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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明季北略》記載,崇禎梓宮暫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邊,兩個和尚自願前來為大明皇帝超度,李自成的兩大重要部屬宋獻策和李巖經過此地。巖對宋說:“何以戴紗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紗帽原是陋品,並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員強。”
這段對話,未必是信史,但多少反映當時一些有見識的士人對明朝情感之冷薄的認識。科舉是表面上的原因,本來明室僅僅把八股制藝作為籠絡也是控制讀書人的手段,讀書人也只把它作為敲門磚。所謂忠義之說,遠不能遮掩利益驅動的本質。所謂明朝養士三百年的“養”,和用草料養牛馬差不多,多數士人哪會給它盡忠?
清代定鼎中原後,追贈崇禎的諡號為“莊烈帝”,帝王死於宮外者為“莊”,而自殺很符合“烈”字。崇禎皇帝既不像漢獻帝那樣懦弱,也不像秦始皇那樣殘暴,也不像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那樣醉心於詩詞書畫而荒了國政,而是很敬業、頗思進取、一直想匡正爺爺萬曆、哥哥熹宗執政時的過失。因此崇禎的死更具有悲劇意義,比其他亡國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養士三百年,最後大敵當前,這些食朝廷俸祿的人很多都這個樣子,當然可以說這些人無恥、軟弱。可他們天生就這樣無恥嗎?同樣是讀書人,宋末士大夫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度足讓明朝士人汗顏。同樣讀孔孟書,為什麼差別這麼大暱?這需要比較一下宋、明兩代養士的差別。
宋代最後一個皇帝趙咼和崇禎帝相比,同樣是自殺,卻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淒涼而是悲壯。大明和李自成軍事力量的對比,遠不如南宋和蒙元軍事力量對比那樣懸殊。蒙元是在掃平歐亞大陸,殲滅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後,包抄了疆土狹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時的蒙元來攻擊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級大國美國進攻伊拉克一樣,勝負早定。即使這樣,南宋獨自抗擊了蒙元幾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邊的崖山。蒙元水師逼近,宋軍在張世傑的指揮下,打了一場慘烈無比的“崖山保衛戰”,因力量過於懸殊而失敗。丞相陸秀夫揹著八歲的小皇帝跳海自殺。史載:“後宮諸臣,從死者眾。”“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大戰中與帝室失散的張世傑知道少帝已死後,領著船隊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島一帶海面時遇颶風溺死海中。
張世傑、陸秀夫和在北京就義的文天祥被後人稱為“宋末三傑”。而為大宋殉葬的士人遠不止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長沙)時,嶽麓書院幾百個儒生全部戰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殺時,身邊連半個陸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時,投降的大臣一個接一個,前赴後繼。
江南一些縉紳起兵主要是以復社文人做領導,他們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閒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識分子,如陳子龍,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楨,一個沒有功名的讀書人,清兵下江南後,跟隨唐王抗清,最後被清廷杖死。《研堂見聞雜錄》感慨:“忠臣烈士,不出於縉紳,而出於一青衿弟子,不出於食祿大臣,而出於偏藩幾日之薄官,其為明朝結三百年之報,惟公一人矣。”而東南文人領袖錢謙益,口口聲聲要殉國。待到國亡時,小老婆柳如是勸他投河以成大節,錢說水太涼了,以後再說。他最終還是投降了清朝,沒當成陸秀夫。連後來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這些投降的大臣,說漢族文人太柔弱,讓他們入了(《貳臣傳》。
明末文人無恥者、貪生怕死者眾多,而整個大明,提倡理學是不遺餘力的。讀書人從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們培養出許多洪承疇和錢謙益。
極簡歷史丶小葵
東林黨爭歸根到底是對權力進行的鬥爭,而明帝國的衰亡究其根本是早已經腐敗的以內閣和太監為首的權力機構,不顧百姓,不顧天下,只為自己謀取私利。所以權力鬥爭不能直接說是加劇了明帝的衰亡。
但如果要從因為東林黨爭而加劇了國力消耗,一定程度上使社會更動盪來說,可以說是東林黨爭加劇了明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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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爭這個東西曆朝歷代都有 而且皇帝也希望臣子們如此 否則團結起來對付皇帝怎麼辦 可問題在於 要鬥而不破 否則就不是黨爭 而是分裂了 一旦上層分裂了 下層就必然倒黴 執政能力 行政基礎就必然陷入癱瘓 在好的底子也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