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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47期）
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此後中國科技發展逐步推進、快速提升，1986年和1988年，著名的“863”計劃和“火炬”計劃相繼開始實施……一大批國家項目、重點工程先後上馬，國家工業化、信息化獲得長足進步。
（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
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美國肆意針對中國“中興通訊”公司發動技術制裁，結果導致這家千億量級的中國公司付出慘重代價。一時間，所有高科技產品的軟肋一股腦擺到中國人的面前，讓我們更加充分地意識到，科學技術落後就會捱打，科學技術落後就不可能成為大國、強國。無獨有偶，俄美在敘利亞的一場軍事較量，當整個戰爭即將在伊德利卜收官之時，美國切斷了俄軍的GPS信號，致使俄羅斯空襲所用的導彈失去“準心”。無奈之下，俄羅斯不得不嘗試使用激光和雷達引導自己發射的導彈，結果付出了極其高昂的成本。
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讓我們再次深刻地理解為什麼老一代領導人都不敢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掉以輕心。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勒緊褲帶完成“兩彈一星”，終結了美蘇的核威脅。而作為中國對現代科學技術全速追趕的標誌性論斷，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鄧小平同志當年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那是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說：“世界在變化，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而變。過去把自己封閉起來，自我孤立，這對社會主義有什麼好處呢？歷史在前進，我們卻停滯不前，就落後了。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1988年9月5日，英國國際航空博覽會在倫敦西南郊法恩巴勒開幕，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等3家公司的產品參加了展出。）
實際上，小平同志對科學技術的推動是一貫的。翻看改革開放初期的那段歷史，具有更深刻意義的事件是1978年3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剛剛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旗幟鮮明地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正是這樣的背景，中國科技發展逐步推進、快速提升：1985年，全國科技工作會議提出改革科技體制；1986年和1988年，“863”計劃和“火炬”計劃相繼開始實施。
1995年5月26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全國科技大會上指出，“沒有強大的科技實力，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 2001年7月1日，在建黨80週年大會上，江澤民再提“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且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誌”，並將其作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6年1月9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革命力量。”這也被寫入“科學發展觀”，此後國務院成立領導小組，組織科技、教育、經濟、企業各界2000多位專家，在充分調查論證的基礎上，制定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
“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多次闡釋他對科技的深刻洞察。2016年5月30日，習近平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說：“我國科技界要堅定創新自信，堅定敢為天下先的志向，在獨創獨有上下功夫，勇於挑戰最前沿的科學問題，提出更多原創理論，作出更多原創發現，力爭在重要科技領域實現跨越發展，跟上甚至引領世界科技發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的戰略主動。”
薪火相傳，一代代中國領袖接續著為中國科技發展提供著關鍵動力，載人航天、蛟龍入海、母艦入列、高鐵出國……一大批世界先進的高科技成果已經挺起了中國人的脊樑。
但我們沒有理由驕傲。 “科技競爭就像短道速滑，我們在加速，人家也在加速，最後要看誰速度更快、誰的速度更能持續。”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上說。
（2018年1月19日，中國長征十一號固體運載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騰空而起，將6顆商業小衛星送入太空。這是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第264次發射。）
（《中國經濟週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親歷者 楊毅強
中國航天三個20年背後的科技推動力
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歷程，生動詮釋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英明論斷。
我在1987年進入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 當時航天事業還處在最低谷。新中國航天事業的歷史總共有62年，我經歷了其中的31年，正好是一半時間。
從火箭的運力，到空間基礎設施的建設，中國現在毫無疑問是航天大國。如果排序，美國是第一梯隊，中國、俄羅斯是第二梯隊，或者美俄為第一梯隊，中國和歐洲為第二梯隊，說法不一，但中國肯定在第二梯隊。個人認為，中國距離航天強國還有15年左右的差距。
起步：錢學森為中國航天事業留下了哪些遺產？
如果將中國航天60年的歷史分成3個20年的話，1978年之前的20年算是起步，但是那個時代留下了兩方面難能可貴的東西。
第一方面是完整的科研生產體系在那個時代建立起來，一院（編者注：即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又叫型號院，戰略導彈和運載火箭研發都在這個院進行。它的基本構架除了院本部，還有總體部、設計所，也就是火箭各個系統的設計所，還有很多7字頭的專業所，比如703所就是材料工藝所，此外還有試驗站和對應的廠，和蘇聯的模式非常一致。
第二方面是錢學森給我們留下了一套航天管理理念，總結起來就是兩條：第一條是系統工程，第二條是技術民主，這是一直堅持到現在的。
系統工程的核心首先就是一切服從總體，用俗話來講就是“一加一大於二”，具體體現便是總體設計部，通過這種組織機構的設置，保證航天這樣龐大工程的最優化；其次就是所有項目的研製都要有嚴格嚴謹的研製程序，就是指在做一個重大項目時要分哪幾個階段。1963年錢老就在東風3號導彈研製時提出制定了嚴密的研製程序，錢老尤其提出要進行充分的地面試驗。
錢老留給我們的第二條理念就是技術民主，我認為在這一點上中國比蘇聯強。比如近幾年俄羅斯的航天事業一直在遭遇挫折，除去經濟低迷、人才缺失等原因，最大的問題出在管理上，靠設計人員無限的負責，帶來的問題就是極端的不穩定，出現了很多低層次的問題，比如火箭的速率陀螺裝反了，這對我們來講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是因為他們不是靠一套嚴密的體系文件和作業文件來考核，而是靠人。
騰飛：中國航天為何在20世紀90年代遭遇挫折？
從1978年到1999年這20多年，中國航天走過了一個很艱難的過程。
“文革”結束後科技事業煥發了青春，特別是從1978年到90年代初的十幾年是收穫的季節，比如第一顆通信衛星發射成功、向太平洋發射洲際運載火箭、水下發射巨浪一號導彈這幾項任務。
但是從90年代初到1999年，卻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那時我們出現了很多次的失利，於是就開始反思其中的原因。
當時我們在反思時用了一個通俗的說法：“舊的丟了，新的沒學會。”什麼叫“舊的丟了”？就是過去靠搞大會戰、靠階級鬥爭。那時一院的主力是1960年到1965年的大學生，他們學會了蘇聯的那套東西，靠人的極端負責來幹事，到90年代正好是退休的時候。而"文革”十年沒有大學生，也就意味著航天十年沒有進過新的學生，有整整十年的斷層。
隨著這批人的退休，老的蘇聯的那套東西沒有了，但是美國等發達國家依靠體系來管理的方式我們還沒能學會，這造成當時多次失敗。因此我認為當時最大的收穫就是我們的一套質量管理體系。
比如那個時候我們講得最多的就是技術歸零——定位準確、機理清楚、問題復現、措施有效、舉一反三。
首先對問題的定位要清楚。其他工業領域在出現問題後首先想到的是更換，比如一個燈泡壞了，會換掉它，但是很少深究它為什麼壞掉？航天本身是高風險行業，特別對運載火箭來講，要麼成功、要麼失敗，不存在更換的可能，所以定位必須要準確。其次是機理要清楚，也就是為什麼會出問題？ 再一個就是問題復現，找到問題後還要將其復現。然後還要有措施，進行驗證。最後是舉一反三。
此外，我們當時還有一個理念：所有的技術問題背後都有深層次的管理問題。 比如有一次在西昌發射場靠人抬一個關鍵的部件時把部件摔壞了。這是個嚴重的事故，但如果簡單歸因為相關人員責任心不強就太武斷了，其實背後有兩件事值得深思：
第一，崗位配置是否合理。比如相關人員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凌晨3點，當天上午又忙了8個小時，這就是在人力管理上存在問題。第二，在手段上能否用機器代替人？因此所有的技術問題都要回歸到深層次的管理問題。
所以我們當時就提出了管理歸零，即過程清楚、責任明確、措施落實、嚴肅處理，最後完善規章。我認為在這方面美國人的嚴謹值得我們學習。我經常舉一個例子，比如我們在靶場，看美國人吊一顆衛星，有二十幾張表格，明確了每個人的職責。在掛鉤和掛點之間肯定有標識，比如說都有橙黃色的標識，可能起吊只需要一分鐘，但準備需要半個小時。因為要吊起的不是一塊磚頭，而是高價值的航天器。美國人依靠一套嚴格的體系文件一方面可以控制很多風險，同時不會因為一個人的離開對工作造成影響。
因此我們在90年代經歷了一個從強化管理向規範管理的轉變。所謂強化管理，就是依靠懲罰。而規範管理就是依靠一套嚴格的規範，由此中國航天開始建立自己的質量管理體系。
比如從源頭抓產品質量，航天元器件從選用開始，到選完後的訂貨，再到複驗，一直到安裝之前的檢查，就是一個很長過程。例如在複驗環節，購買了100個電路，會隨機抽出10個做破壞性試驗，如果其中一個壞了，可能是小概率事件，但如果說兩三個都壞了，那這批電路可能就報廢了。
這套嚴密的制度保證了我們在後期很少出現失敗。可以說從1978年到1999年這20多年是騰飛階段，同時我們也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斷層、人員流失的陣痛。
跨越：成為穩居第二梯隊的航天大國
90年代時，中國跟法國、日本、俄羅斯、美國相比差距還比較大。但經過多年的跨越式發展，我們已經成為航天大國，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重大工程的實施，比如人們熟悉的載人航天工程，再比如探月工程的繞落回，其中“繞”和“落”已經實現；再比如以北斗為代表的重大空間設施的建設；另外就是新一代運載火箭的研製。
新一代運載火箭分為四型：長五、長六、長七、長十一。長五的特點是“大”，低軌運載能力可以到25噸；中型火箭以長七為代表，低軌運載能力為13噸左右；長六和長十一都是小型火箭，長十一也是唯一的固體火箭。
在長十一立項時，很多人認為固體火箭沒有用。當時我們就提出來，一方面是滿足國家的一些應急需要，剩下就是滿足商業化和國際化的需要。固體小型火箭集成很快，如果把發動機和其他部件都做好存放在倉庫裡，有發射需求的話在6個月內可以完成組裝，運到發射場後可以在7天內完成發射。這對於有快速組網需要的小衛星很重要。
另外，固體火箭還有價格優勢，目前國外發射衛星每公斤大概30萬元到40萬元人民幣，國內每公斤十幾萬元到20萬元人民幣。而固體火箭發射衛星的價格相對便宜，長十一的價格大概為每公斤15萬元左右。
目前長十一已經發射了4發，都飛得非常好，長五、長六、長七的首飛也都取得了成功，新一代運載火箭為後面的長九，也就是登月火箭的研製打下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我做過一個統計，1970年到1978年共發射了12次火箭，1979年到1999年間完成第54次發射，2007年完成第100次發射，也就是在2007年以前，用30多年的時間打了100發火箭，2014年完成第200次發射，也就是7年的發射次數頂前面幾十年的發射次數，而今年一年就發射了34次。再從中國在軌衛星數量來看，目前是200顆左右，僅次於美國。航天大國的地位就是靠這些指標體現出來的。
中國航天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自主知識產權和有梯次的隊伍，這是我們引以為豪的東西。
（楊毅強口述；《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陳惟杉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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