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28rcm ｜秦川雁塔（ID: qhjy_gzh）
——俄國文化保守主義對“道德虛無論”的批判
俄國文化保守主義是指以“路標派”為代表的司徒盧威、別爾嘉耶夫、伊茲戈耶夫、布爾加科夫等東正教神學-哲學家創立的思想體系。LN認為這批人是“革命的逃兵”，公開亮相宣佈“與解放運動決裂”，從此“反對俄國民-主-派的世界觀”，而成為資產階級與舊政權的“高級奴僕”，不值得一駁。
1922年根據LN指示：“我們將長期淨化俄羅斯”，“抓幾百個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們，請你們出去！”國家政治保衛局把數百名俄國著名知識分子分乘“哈肯船長號”和“普魯士號”驅逐出境，也就是人所稱之“哲學船事件”，多數文化保守主義者亦在其中。
但是這些所謂的由“革命的逃兵”轉變成為“俄國文化保守主義”的生命力卻長盛不衰。1909年《路標文集》出版後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劇變後在俄羅斯多次再版，被媒體譽為俄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最經典的代表作”。“路標人”提出的“三自我原則”——“自我反思、自我深化、自我批判是這個肌體未來的種子”，曾經感動了無數俄國人。對他們的爭論一百多年來就沒有停止過，你可以批評它，但是卻不能無視它的存在，絕非一句“革命的逃兵”、“自由派的軟弱性”就可以囊括。
哈肯船長號
這批知識分子從砸爛舊世界轉入拯救靈魂的“內在論”，就是想要從根本上清算民粹派以來的激進主義傳統，宣稱他們要創造一種俄國文化語境中稀少的“保守-自由主義價值觀”。他們“告別革命”並不是選擇陶淵明式的遁世，而是跳出現實中的黨派之爭，去為俄國精神貧血症找到新的養料。
批判“道德虛無主義”是他們要完成的第一個任務。俄國社會本來由於特殊的結構形成對立，而在社會轉型期改革的“不公正性”更加劇了社會的斷裂，知識分子宣傳的政治激進主義、文化激進主義與貧富分化加劇而導致的社會激進主義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出現了“喜歡欣賞火災的人”，“喜歡政治騷亂並愛上它戲劇性一面”的人。
民粹派從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了整體利益”的“合理利己主義”是與“道德不衝突”的理論中發展出一整套“道德虛無主義”說辭。他們樹立了這樣一種觀念：社會進步高於個人的自我完善，整體的利益、崇高的目的與個人道德操守不能相提並論的，於是個人道德思想在宏大敘事中被拋到一邊。既然以“善達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礙，那麼“以惡達到善”就不應該受到譴責，所以“目標正確手段便可以忽略不計”。
為了崇高目的“作惡”不受譴責，“革命策略中允許使用最不道德手段”，“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目標高大上在道德上就不能苛求革命者”。涅恰耶夫的一句著名格言：革命者與文明世界的公民秩序絕交，與這個世界的道德情感絕交。革命本來就“不是一種特別潔淨的活動”，在與敵人鬥爭時，道德純潔性的方法應該拋棄。
《路標文集》
革命者要消滅妨礙他達到目的的一切人，為了這個崇高事業，可以做一切惡行，可以聯合強盜、可以做雙面間諜、可以通過告密剪除異己、可以拿敵對國家的資金、可以搶銀行、可以販毒、可以印偽鈔，總之在拯救世界耀眼的光環有什麼不能做的呢？從此開啟了俄國道德底線下行的通道。
但遺憾的是，“為了”什麼，作為一種心理動機是從來不可能實證的。人們可以說某種行為是卑鄙的或者是高尚的，但永遠沒法證明行為的動機究竟卑鄙還是高尚，於是只要不擇手段地獲得了勝利，“為了”什麼那就由你說了。以目的證實手段成為激進主義的一種特徵，這樣不擇手段的“小人”總是能夠戰勝按規則出牌的“君子”，惡行在正義、為民的面具下大行其道。
知識階層在上層設計需要糾偏的時候“失語”導致民粹大潮湧起，催化了民眾的政治情緒和社會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影響下社會情緒“雅各賓化”成熟了，一戰期間俄國政治緊張、民族緊張和社會緊張，它像膿瘡一樣等待著瘡口破裂的一天，這給激進且崇尚實用主義的政黨創造了機會。
這種激進比賽的結果往往會走向初衷的反面，那時人們天真地認為，生活中所有的負面因素都緣於政治原因，只要用革命推翻了舊制度，再以理性計劃規劃社會生活，人類就會有一種全新的、空前燦爛美妙的生活。
民粹主義的“拜民”理念也許出發點不壞。但是它有兩個過於自傲的前提：精英領導群氓+灌輸論。它把生活定義為沒有任何內在意義的享受，認為人們對幸福的唯一要求就是對物質的保證，對主觀需求的滿足和“財富重新分配”。政治上的輕率許諾與摒棄道德結合在一起，為放棄自我完善找到了一個最冠冕堂皇的藉口。在廣場式譁眾取寵的比賽中，他們很容易給人以更純樸、更敢做敢為的印象。
原本並不矛盾的文明和“底層情結”從此對立起來，知識階層在“拜民主義”的社會氛圍內，第一步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又放棄了做人的底線，再次變得野蠻和粗鄙化。究其原因何在呢？可以說從絕對主義中衍生出來的“道德虛無主義”導致“爭做小人”的這種人格變異和心靈扭曲的狀況一直沒有得到系統的清理，以致在後來的黨內鬥爭中，“善良淘汰機制”成為規律，最後勝出者一定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人。
早在1917年時孟什維克李伯爾就說過，不是群眾追隨布爾什維克，而是布黨追隨群眾。他們沒有任何底線原則，對群眾提出的一切要求他們都可以先接受了再說。比如我們給普梯洛夫工人增加了20%的工資，但是工人則要求3-4倍的工資，6小時工作日，取消稅收。我們往往對民眾說，你們的要求是辦不到的。
M.李伯爾
而布黨卻對他們百依百順，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決定，企業主必須為曠工鬧革命的工人支付工資。我認為被粉碎的是那些有綱領、有原則的人，而那些沒有綱領、贊同任何群眾口號的人是不能被粉碎的。布黨公開宣傳，羅馬可以通過武力傳播文明，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先以惡剪除惡以後，再建立一個新型社會。
結果又怎樣呢？革命前工人階級被稱為布黨內最寶貴的“紅血球”，LN說，工廠是你們的，一切由工人說了算！權力剛剛到手，LN給斯維爾德洛夫發電報說：“我感到驚訝的是，你為什麼不立即以‘顛覆罪’大批處置罷工者”。很快普梯洛夫工廠有900人被逮捕，數日內未經審判處決了其中的200人。
其實，誰都知道這種宣傳是“只能我用不能他用”，只能是一次性的，不允許他人效法的。顛覆掉已有的合法秩序後就需要迅速地重建權威和規則，而且是更嚴酷的更鐵腕的統治。那些許諾口號或者在革命理想主義階段，或許還有幾分真誠，但發生蛻變是早晚的事。道德在不“虛無”時從來都是向下約束民眾的，或者如百姓所言：“殘酷的時候不腐敗，腐敗的時候不殘酷”。這兩者是相為表裡的，甚至可能又殘酷又腐敗。
文化保守主義堅決反對“以惡行和他人苦難換取未來的幸福”。在《聖經·舊約·出埃及記》第23章，耶和華吩咐摩西“不可用母羊的奶煮羊羔”，意思是要求人們有所敬畏，知道人的侷限性在哪裡，不得作違揹人性、過分殘忍的事。
他們認為，道德虛無距離道德墮落只有一步之遙，個人的道德素養、自我完善、操守品德與社會運動是不能脫離的。很難設想一個沒有高貴心靈、在日常瑣事從來缺乏“向善”、“人性”的道德低劣者可以為了崇高的信仰不惜犧牲自己，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了，倒要懷疑目的的真實性了。
即使為了實現崇高的目的，也不能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就是從最現實的角度說，什麼東西能保證一個把惡事做絕濫殺無辜的人同時又是擔當了拯救世界使命的人。而且在“以惡達到善”的實施過程中，惡行任其大氾濫不被譴責，不擇手段成為相互追捧法則，即使達到了目的，社會的道德規範已被破壞殆盡，這種“理想模式”有什麼可值得嚮往的。
普梯洛夫工廠內建造中的戰艦
“知識分子在民眾身上找到的僅僅是模糊的本能，表面上看起來是轉化為民-主-個-性的覺醒，但當喧囂聲沉寂下來以後我們就會發現，除了改換了統治者、摧毀了原有的文化和社會結構，其他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的粗鄙化。暴民政治在塵埃落定後又一次輪迴到原來的軌道上。在“為民謀幸福”民粹主義的假象背後不過是少數精英愚弄“群氓”的一次演出，人民從來都不會成為真正的主人。
但是更可怕的是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被徹底顛覆，惡成為一種致勝的法寶，心慈手軟者都會成為最早的出局者，這樣一種“善良淘汰機制”甚至會比它所顛覆掉的舊體制更糟糕、更可怕。
道德虛無主義者在走上這條不歸路之後，就只能把世界分為紅黑兩個陣營，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帶均被視為敵對的營壘，非此即彼鬥爭便成為一種常態，只能以嚴酷的鎮壓體系、恐怖手段維繫凝聚力，以強化集中制、等級制、兵營制的高壓職能來對待異端。
在這樣的社會中真誠、相愛、善良、仁慈、溫情都將被掃進“資產階級的垃圾堆裡”，人性惡的一面被大大釋放，人們比賽誰比誰更虛偽，更心黑手辣，更加口是心非。在這種價值觀的主導下，犬儒主義與虛偽文化大氾濫。與其以暴力打爛舊世界，不如直面個人的靈魂，從宗教和倫理學的意義上自我完善。俄國需要的是往兇惡的政治中投入人性的情感”。
“道德虛無主義”使俄傳統美德都被恥笑，紳士風度被唾棄，文雅的舉止消滅，按規矩出牌成為弱智。別爾嘉耶夫預言，只要開啟了以惡取勝的閥門，大家都在比賽誰比誰更無所顧忌，誰比誰更沒有底線，在相互比拼、傳染的社會氛圍中，我們將逐漸與文明世界的秩序脫節，在這種“互虐式狂歡”中毀掉的是俄羅斯文明，拉低了民族的道德水平。早晚有一天“罪與罰”的輪迴會現世報降臨在這片土地上。
他借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觀點評論說，他在這種社會里看到了對精神自由的背離，如果通過暴力實現全世界的聯合，人類社會將變成螞蟻窩。他說，“惡就是惡，應該被揭露，應該被消滅，無論以什麼目的為藉口”。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寫道：“是遭受失敗還是置一切道德於不顧，只能在這二者之間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沒有任何原則的人，“才能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這就使善者進退兩難，敢於突破底線者如魚得水。在一個將權力奉為最高原則的人心目中，以權謀挾天下就順理成章了。這樣的制度下的邏輯後果必然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著）
文化保守主義強調說，需要有人清算落在這個民族身上一筆尚未償還的債務，如果俄國知識界沒有人對“道德虛無主義”進行徹底清理，無疑是一個民族的悲劇，是知識界不負責任的墮落行為。雖然用筆築牆其效甚微，但只要語言沒有死的地方，就有希望。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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