他編草鞋的餘官章。
1993年,在紀念紅軍入川60週年之際,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專程到當年的川陝革命根據地,尋訪李先念戰鬥的足跡。在旺蒼縣“木門軍事會議陳列館”,林佳楣看到了那張雜木製作的草鞋床。陳列館工作人員告訴她,那是60年前九龍場老百姓為紅軍編草鞋的工具,餘官章就是用這張草鞋床為李先念編了兩雙布筋草鞋。林佳楣說,七年前李先念在接見南江縣長時,還提到過這位老鄉。當林佳楣瞭解到82歲的餘官章老人依然健在時,就想專程去旺蒼九龍場看望他。地方的同志告訴林佳楣,木門到九龍的公路正在擴建,路況不好,林佳楣感到很惋惜。回到招待所,林佳楣給餘官章寫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尊敬的老人家,感謝您在戰爭年代為革命作出的貢獻,我們代表李先念同志,向您表示誠摯的問候,願您健康長壽!”同時,還為餘官章老人捎去茶葉、糕點。餘官章一直珍藏著這封書信,他說,看到這封書信,就像看到當年的李先念政委。
帶頭艱苦奮鬥 對貪汙腐敗決不手軟
抗戰時期,李先念曾擔任鄂豫邊區軍事部長、邊區黨委書記,5師師長兼政委。在反腐倡廉思想教育中，他多次在部隊和機關黨員、幹部會上宣傳毛澤東的故事,用毛澤東在延安窯洞的小油燈下“一熬就是幾個通宵,連飯端來了也顧不上吃”、“一支鉛筆用得捉不住還捨不得丟”、“思考問題時把燈芯捻得小小的”、“生活不搞特殊化,一隻雞讓所有在家的首長分享”等勤儉節約、清正廉潔的故事教育大家。在一次抗大十分校的畢業會上,李先念指出:“革命軍隊的每一個軍人,特別是幹部和共產黨員,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後;大眾利益在先,個人利益在後。要與別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性,不與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更不允許貪汙腐化。”
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入發展,邊區根據地逐步擴大,機關職能部門也相應增多,隨之而來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貪汙腐化行為也表現出來。正如邊區黨委委員吳祖貽所列舉的那樣:人家攤派保甲經費,我們便也來一個“抗日月捐保甲攤派”;人家從上到下地“奉行公事”,便也處處靠命令來領導行政工作,不檢查,不督促,以致自己機關的幹部貪汙腐化。
對於官僚主義和貪汙腐化的危害性,鄂豫邊區黨委領導人是十分重視的。李先念、陳少敏、任質斌、王翰、吳祖貽、夏忠武等就曾多次在黨、政、軍機關會議上大講特講。
鄂豫邊區黨委領導人不僅要求黨員、幹部克服官僚主義和反對貪汙腐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處處嚴格要求自己。作為邊區黨委書記、新四軍5師師長兼政委的李先念,其表率作用就更為突出。1942年12月,在大悟山反“掃蕩”的一次急行軍中,由於風大雨疾,路窄泥濘,走在隊伍前面的李先念突然摔倒在地上,參謀肖健章趕忙上前攙扶,李先念擺了擺手，忙從地上爬起來,一邊擦著身上的泥水,一邊溫和地對肖健章說:“別管我,你把路帶好點就行了。”李先念的一言一行,戰士們聽到耳裡,看在眼中,不知不覺行軍的步伐便加快了好多。李先念很關心戰士,很關心百姓,極其注重搞好軍民關係。一次,他的警衛員何小樂在大悟白果樹灣給房東嚴大媽挑水,不小心把水桶給摔壞了。李先念急忙叫小何借來斧頭、刨子和鋸,一會兒功夫就把兩隻水桶修好了。李先念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從來不搞特殊化,處處與幹部戰士同甘共苦,深受全軍將士的尊敬和愛戴。在5師開展反貪汙腐化活動中,他帶頭自我檢查,並特別叮囑他身邊工作的幹部,要帶頭作好表率。“貪汙腐化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這是他經常與黨員、幹部談話時的口頭禪。在他的言傳身教下,5師警衛團的全體官兵就表現得很突出。幹部從沒有敲詐百姓的事情發生,沒有貪汙腐化的現象。戰士從沒有拿過老百姓的一針一線。部隊所到之處,與群眾關係像魚水一樣,倍受老百姓歡迎。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風普遍開展的基礎上，作出了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風的決定。由於敵偽頑的夾擊和圍剿，鄂豫邊區環境險惡，動盪不安。部隊、機關“一日十仗，一仗三移”的現象成為家常便飯。邊區黨委根據這一客觀現狀，採取靈活多樣的形式，在部隊和機關開展“戰時整頓三風”運動。李先念認為，縣團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是黨在邊區各單位、各部門的領導骨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者，他們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領導工作方法與革命事業關係甚大，他們的形象就是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所以，只有首先去掉他們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才能真正端正黨風；只有首先整掉他們身上的歪風，才能成功地組織和領導軍民完成民族抗戰的重任。1943年11月12日，李先念在5師直屬幹部大會上嚴肅指出：“我們有成千上萬的幹部，整頓黨風要首先整哪些人呢？確定對象以小團首長、縣委常委、正規軍營以上幹部為主。因為這些人的歪風來了特別嚇人。幹部比戰鬥員進步，懂得的問題多，他膽大，謬論也多，他們的歪風來了，能把人吹倒。所以我們要整大風，要整這些人的風。只要把這些人的風整好了，再來的就是和暖的春風了。”
李先念顧全大局,團結同志,但又始終不渝地堅持原則,堅定不移地維護黨的鐵的紀律的嚴肅性,毫不留情地懲治革命隊伍中的腐敗分子。1942年11月,李先念親自批准處決了5師部隊中的2名腐敗分子。他通過這件事教育5師的廣大指戰員:為使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使我們能得到人民真心實意的擁護,對於犯紀犯法的人是不能寬容的,是要進行嚴厲的制裁的。我們要認識到，黨有黨紀、軍有軍紀、政府有法令。“如果龐大的黨的組織,無一定鐵的紀律,你們想想,它怎麼能有強大的戰鬥力,怎麼能領導對敵作戰獲取勝利?”這件事情發生後,李先念還經常告誡大家,絕對不能自高自大,自誇其功,千萬不要以自己的功績來抵塞黨的紀律和軍紀，原諒自己的缺點,否則就無進取的力量,就無前途。他還經常給同志講歷史故事，如關雲長只誇其過五關斬六將的成績，鎮守荊州時不聽孔明的話，違犯“聯吳抗曹”的統一戰線政策而走麥城，為呂蒙所殺，遺恨千秋。
李先念是湖北紅安人。紅安盛產花生，李先念也愛吃花生。在行軍或工作之餘，只要條件允許，他便會買花生吃，且總愛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起吃。李先念在領導中原突圍時，深山野嶺，人煙稀少，糧食匱乏。司令部機關走在隊伍中間，李先念命令司令部機關的同志寧可少吃，寧可捱餓，也要把大部分食物留給斷後的部隊。因此，司令部的人員常常空著肚皮走路，李先念也同大家一樣餓著肚子，他還從來不要別人為他另找食物。警衛人員的心情特別沉重，眼看著李先念指揮部隊行軍打仗，解決給養，安置傷病號，有時通宵達旦不得休息，但他們卻無法保證他吃飽肚子。然而李先念卻處之泰然，若無其事。有時喝碗青菜湯，照樣樂呵呵地和大家一道前進。在西進突圍過伏牛山區時，食物極端匱乏，司令部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宰了牲口。警衛人員做了幾個肉團，留給李先念食用。當他們把肉團送給李先念時，他把肉團再切成小塊，要警衛人員每人吃一塊，他自己留一塊。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肯接，李先念說：“好吧，你們不吃，我也不吃了，你們都餓死了，我一個人革命能成功麼？”望著李先念憔悴而發黃的臉色，大家只好含淚把肉團吃下去。李先念節儉是出了名的。寒冬時節，指揮部機關買來木炭取暖，他規定一次只准燒三根木炭，不能多放。國共兩黨在武漢談判時，李先念和王震曾去漢口買皮鞋，王震笑著說：“你應該買雙上等的皮鞋，和談時也顯一顯闊氣，不要被國民黨和美國人笑我們太寒磣了。”李先念笑了笑,左挑右挑，買了一雙最便宜的，用手抖了抖，說：“這不很漂亮麼。”這雙鞋李先念只在談判時穿了，回到指揮部後再也沒有穿過。
“我是國家的副總理,不是紅安的副總理”
老同志們回憶說,先念同志從不講究吃穿,建國後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解放後,他在湖北工作期間,生活條件改善了,早飯常常是一碗稀飯,一個饅頭,一碟鹹菜,中晚餐也不過是一葷一素一個湯,頂多再加個小碟子;當留客人吃飯時,也不加菜,只是量大一點。對此,李先念常常說:“比起過去的生活已經是天堂了。”“個人生活太奢侈了,會喪失貧下中農的感情。”就是在擔任了國家主席後,他招待客人也是規定四菜一湯,粗茶淡飯,根本不喝酒。出差到外地,他也從不接受地方的招待。李先念常教育地方的同志說:“每個同志,特別是黨員,要充分認識到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是寶貴的。我們的人格道德和封建的、資本主義的人格道德,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封建的、資本主義的人格道德是虛偽的,我們的人格道德是實際的，處處以黨的利益為最高準則。特別是在單獨活動時,千萬不能喪失自己的人格道德,要絕對尊重自己的人格,不破壞黨的利益,不同流合汙。”
1960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李先念率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經河南南下,來到故鄉湖北紅安視察。這是全國解放後李先念第二次回故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和黃岡地委、專署負責人姜一、馬友才也分別從武昌、黃州趕到紅安，陪同李先念視察。回故鄉本來是值得高興的事,但李先念此時的心情顯得格外沉重。與前次截然不同,這次沒講一句風趣話,滿臉的威嚴。原來,當時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許多省市糧食告急,還有餓死人的現象。加之一些地方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嚴重,使本來就很困難的局面雪上加霜,變得更為嚴峻。很長一段時間,李先念幾乎每天早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閱各地上報中央的糧食報表。此次南行,他肩負著黨中央、毛主席交給的糾“五風”的重大使命。途經河南信陽地區,他見許多群眾的鞋子上套了一層用來表示哀悼死者的白紗布,他難過得流下了眼淚。
到達紅安後,李先念一下車就問縣委書記張景田,紅安的災情如何?群眾生活安排得怎麼樣?有沒有餓死人?張景田如實作了彙報。與農村基層幹部座談時,李先念毫不留情地批評一些地方幹部搞特殊,把幹群關係搞得十分緊張。他說,我們有些同志過去打天下時很聰明,懂得要緊緊依靠群眾和怎樣依靠群眾,現在搞建設卻糊塗了,忘了本,群眾餓肚子也麻木不仁,這哪裡像是共產黨的幹部?群眾有怨氣是對的嘛,罵娘也活該!現在看一個幹部是否合格,首先要看他的群眾觀念如何,是不是與群眾同甘共苦,團結一致,克服困難。對官僚主義嚴重,搞浮誇,不關心群眾疾苦,只顧自己享受的人,要堅決撤下來,不然,留在那個位置上害死人!講到自力更生、生產自救時,李先念指出,紅安荒地多得很,要發動群眾多種瓜菜,房前屋後都可以種,以瓜代糧。這時,隨行人員介紹,“瓜菜代”是李副總理首先提出來的,毛主席、周總理都認為是個好辦法,中央已發了文件,要求全國推廣。李先念說:“這也是逼出來的。全國幾億人口要吃飯,糧食就那麼多,不想些辦法怎麼行?”他要求全縣各級幹部深入實際,開動腦筋想辦法,紮紮實實地做好工作,與廣大群眾共渡難關。
當天夜晚,紅安縣委派人將李先念的姐姐李德琴和外甥陳錫民接到縣城。李先念單獨與姐姐、外甥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的交談。“你們說說看,縣裡有沒有餓死人?”李先念嚴肅地問。陳錫民回答:“我們灣裡沒有,整個高橋區的情況也還好,但二程區和其他一些地方死了一些人,還有許多人得了浮腫病。”李先念說:“那是缺營養,搞點黃豆吃,症狀就能減輕。”李德琴插話:“田地幹得發裂,哪裡還長黃豆喲!”“這是個問題!”李先念說完,又換了一個話題:“幹部作風麼樣?”“絕大多數還好,與群眾一起勞動,幫助群眾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也有個別人差些,喜歡吹牛,老想佔群眾的便宜。”陳錫民說的是實話。“生產上的事情,社員能不能作主?”“前幾年還不行,今年有較大轉變,基本上可以作主。”“準不準搞副業,比如說養雞養鴨?”李德琴直言相告:“社員連粥還喝不飽,哪裡能養這些東西。”她喝了口水,接著說,“先念啊,你做了這麼大的官,紅安缺糧,你也不管管?!”李先念嚴肅地說:“我的姐姐喲,你不要講蠻話,紅安人要吃飯,黑安人也要吃飯啊!全國這麼大,到處缺糧食,都像你們這樣伸手,我李先念有天大的本事也招架不下,你就不能為我想一想?”
姐姐李德琴和外甥陳錫民低頭不語,李先念嚴肅地說:“當然我手裡並不是完全沒有糧食,也不是沒權力調撥。我是國家的副總理,不是紅安的副總理,紅安缺糧,只能由省裡調劑解決,我個人無權給紅安撥糧。”分別時,他要姐姐和外甥回去後代問鄉親們好,告訴大家要體諒國家的困難,不能只想到向上伸手,要自力更生,在參加集體生產之餘,可以搞點副業。沒有糧食,雞鴨也不是完全不能養。山上有的是蟲子,河裡塘裡也有魚蝦,讓雞上山,鴨下塘,照樣可以長肉下蛋。
這次回家掌握的情況與紅安縣委彙報的差不多。事後,李先念對隨行人員說:“紅安縣委還是實事求是的。”由於要趕往省裡作反“五風”的報告,他這次回鄉只在縣裡停留了一天。為了防止縣裡在伙食上給他搞特殊,他親自向縣委負責人囑咐“三不準”:不準炒葷菜,不準煮米飯,不準搞酒喝。從來到走共吃四餐飯,李先念同隨行人員一樣,吃的是蕎麥粑和青菜炒豆渣。
一輩子不穿西服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連中國領導人的服裝上也發生了變化。許多中央領導人喜歡穿西服、打領帶，以展示對外開放的形象。夫人林佳楣多次建議李先念趕上時髦，也做一套西裝，但遭到他的堅決反對。他帶著濃重的鄉音說：“為什麼一定要穿西服，領帶就像吊頸的繩子，勒死人了。我看中山裝就很好，我就穿中山裝。”李先念一生從未穿過一次西裝。李先念小時候讀過兩年半私塾，後來帶兵打仗，只是在延安上了一年抗大，性格不免粗獷。儘管如此，李先念對子女歷來是疼愛有加，從不打罵。
李先念是農民的兒子，從大別山走出來，打慣了赤腳，參加革命後穿上了草鞋和布鞋。1983年，李先念當選國家主席，外事活動頻繁，必須穿皮鞋，偏偏他最不愛穿皮鞋。當時的警衛秘書曾慶林想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把皮鞋放在紅旗轎車裡，抵達人民大會堂後，李先念在車上把皮鞋換上，會見外賓結束後進入紅旗車，立即把皮鞋脫掉，換上布鞋。後來，李先念一直保持了這種習慣。
李先念對自己的子女和親屬要求特別嚴格。他常告誡子女：“政治上要強，思想上要強。”教育子女一定要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幹什麼工作都可以，“幹一行就要把它幹好。這個世界上是沒有輕鬆的工作的，決不能半途而廢。”他的幾個子女今天各有所成，是與他身教和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分不開的。對待親屬或鄉親，李先念也是從公出發，從不搞特殊化。五六十年代，有的親屬和鄉親想通過他介紹到城裡工作，李先念總是耐心解釋說，我沒有那個權利，共產黨的幹部是幹出來的，不是從我口袋裡掏出來的。他的姐姐、外甥、侄子，也一直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
管了一輩子錢的李先念對自己的子女有著明確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許經商賺錢。二女兒李紫陽說：“‘文革’前我確實對我父親很不瞭解，但是父親去世之後，通過歷史文獻，通過拍專題片子，我感覺我父親這個人的確值得寫，值得尊敬，他做了很多工作，卻從不拉自己的小圈子，他始終很低調。”“有人說，你父親管著經濟大權，你幹什麼都可以，做幾筆生意就能發財了。可我爸爸從來不讓我們經商下海。其實，我們的生活跟大家一樣，也不富裕，我也和他提過，但他從來不同意我們經商。他一再講，現在的生活已經很好了，要珍惜。所以，我們家到現在都沒有一個經商下海的。”管了一輩子錢的李先念自己也非常簡樸。他辦公室的傢俱都是過去老舊的，有的還是他從湖北帶到北京的。
晚年的李先念有兩件事，讓小女兒李小林歷歷在目，記憶猶新。她回憶道：“晚年時的父親身體素質欠佳，醫生說要補充維生素，家裡就每天給他榨一杯橙汁，當他知道榨一杯橙汁要五六個橙子時，心疼地說：‘太浪費了，以後不要榨橙汁，吃兩個就行了。’”“後來，父親長期在北京醫院住院，孩子們為了給他增加營養，就經常到人民大會堂的餐廳去打一份湯，一份要花25塊錢，父親知道後，一再叮囑說，別去打湯了，太貴了。”
李先念一生對黨沒有提過什麼要求，臨終時對李紫陽說了一句：死後讓國家給自己開一次飛機，一定要把骨灰撒在祁連山。這是李先念最後的、也是唯一的要求。遵照李先念的遺囑，骨灰撒在了李先念曾經戰鬥過的大別山、大巴山、祁連山。
2009年6月23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李先念同志誕辰100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學習李先念同志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精神。李先念同志始終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表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革命家，必須永遠保持革命熱情和奮鬥精神，把為人民服務，把改造客觀世界，當成自己的天職和應盡的義務’。他把艱苦奮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人生座右銘，經常說‘要與別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性，不與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更不允許貪汙腐化’。他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但在生活上始終保持勤儉樸素作風。他經常叮囑家人要精打細算過日子，對子女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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