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一生堅守“貴和持中”的行事原則，無論工作還是生活，從來都是可進可退，不急不緩、不驕不餒，體現了具有儒學淵源的中庸之道。
谷牧“貴和持中”的行為方式在改革開放時期也起了重要作用。在當時改革一線的人們看來，谷牧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的矛盾和關係，因為他熟稔中國國情與“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
譬如：改革開放之初，有一場有關“租界”的風波。當時有人把特區比作“舊中國的租界”。某報刊登了《痛哉!〈租地章程〉》為題的文章，表面上告誡人們不要忘記歷史，實際上是懷疑甚至不贊成中國試辦經濟特區。很快“洋務運動捲土重來”等說法接踵而至，而谷牧甚至被稱為“李鴻章”。面對“經濟特區”是“租界”的爭論，谷牧當時壓力很大。
但是，經過深入思考，特別是特區發展蒸蒸日上的事實，使谷牧堅信我國實行對外開放和舉辦經濟特區的決策沒有錯。為繼續推進特區發展，谷牧與廣東、福建省負責同志多次交換意見，取得這樣的共識：不爭辯，不解釋，埋頭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銷原定決策，仍然照樣幹，有些事辦起來有困難，暫時緩一緩，先辦能做的事。這充分表現出谷牧“擇善而固執之”的中庸之道。正是靠這種“貴和持中”的中庸之道，谷牧在對外開放和特區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當然，谷牧堅持“貴和持中”的中庸之道絕非騎牆、折中、模稜兩可、明哲保身，更不是不要立場、不要原則，做“老好人”。例如，從1984年起，特區發展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有的特區熱衷於成為商貿、金融中心，對中央規定的以工業為主和出口為主的發展方針貫徹不力。
為了及時糾正發展中出現的偏差，從1985年年初開始，谷牧連續主持召開了三次特區工作會議。在其中的一次全國特區工作會議上，谷牧就對1985年以來雖經三令五申但各特區特別是深圳特區仍然不斷擴大基建規模，沒有在發展外向型經濟上“爬坡”“上樓”，提出了尖銳批評。他說：“這些批評的話，我曾經考慮過是不是要公開說，後來決定還是要說，否則就是我的失職。”
谷牧對深圳等特區的公開批評，正是他堅持原則的體現。谷牧在對外開放和特區建設中的巨大作用，既在於他的“中庸之道”所結緣的良好的人際關係，更離不開他中庸之外的原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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