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亂局
當地時間2018年12月11日，英國倫敦，支持脫歐和反對脫歐的示威者在議會外對峙。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2016年6月23日公投兩年半以後的今天，“脫歐”依舊在撕裂英國。2018年12月3日，呼籲舉行第二次脫歐公投的支持者提交了超過100萬份簽名的請願書，這些支持者中有英國所有主要政黨的成員。甚至，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所在的保守黨內，關於“脫歐”的意見分歧也在急速加劇。日前，保守黨由起一場不信任投票，這迫使特雷莎·梅承諾在2022年下一次英國大選前辭職，最終在12月12日以200票對117票驚險過關。結果出爐後，特蕾莎·梅發表講話，誓言將繼續“民眾投票做出”的“脫歐”決擇，她也宣佈將尋求歐盟對脫歐協議的更多支持和保證。
《經濟學人》文章《沒有貿易的“脫歐”，還有什麼可期待？》中提到，英國脫歐會帶來許多嚴重後果，其中之一是導致中央政府與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之間的關係緊張。在之前的投票中，蘇格蘭和北愛爾蘭都投票支持留在歐盟。蘇格蘭尋求獨立已有四年，但一直未能成功。如今，由於對歐洲的看法不同，獨立的政治和經濟吸引力開始增長。與此同時，北愛爾蘭的局勢可能更加不穩定。之前，政府的決定是英國必須離開歐盟的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這與歐盟的談判建立了矛盾，一直無法解決。英國政府尚未找到合理的邊界劃分方式和檢查系統來切割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的商貿。此外，許多學者和政客擔心“硬邊界”會引發愛爾蘭宗教衝突的恢復：北愛爾蘭新教徒希望繼續留在英國，天主教徒的人則反對英國政府，兩派的矛盾極有可能隨“脫歐”爆發。
另一方面，英國工黨則似乎視“脫歐”亂局為一次機會。工黨領袖科爾賓（Jeremy Corbyn）對媒體表示： “特蕾莎·梅失去議會多數席位，她的政府已陷入混亂，她無法達成對英國有利的脫歐協議。”《衛報》名為《為何工黨領導人對歐洲問題默不作聲？ 也許是災難在誘惑》評論文章中，作者Nick Cohen指出，工黨懷有天真的幻想，認為資本主義危機將使左翼知識分子領導無產階級取得勝利，脫歐亂局將使選民轉向激進的左派。不可否認，按照如今的狀況來看，英國提前大選的可能性不容抹殺。工黨如果獲勝，科爾賓極有可能擔當英國首相。已經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工黨上臺後，其政綱中向企業及富裕階層大幅加稅，以及把鐵路、水務、郵政等公用事業重新國有化等主張會令商界和投資者改變投資策略。丹麥盛寶銀行的專家們則在數日前列出該機構傳統的2019年的經濟預測清單，其中重要的一項為，工黨勝利後英鎊暴跌，從而達到與歐元的平價。
《華盛頓郵報》12月13日發佈的名為《“脫歐”鬧劇如何改變英國》的文章中，作者Bronwen Maddox表明，無論最終的結果是什麼，英國脫歐都會永久改變歷史，甚至威脅著英國的立國憲法之本——即英國的代議制民主模式（議會成員代表其選民投票的民主形式）。按照英國的法律，雖然獲得民眾最大支持的政黨組成政府，但依舊需要議會議員的不斷支持才能通過立法並完成任何工作。而大多數國會議員似乎都傾向於與歐盟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不希望英國離開歐盟，以至於保守派的政策一直無法推廣，內部分崩離析。同時，工黨也並沒有向議會提供合理可靠的英國脫歐政策，只是試圖確保英國可以在離開歐盟時以某種方式保留歐盟成員國的利益，令民眾甚為擔憂。
目前，國會尚未通過任何協議，仍然膠著於“硬脫歐”和“軟脫歐”。留歐派希望英國能與歐盟好聚好散，“脫歐”後仍與歐盟維持良好關係，尤其是繼續享受貿易和關稅領域的好處；強硬派則認為應該與歐盟切斷所有關係，包括不留在歐洲關稅同盟和歐洲單一市場，以重掌邊界、移民、關稅等政策主權。如果在3月29日正式“脫歐”之前，國會沒有達成統一協議，那麼任何結局都有可能發生。因此，這可能是目前英國民眾對領導者最沒有信心的時期，議會成員很難重新獲得公眾對其基本角色的信任：合法地代表人民做出決定。政治癱瘓的戲劇性劇目在電視屏幕上日復一日地播出，無疑展現的是整個國家體制的搖擺，以及保守黨和工黨的雙重失敗。
墨西哥將迎來左翼政治？
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奧夫拉多爾出席就職後首場新聞發佈會。
今年7月，墨西哥左翼候選人洛佩斯·奧夫拉多爾（Lopez Obrador）帶領他的國家復興運動黨（Morena Party）贏得了大選。經過了5隔越的過渡期，12月1日，奧夫拉多爾在墨西哥城的憲法廣場（Zócalo）完成了其就職典禮。大約16萬人從全國各地趕到墨西哥城參加總統就職典禮，人們終於等到了幾十年腐敗統治的結束。他在就職典禮過程中不斷重複著：“我不會讓你們失望的”。很顯然，奧夫拉多爾承諾了一場巨大的變革。
奧夫拉多爾承諾給墨西哥帶來等同於墨西哥當代史上三大變革——從西班牙的統治中獨立、改革期、墨西哥革命——的“第四次轉型”。在他對國會的講話中聲稱“第四次轉型”在和平、有序的同時，是深刻而又激進的，因為它將結束腐敗和那些得不到懲罰的罪行，正是它們阻礙了墨西哥的重生。在就職典禮的演說中，他宣告政府代表人民，尤其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被排斥的那些人——農民、工人和土著。儘管出於避免嚇跑大企業和投資者，他放棄了2006年他競選時的口號：窮人先行，但是比起過渡期，他在就職演說中更強烈地譴責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在過去三十六年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災難。同時他表示將拒絕私有化並承諾恢復教育改革。
墨西哥的確需要一場巨大的變革，三十幾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把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帶到了破碎的邊緣，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由最富裕的那百分之一的人所佔據，而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口大概有5000萬，其中900萬人處於極端貧困狀態。對於普通的墨西哥人來說，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場艱難的鬥爭，大部分人都在正規經濟系統之外謀生。在合法渠道中看不到自身未來的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毒品黑幫中找到了憤怒與絕望的出路。這個國家充滿了血汙：僅僅是2017年一年，就有兩萬三千起兇殺案，達到歷史頂峰。即便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認它在墨西哥的失敗：經濟增長在多年來一直處於萎靡狀態。
事實上，在“粉紅浪潮”（The Pink Tide）終結後，整個拉美都在右轉。當巴西選出了極右翼總統博索納羅引發全世界關注的同時，墨西哥卻選出了數十年來的首位左翼總統。《雅各賓》近日刊出的《奧夫拉多爾時代的墨西哥》一文中，作者Laura Carlsen指出，在近幾十年的選舉歷史中，在操縱、欺詐、購買選票和媒體偏袒的背景下，左翼的兩次勝利果實被奪走。這個政治系統是為了把權力和財富不斷轉移給那些富有且手握權力的人，新總統的就職也僅僅能激發那些掌權者的熱情。而奧夫拉多爾卻在這樣的政治體系中做到了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他與墨西哥人民建立了認同——畢竟，對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而言，選舉僅僅意味著在“惡勢力”之間選出相對不那麼惡的一個。不過，Carlsen也指出，這些聲明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意味著什麼還有待觀察，畢竟有很多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奧夫拉多爾必須要考慮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因為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議會準備批准一項旨在維護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協議。奧夫拉爾多政府非常瞭解國際金融市場和投資者的影響力，他們通過導致比索（墨西哥貨幣）和股票市場的下跌，就能懲罰這個選出了承諾減輕國家貧困的左翼領袖的國家。奧夫拉爾多的團隊需要在宏觀經濟上走得更穩。
不過並不是所有觀察者都這麼樂觀。Ross Eventon刊發在在《半島電視臺英文網》的文章《墨西哥新總統有著怎樣的革命意識？》中質疑了奧夫拉多爾革命意識的真實性。他指出，這個左翼總統既想做人民的代言人，又不想撼動大資本的利益，這讓他的議程看起來非常可疑。奧夫拉多爾不斷地強調“和諧與團結”、“愛與和平”，在宣告三十幾年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終結的同時，他又一再想方設法地使既得利益階層安心，他告訴他們，不會有國有化或任何意義上的財產沒收，針對富人的稅收也不會提高，還會在國內建免稅區來鼓勵投資。在他開出的具體處方中，沒有任何措施會削弱那些習慣於讓國家機器符合其利益的寡頭集團，曾經反對奧夫拉多爾的墨西哥商業協會在跟新總統開過會後，告訴媒體他們非常期待與奧夫拉多爾合作，並褒獎他的“務實”。奧夫拉多爾也會見了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並稱他是“一位知道如何在墨西哥取得勝利的偉大商人”，而事實上，這位首富正是新自由主義時期私有化進程的最主要受益者，也是一個體現了經濟權力集中如何阻礙國家經濟增長的絕佳範例。在Eventon看來，是奧夫拉多爾身上的禁慾主義使媒體著迷——他開著大眾捷達車，並將總統專機出售，他削減國會議員工資，並且整治官僚系統的腐敗。這些絕非激進的政策，但它們在選舉政治中很受歡迎。
奧夫拉多爾很快就會面對種種問題，這些將揭示出他“革命意識”的真實性。畢竟，想當所有人的朋友，最終總會令一些人會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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