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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關於這個問題，寫過一篇長文。
很長。
我劃一下重點：所謂“大槐樹”，其實並非信史，而是一個傳說。明初，恢復華夏文化的氛圍，對留在華北的胡人造成了很多壓力，他們選擇了改變身份為漢族；此外，對於多數漢族民眾來說，歷經遼金元三朝數百年的時間，混血亦屬難免。到了明代中後期，民間修家譜之風形成。與之相應的是，從明嘉靖年開始，“大槐樹”開始出現在關於移民的傳說中，成為北方人群關於祖先的集體記憶。這是因為，人們需要為自己找到一個血統純淨的祖先，而“大槐樹”所在的洪洞一帶，既是堯陵所在，也是在遼金元三朝受外來血統衝擊較少的地方。清代，民間修家譜更為興盛，“大槐樹”也就普遍出現在了北方的家譜中。清末民初，受革命黨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話語體系的影響，“大槐樹”進而從一個祖地象徵，成為一個國族的象徵。
簡而言之，“大槐樹”這個集體記憶，並非真實存在，而是群體心理所建構起來的一個集體記憶。不見諸正史，惟詳於譜牒。
其實，不僅是“大槐樹“，其他的不少移民傳說也大抵有這個特點。建構成分，遠遠大於信史成分。
以下是正文：
亦真亦幻“大槐樹”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書出版，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在中國移民史上輻射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移民發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樹了。”
對此，洪洞縣誌辦主任張青作為一個致力“大槐樹”研究將近三十年的地方學者，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論斷：“明朝洪洞大槐樹移民，無論從時間上，從地域範圍上，從組織規模上來說，無疑是中國移民史上的頂峰，是中國歷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根據張青的統計，從在明初洪武至永樂的50年間，從洪洞大槐樹下出發的移民運動達18次，有漢、蒙、回、滿四大民族參與，大槐樹的移民始祖姓氏為1230個，直接移民分佈在河南、河北、山東、北京、天津、陝西、安徽、江蘇、甘肅、寧夏、廣西、湖北、山西等18個省（市），600多個縣份。而後經過歷代轉遷，大槐樹的移民又遍及全國乃至海外，“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樹移民的後代”，總人數超過兩億人。
然而，在“大槐樹”成為中國移民史上最為閃耀的關鍵詞的同時，無論是研究者，還是無數的大槐樹後裔，都在一次次發出疑問，為何規模如此巨大、影響如此廣泛的移民運動，卻不見諸於正史的記載？大槐樹移民到底是一場真實的歷史事件，還是一部被建構的歷史？為何數以億計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樹”作為遙遠的故鄉？
■ “但不見諸史，惟詳於譜牒”
張青認為大槐樹移民的規模為中國移民史之最，依據是其“有志可稽，有譜可查，有函可依”。事實的確如此，各地數不清的家譜記載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幾百年來，更有眾多的大槐樹後裔不斷地前往洪洞尋根問祖。
然而，當人們開始探究大槐樹的背後時，所遇到也是同樣的問題，為何只有在家譜裡，才能見到這場移民運動的無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會會員趙戴文在為《洪洞古大槐樹志》一書做序時，就曾為大槐樹的影響之大甚為感慨：“吾晉洪洞縣大槐樹，聲噪於直、魯、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魯、燕、豫之人，歷其地者，無不以為先祖之古蹟，肅然生敬焉。”但是讓他遺憾的是，這樣的一場移民運動“但不見諸史，惟詳於譜牒。”
不僅僅是正史沒有記載這一事件，就連移民的發生地洪洞，在從明至清所修的6個版本的縣誌中，也都對大槐樹隻字未提。
研究者只能以各地的家譜作為進入“洪洞大槐樹”的主要依據，當尋根者前往洪洞尋找故土時，他們的依據也是手中泛黃的家譜記載。然而，目前可見的最早提及大槐樹、老鸛窩的家譜是修於公元1586年（萬曆十四年）的江蘇豐縣劉家營劉氏族譜，其中有這樣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縣野鸛窩，世遠代更，未易追數。元末大亂，我始祖考諱順，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豐壤，見其土沃俗美，於城北三十里許，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劉家營’。”是時，距離明初的山西移民運動，已經過去了兩百多年。亦真亦幻“大槐樹”
在之前的族譜和碑文中，雖有關於山西的記載，但並沒有“大槐樹”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陽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三月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載：“僕家世大同，因兵燹，後徙居今郡治之東南細城村”；隨後，“洪洞”開始在家譜中出現，如修於明嘉靖七年(1528年) 的河南長垣縣西了牆村《王氏家譜》載：“我始祖諱實，晉之洪洞縣大王莊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諱義，遷居長垣縣合陽裡西了牆村。”
大槐樹、老鸛窩在明末的家譜中開始屢屢出現。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間以後，擁有類似記載的家譜數量急劇增加。在張青等人蒐集的譜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樹後裔的家譜絕大多數創修於清朝中後期，其中關於洪洞大槐樹、老鸛窩的記載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鄭氏族譜載：“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陽西山嶺頭李氏家譜載：“後人欲知木本與水源，山西平陽洪洞縣。大槐樹鎮戶千家，洪武詔下遷。山西洪洞縣內遷萬戶，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間修的臨清張氏族譜載：“張氏系出於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鄭州郭氏族譜載：“吾姓自山西平陽府洪洞縣，遷於鄭州西南隅臺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溫縣王氏族譜載：“由山西洪洞縣攜四子遷鞏之南河。”光緒十三年修的菏澤王氏家族載：“始祖原籍山西洪洞縣老鸛窩木查村。”
到了民國時期，甚至出現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經洪洞遷徙的記載。如民國四年（1914年）清源北營村王氏族譜抄本載，其始祖於明代由陝西紅廟遷到洪洞大槐樹，經官分撥到清源北營村；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長頭村孟氏族譜也寫道，其系山東孟軻後裔，先祖遷陝西，後遷山西洪洞，元時因均賦均丁，始祖孟和奉遂遷至現址。
1926年，晏陽初主持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選定河北定縣為“華北實驗區”後，在當地進行了社會調查，並於1933年由李景漢編成《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出版，書中記載，在接受調查的62個村莊中，共有10445戶，分為110姓，除了極少部分例外外，村民大都認為先祖是在明初從山西洪洞遷來定縣的。
如今譜牒中所載的的大槐樹後裔密佈於廣闊的華北區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東三省最為集中，在這三個省份裡，各有七十多個縣（市、區），其居民多自認為是洪洞大槐樹移民後裔。在河北，邯鄲縣地名辦在地名普查中發現，在全縣12個鄉鎮250個村莊裡，有一半以上村莊自認是從洪洞遷來，理由便是“有家譜、碑文可稽查。”在山東，據嘉祥縣地名辦的調查，全縣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認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樂年間遷來山東。
與這些家譜一起廣為流傳的，是眾多有關明初山西遷民的傳說。“燕王掃碑”說的是朱棣起兵靖難，造成中原、江北地區“千里無人煙”。戰後，登基稱帝的朱棣不得不從洪洞大槐樹移民到空虛之地。“三洗懷慶府”講的也是類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亂，朱元璋與元朝的精銳部隊在懷慶府一帶反覆攻戰，當地居民反覆無常，元軍來支持元軍，朱元璋來支持朱元璋。眼見著戰事毫無進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軍把懷慶府百姓斬盡殺絕。領命的常遇春帶兵在懷慶府殺了三個來回，直到此地雞犬不留。明朝建立後，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煙密集的洪洞向懷慶府移民。
“打鍋牛”、“腳趾甲復形”、“背手”、“解手”的來歷等，則描述了大槐樹下遷民的過程：移民們留戀自己的家鄉，官府就貼出告示說：“不願遷徙者，到大槐樹下集合，限三天內趕到；願遷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鄉民紛紛扶老攜幼，匯合到洪洞大槐樹下，官府卻突然“變卦”，眾多的官兵包圍了大槐樹下手無寸鐵的百姓，強迫他們立刻遷徙，不忍離別家園的人們痛哭失聲。官兵強迫人們登記，領取憑照，並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腳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將一口鐵鍋打破，各執一塊，作為後代的認親標誌。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於長時間被捆綁而變得麻木，但是時間一長，大家也習慣了，到了新家園也習慣揹著手走路，其後裔也沿襲了這種習慣。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報告：“要解手”，於是到後來，“解手”就成為大槐樹移民後裔所說的上廁所的代名詞（在對“湖廣填四川”的民間記憶中也有，類似“解手”傳說）。
在一個又一個村落中，人們伴隨著“問我故鄉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鸛窩”的民謠出生、老去。在不斷髮酵和成長的“大槐樹”族譜和傳說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認知，紮根在無數人的內心深處。
■ 族譜裡的“大槐樹”
與無數“大槐樹族譜”的產生和急劇增長相應是家譜體例的完備。明成化七年（1471年），黃岩謝氏重修族譜，“參用歐、蘇家法”，“篇有序，序有義”，把族譜分為七項內容；金壇段氏做族譜，則“先之圖，次以家傳，又以先世遺文與凡儒碩詩文為段氏作者”，再加上譜序，共有四項內容；江西豐城遊氏做族譜也是先列本族世系圖，以表世系，次之譜，以記其行實，而後列歷朝誥赦及名儒的詞章，再加上譜序，共有五項內容。至此，明代宗譜的體系大致定型。明萬曆以後，各地編撰的族譜更多，體例也更加完整。
在體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對修譜的時間間隔也更為注意，短則十年一修，長則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補充新材料，使族譜充實、完整。
根據長期關注並蒐集大槐樹移民資料的研究者黃澤嶺的觀察：“在嘉靖年間以後，宗譜的編修已經相當正規化和經常化了，這是嘉靖中後期宗族發展的結果。”
在明代中後期出現的這種現象，是在以往的中國所鮮見的。從先秦到魏晉，編撰族譜曾是王公和士族的專利，一直到南北朝時期，一般人等還是不被允許修家譜。唐朝建立後，隨著意在抑制山東舊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錄》、《姓族系錄》、《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譜》、《皇唐玉牒》等一系列鉅製官譜的問世，私修家譜之風開始出現，不僅舊族“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蓽門寒族”也“百代無聞， 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封鎖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學興起後，私修家譜現象更多，編撰者們相信：“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張載集·宗法》）。歐陽修與蘇洵則首開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譜先河。至和年間，歐陽修“以其家之舊譜問於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編成歐陽氏新族譜；大約同一時期，蘇洵也有感於自己宗族間“喜不慶，憂不弔”，“相視如塗人”的狀況，編成蘇氏族譜。歐、蘇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們編撰族譜的體例，遂為之後的族譜編撰之典範。
明朝建立後，面對“崖山之後無中國”的局面，首務之一就是重塑漢文化的正統。1279年，廣東崖山，宋朝在最後一次有組織的抵抗中慘敗於元軍，陸秀夫負帝蹈海，而在此之前，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帶已在金朝的統治下度過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在歷來講求“華夷之辨”的傳統中國，異族入主中原帶來的後果無疑是極為嚴重的——兵燹戰亂、顛沛動盪導致禮俗隳壞流失、文脈斷絕。
“問我故鄉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鸛窩”。在不斷髮酵和成長的“大槐樹”族譜和傳說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認知，紮根在無數人的內心深處。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親自撰寫《資世通訓》一書訓誡天下：“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接下來，畢其一生，朱元璋都在盡力扭轉“胡俗”，以“復先王之舊”。
在興學校、行科舉，以程朱理學為基礎，廣興推行教化的同時，明朝也對仍存在的對平民祭祖的限制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禮部尚書夏言上疏建議變革宗族制，“乞詔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這條建言隨之引起巨大反響。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著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還有“庶民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等諸多限制。
在夏言提出建議的當年十一月，明世宗“詔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為普遍現象，私家修譜之風更盛。
清朝的建立並沒有打斷這一過程，相反的是，身入關後沒過多久，康熙就頒發了《聖諭十六條》，要求天下臣民“篤宗族以昭雍穆”，此後鄉約與宗族結合，宗祠的修建與族譜的編撰更為普遍化。
於是便產生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在清朝中後期，傳統社會在重重衝擊之下開始崩塌，但是編修家譜之風卻達到了頂點，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當人們開始尋找自己的始祖時，很快遇到了“我從哪裡來”這個難解的問題。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縣劉氏族譜編成，自認是一個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縣，不知其幾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為縣，古河陽郡也，遂家焉，傳六世矣。”劉氏乃是士紳之家，其族譜纂修者劉章之兄劉文是天順六年舉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學薰陶。如果說他們尋找始祖尚不為難的話，那麼其他人可能就不那麼容易了，這從“致仕縣丞德州宋諫”為劉氏族譜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來：“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軀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
在清朝中後期，傳統社會在重重衝擊之下開始崩塌，但是編修家譜之風卻達到了頂點。眾口相傳的“大槐樹”就這樣開始進入無數的族譜之中。
眾口相傳的“大槐樹”就這樣開始進入無數的族譜之中。在此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河南濟源衛溝衛氏於雍正十三年創修了《衛氏家譜》，家譜稱：“祖籍山西晉陽人也，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陽裡無恨村，又移西軹城小十字後居下泥溝。”這同相距兩三公里的軹城衛氏始祖來歷的說法是相似的，軹城衛氏“本山西省陽城縣人，洪武年間避亂遷居於垣曲縣之西南峪子村。”而軹城衛氏是遠近聞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間曾經出過衛肅、衛詣、衛謀三位進士，很有勢力。衛溝衛氏也許是附和了讓他們羨慕的軹城衛氏，不過到後來，衛溝衛氏乾脆“變革”了他們的始祖籍貫，此後每次續修族譜，衛溝衛氏的說法就有一次新變化：嘉慶六年衛溝衛氏族譜的序言為“餘族由太原而遷濟居住無恨而移軹，源遠流長”，咸豐二年家譜則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遷無恨繼遷軹鎮，更遷泥溝。”從陽城到太原再到洪洞，衛溝衛氏終於成了洪洞移民。
還有人乾脆把對“身之所自出”的懷疑寫進了族譜， 如創修於順治十一年的河南濟源東留養村《任氏族譜》寫道:：“餘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濟源縣軹城裡一甲當差至今，相傳已三百餘歲矣。或曰：其先蓋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來曲沃至濟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則是毫不遲疑地把“洪洞”寫進了族譜，並諄諄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晝出負販”、“弗事詩書”的河南孟縣東田丈村花廷寶創修了花氏祠堂，並“嘗謂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遷移以來，世代變更，子孫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遺也。’”
“傳說進入族譜，便成為可信的史料，族譜所說再被採擇進入正史或者學術性著作，歷史就這樣被亦真亦幻地建構起來了。”（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徵與族群歷史》）
洪洞地方的知識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權力，對傳統的資源進行再造，他們希望把大槐樹從一個老家的的象徵，改造成為一個國族的象徵。
對於這段謎一樣的歷史，還有人給出了這樣的解答：“何今之族姓， 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戶之裔； 其不可考者， 每曰遷自洪洞， 絕少稱舊日土著及明初軍士。蓋自魏晉以來，取士競尚門戶，譜牒繁興，不惜互相攀附， 故雖徙居南方，其風未泯。而中原大地， 則以異類逼處，華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竄流離，族譜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葉，戶口漸繁，人始講敬宗收族之誼，而傳世已遠，祖宗淵源名字多已湮沒，獨有洪洞遷民之說，尚熟於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無論為土著，為軍籍，概曰遷自洪洞焉。”（鄒古愚修，鄒鵠纂；民國(1934) 《獲嘉縣志》卷8《氏族》）
■ “民族主義”下的大槐樹
清末民初，洪洞賈村人景大啟在山東觀城、茌平等縣任典史，他所見到的已是處處皆為大槐樹後裔的局面，經行之處，無論是官吏還是平民，聽聞他來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譜拿給他看，都說是從“洪洞大槐樹老鸛窩”遷來。
這些經歷讓景大啟甚為感慨。當時還有一名洪洞人劉子林也在山東為官，景、劉二人相商後，遂起創修古大槐樹遺蹟之意。二人在山東募得紋銀390兩，寄回洪洞託人維修廣濟寺殘存之塔基，並修建古大槐樹紀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銀兩耗完，創修大槐樹遺蹟之事只好停頓。恰好此時曾在河南確山、登封等縣任知事的洪洞人賀柏壽致仕還鄉，又募得錢300餘吊，使得創修大槐樹遺蹟建設繼續進行。民國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樹、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內的遺蹟創建，從此“洪洞大槐樹”開始有跡可尋。而在此之前，自認是大槐樹移民後裔的他鄉客來到洪洞，雖有“不勝故鄉之感”，但無處可覓先祖出發處，只能站在汾河邊上“撫景流連”。
創修大槐樹遺蹟的景大啟在確定地點時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傳聞”，他在《重修大槐樹古蹟碑記》中說：“古大槐樹子在敝莊廣濟寺之西，即世所謂遷民處也。”
就在洪洞士紳創修大槐樹遺蹟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對大槐樹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派盧永祥進攻山西民軍，盧部所到之處，肆意搶掠，在與洪洞比鄰的趙城（後併入洪洞縣）， “無貧富貴賤，一律被搶，不餘一家，不遺一物”。如此搶掠三日後，盧部南下洪洞，“車四百輛，駱駝三百頭，馬數千蹄，負包擔囊，相屬於道”，留下趙城“城無市，鄰無炊煙，雞犬無聲”。然而到了洪洞後，盧部卻秋毫不犯，途徑古大槐樹處，士卒還紛紛下馬羅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擾也”，賀柏壽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樹實有“御災捍患之功也”。亦真亦幻“大槐樹”
洪洞地方士紳創修大槐樹遺蹟的同時，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也正在快速向現代轉型，民族國家的概念開始出現在上層知識分子的頭腦中，包容儒學、諸子與黃帝的“國學”迅速形成。在“反滿救漢”的旗幟下，“尊黃”思潮風行一時，革命黨人把西方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夷夏觀”結合，推崇黃帝為漢民族始祖，大量關於黃帝的論述和專著隨之出現，如劉師培的《黃帝紀年論》，《攘書》，黃節的《黃史》，陶成章的《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此外還有革命性很強的《黃帝魂》等專著。同時，《國粹學報》，《新世紀》，《民報》，《浙江潮》，《警世鐘》，《新湖南》等報刊上也都發表了許多關於“黃帝”的言論，黃帝這個遠古時代傳說中的人物，在民族主義的萌發下，被革命黨人塑造成了一個民族國家所需的“民族始祖”。
對於這一現象，孫隆基在其《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中分析說，“尊黃”乃是清末民初的中國人為了民族國家的建構而新發明的一種“崇拜”，黃帝崇拜的敘事由古代、現代、本土、外來的因素編織而成，雖然表面上首尾一貫，其實是一個混合語，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來品。
在這樣的潮流中，眾口相傳的“洪洞大槐樹”迅速被納入到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中來。洪洞地方的知識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權力，對傳統的資源進行再造，他們希望把大槐樹從一個老家的的象徵，改造成為一個國族的象徵。
民國三年（1914年），賀柏壽在其撰寫的《重修大槐樹古蹟碑記》中說道：“方今民國肇造，社會主義播騰寰區。凡有關民族發達之源者，宜及時表彰，藉識人群進化之由，俾免數典忘祖之誚。然則吾邑大槐樹處之待於揭諸者，顧不重哉。”
民國六年（1917年），大槐樹第一次出現在了洪洞縣誌中，在其卷7《輿地志·古蹟》中，“大槐樹”等條記為“新增”， 即：“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按《文獻通考》，明永樂間屢移山西民於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樹下為集會之所。傳聞廣濟寺設局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因歷年久遠，槐樹無存，寺亦毀於兵燹。民國二年邑人景大啟等募貲豎碑，以志遺蹟。”
民國十年（1921年），景大啟又編撰了《洪洞古槐樹志》百餘本行世。十年後，洪洞人柴汝楨在舊志基礎上重新編撰，匯為《增廣洪洞古大槐樹志》一書，時任洪洞知縣的柳蓉為之撰寫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樹與蒸蒸日上的民族主義思潮聯繫在一起，他認為，無數的人都心繫大槐樹，“何以故，種族觀念使然也……現值大同世界，一本散為萬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奮鬥，異族罔感侵略，同種日躋富強，遐邇交稱曰：古大槐樹關係種族，楊國爭光，晉乘生色。”
至此，“大槐樹已經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徵，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徵，它的意義被提升到團結民族、抵禦外侮的高度，成為現代民族主義話語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徵與族群歷史》）
何書彬
我個人認為，朱元璋為了攻固政權，為下代掃除統治障阻，殺人如麻，株連九族，老百姓為了平安過日子，做家譜，稱自家是洪洞移民來的，和本地任何家族沒有連繫，朱元璋是洪武，移民是洪洞，字同音同，求個吉利。
仼雙貴
大的不倒小的不來，總的來說閒的蛋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