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濱興
1977年12月參加高考，1978年3月進入哈爾濱工業大學計算機系學習。曾任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信息產業部互聯網應急處理協調辦公室主任、北京郵電大學校長，現任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首席科學家、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計算機學院首席學術顧問、廣州大學網絡空間先進技術研究院名譽院長。長期從事信息網絡與信息安全研究，創造性地提出了建設國家網絡與信息內容安全基礎設施的概念，並組織研製、實現了相應的系統，先後5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二等獎，其中三項是第一完成人。2005 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高考得以恢復，對於我們那代人是一個轉折。對我來說，高考讓我找到了更好的人生道路。
實際上，每個人的一生都會有無數個選擇和轉折，關鍵是如何應對。一路走下來，我認為應該勇於、樂於跳出自己的舒適地帶，去探索新的領域，迎接未知的挑戰。
我把這稱為“導數理論”，就是說要追求變量，不要過於介意常量，儘管有可能是一個令人舒適的常量。
從小與“電”結緣
我的祖籍是江西省萬年縣，但出生在黑龍江哈爾濱。
我從小就喜歡維修東西。有一次，在父親幫助下，我把學校壞了的留聲機帶回家修好後，學校廣播室的鑰匙便由我來保管，當時我正讀小學三年級。
從此，一到課間操時間，我就趕緊跑到廣播室，打開廣播並敦促各班的同學們站好隊。當時感覺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週日學校沒人時，還會給小夥伴們播放音樂來炫耀。
那時候，我們將各種聰明才智充分發揮。
記得有一次學校搞運動會，我和幾個同學一起發揮各自特長，做了一塊長4米、寬1米的展板，上面有用剪紙做成的各種運動姿勢，再寫上“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字。當我們班舉著這塊展示牌參加檢閱時，別的班級很是羨慕。
那時我們都喜歡做無線電和收音機。
我做的第一個收音機是礦石收音機，一種最簡單的無線電接收裝置，主要用於接收中波的無線電廣播信號。我還做過接收電視伴音的裝置，雖然不能直接看電視，但在那個鮮有電視的年代，能聽到伴音也挺高興。
因為淘氣，還將伴音接收裝置改造成干擾裝置，讓鄰居家看不好電視。
正是這段經歷，讓我對“電”產生了極大興趣。當高考報考時，我就想要考和電相關的專業，於是選擇了電子計算機，雖然那時並不太瞭解計算機的具體用途。
給同學們辦高考補習班
我的整個小學、中學時期正逢“文革”，那時廢除了初中、高中的概念，即小學五年、中學四年制。
我所在中學是哈爾濱第124中學，主要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即國防科技大學前身，以下簡稱哈軍工）的子弟。
我家住在哈軍工家屬院，周圍鄰居都是大學老師，他們經常出題考我，這對我日後的學習很有幫助。
母親是中學數學老師，所以我可以看到很多別人無法看到的數學書籍，這也極大地提高了我的數學水平。
“文革”時期，大部分學生不怎麼學習，寫作業基本靠抄。
我在班級屬於有號召力的人，為了保持這種“榮譽感”，扮演被抄的角色，所以我一直認真學習功課，學習成績在學校也名列前茅。
雖然學習很好，但我並不知道中學畢業後要做什麼，對前路感覺迷茫。
其間，有的同學下鄉，有的同學參軍，還有的同學直接找工作了。1977年9月，國家恢復高考的消息讓我一下子看到了另一條路。
按黑龍江省規定，當年10月先組織初考，12月終考。同時，每個學校有一定免除初考的名額。
因學習成績好，我享有了“豁免權”，當時學校只有2個免初試名額。
在我緊張備考時，有一個叫魏永海的同學，每天一大早就會跑步到我家，找我幫忙解題。
但他不想讓其他同學知道，也希望我不要告訴別人。
但有一次，我把他勤奮學習的事寫進了作文，沒想到這篇作文被當作範文張貼到黑板上，這事一下子公佈於眾了。
方濱興（第三排右一）16歲時中學班級合影，第四排右一是文中提及的魏永海
於是，越來越多的同學來找我補課，這也使我有了辦補課班的想法。那時學校只上半天課，下午有充足的時間。
我的這個補課班是免費的，開始只針對本校學生，漸漸，一些外校的學生或慕名而來，或收集我出的模擬題。
說實話，當時有些內容我自己也並不完全理解，只有在給別人講解時，自己才能進一步提高思辨能力。
這個觀點一直貫穿於我的認識中，我現在在廣州大學辦了“方濱興研究生班”，要求研究生必須要將自己學到的東西講給大家聽，以訓練他們的思辨能力，鞏固他們的知識。
一直以來，我特別相信一句話，“你想要給別人一杯水，自己必須要有一桶水”。
高考前已下鄉一個月
高考前，還出現過一段有意思的插曲。可以說，如果沒有高考，我會在黑龍江省建三江生產建設兵團當一名知青。
“文革”時期，全社會興起了上山下鄉的熱潮。學校把下鄉宣傳得非常美好，讓人覺得不上山下鄉就是落後分子。
當時大我一歲的姐姐很想去，我也支持她，那是1976年。
其實她完全可以不用下鄉的，因為我父親所在的哈軍工遷到了湖南長沙，當時政策規定沒有隨遷到長沙的哈軍工教職員工因隨時面臨動遷，其子女可以不上山下鄉。
但為了不當落後分子，姐姐還是想去。父母得知後，堅決不同意，父親還特地將戶口本藏了起來。
其間，我們天天抱怨父親，說他是落後分子。
就在下鄉隊伍出發的前一天，我們又一次指責父親，他迫不得已把戶口本拿出來，並說了氣話：“你想走就走吧。”後來我才知道，父親是認定報名無望才拿出來的。
但他沒想到的是，我利用僅有一個下午的時間，就為姐姐辦好了全部手續。
父母下班回來後大吃一驚，但木已成舟。那晚，父母一夜未睡，我記得母親邊哭邊為姐姐做新被子。
其實，當時我真不知道下鄉有多苦，更理解不了父母的心思。母親事後還常常訓斥我，說我這麼做就是為了在家裡吃獨食，尤其在姐姐抱怨的時候。
正是這樣的原因，我後來就想下鄉把姐姐換回來。
根據規定，父母身邊要留一個子女，我下鄉她就可以回來。但姐姐得知我要換她時，堅決反對，說兵團太苦太累，已經有校友死在兵團了。她堅持不讓我去。
也是機緣巧合，我班本來有兩個同學申請下鄉，臨出發前，其中一位說不去了，但名額已訂好，不能沒人去，於是我便頂上了，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兵團考察之旅。
當我中途回到學校作完全下鄉的準備時，傳來了恢復高考的消息。這時老師勸我報名考大學。當得知考上大學也能把姐姐換回來之後，我便留下來準備高考。
1979年，姐姐按照政策返鄉。實際上，她能回來也不完全是因為我考走，還跟社會大環境有關。那時“文革”結束了，下鄉青年已經開始大批返鄉。
高出清華錄取線四十多分
1977年12月24日至26日，我在哈爾濱第四中學所設的考場參加了高考。由於之前對高考沒什麼概念，我考試時並沒有太緊張。
印象較深的是，答題期間，不斷有監考老師圍在我身邊指指點點。
後來得知，原來他們是看到我的卷子寫得很滿，當時答出來的考生只佔少數，能答滿卷子的人就顯得特殊。
當時黑龍江省的總分是400分，另有40分的加分。我的高考成績是352＋6分，比當年清華大學的錄取線高出40多分。
但清華大學在黑龍江只招9人，而哈爾濱工業大學（以下簡稱哈工大）則招200多人。為了確保考上大學把姐姐換回，我按父親建議，第一志願報的是哈工大電子計算機專業。
1978年1月，通知書下來，是我們中學校長方等老師親自送到我家的。
由於我的成績在哈爾濱市3000多應屆生中排名第二，《黑龍江日報》記者後來到哈工大采訪新生時還採訪了我。
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父親特別高興，當時還把這段報道剪下珍藏起來。
方濱興（前排左三）大學畢業前同學合影
1978年3月，新生報到，這一年我17歲，同班最大的同學大我13歲。
那時大學生都比著學，我記得學校的宿舍門一般在早晨6點開，但為了早點去教室學習，我們得想辦法出去。
有一天，我們發現二樓廁所的下面是煤堆，跳下去應該不會受傷，於是這裡便成為了我們提前到教室的一個“出口”。
因一下子招了這麼多學生，學校基本條件還不具備。
比如，我所在的宿舍是8個人住在地下室，特別潮溼，連床墊都發黴，隔壁還是廁所。雖然我們跟學校反映過幾次，但得到的回覆都是沒有空房間可調換。
這種情況持續了近兩年，直到我和舍友們找到一個倉庫，並清理完後，學校才同意調換。這個新宿舍雖然不潮溼了，但其特別冷。
學校希望我留下來
在我剛上大學時，計算機還是稀罕物。那時的計算機不像現在用鍵盤輸入、屏幕輸出，而是用紙帶輸入、用打印機輸出。
使用前，需要把編好的程序輸入到計算機中去，利用穿孔紙帶進行輸入……那時我的記憶力好，能夠看著紙帶在腦海裡映射出程序的源碼，甚至能幫同學只看紙帶就挑出程序上的問題。
雖然大學過得很充實，但每每想到自己超過清華大學錄取分數線那麼多卻沒去，就多少有點遺憾。
正因如此，1981年我考研究生時首選了清華大學計算機系。
一開始，我還並不知道已經被清華大學錄取。
大學畢業前，哈工大計算機系需要大量師資，我被認定是留校當老師的好苗子，系主任盧老師故意把我的錄取通知書藏了起來，後來我給清華大學打電話才得知我被錄取。
通過和系裡反覆交涉，我才正式拿到錄取通知書。
在碩士畢業前，盧主任和我的恩師胡銘曾教授又到清華大學找我，動員我回哈工大當老師。
那時大學生包分配，因大學三年級時我家已搬遷到天津，所以我被分配到了天津大學，但那時已經說好回到哈工大任教，正好有位分配到黑龍江省的畢業生不願回去，我們倆就對調了一下。
回到哈工大是1984年，我在任教期間取得了哈工大計算機專業的博士學位。
27歲時作為講師組織了首屆全國青年計算機學術會議，並擔任了大會主席。29歲評上副教授，32歲評上教授。
1990年，我在職進入國防科技大學計算機系博士後流動站，在著名計算機專家慈雲桂教授、胡守仁教授的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
1999年，我被調到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工作。
也是從那之後，我的科研成果大量產出，先後5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二等獎，其中三項是第一完成人。
高考給我的5個“8年”
現在回想，這些成績都是時代給予的饋贈。那時，大家都很有闖勁和拼勁。
我有一個“導數理論”，它是我人生選擇的判定依據。它的含義是一個人應該追求增量，而不要過於在意常量。
如果一個人每天都有增量，那麼他的人生導數大於零，儘管絕對值不高也是讓人滿足的，所以人們常常說普通人更容易得到滿足。
一個人一旦開始走下坡路，呈現出導數小於零的狀態，儘管其絕對值還很高，但其精神狀態會出現極大的問題。
所以說，衡量人有兩個指標：一個是常數，一個是導數。顯然，導數才更值得看重。
2007年，我到北京郵電大學（以下簡稱北郵）擔任校長，這與我在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找不到導數有關係。
對我來說，換一個工作就如同換了個基數，開始或許很艱難，但卻更容易讓我找到自己的導數。
事實證明，我在北郵找到了很好的導數。在我的任內，北郵的信息與通信工程一級學科得以從全國第三名晉升到全國第一名。
目前，我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
中國發展到現在，科研的指揮棒和指南針已經在發生變化，現在更強調學術是否落地，是否產生經濟效益，是否讓人們從科研中有獲得感。當然，我希望我們提出的新思想能夠產生更多GDP。
回顧我的人生，可以用5個“8年”來概括：第一個8年在哈工大當上了教授；第二個8年在哈工大做到了自己的“天花板”；第三個8年在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創造了許多奇蹟；第四個8年在北郵把信息與通信工程學科推到了頂峰。
目前是我的第五個“8年”階段，或許是我人生中創業的最後一個8年，我希望能在“方濱興研究生班”的教育中達到理想的境界，並在網絡靶場、大搜索等項目中有所突破，這將是我這個8年的願望，所以我必須爭分奪秒，刻不容緩。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我也有很多話願與其分享：希望你們不盲目地迷信權威，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不要過分依賴別人給你選擇的路，要敢於挑戰、敢於質疑，否則就永遠沒有創新可言。
（本報記者秦志偉採訪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18-12-14 第4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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