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良寺，位於北京東城，原是怡賢親王允祥的府邸，後來捐為寺廟。因為田比鄰紫禁城，常成為外地官員往來的借宿之所。由於官僚大吏頻繁往來，賢良寺點綴得有模有樣，這裡春有海棠，秋有芙蓉，平日不妨找個“老衲”“參禪話語”，應是“四時風日好”。而對甲午後長期“閒居”於此的李鴻章，怕是別有一分滋味。
據幕僚吳永的回憶，平日在賢良寺，李鴻章的生活極有規律:早上六七點起床，吃完早點後，有公事就辦，無事就看書寫字;午飯吃得較多，飯後堅持鍛鍊和午休，醒來與幕僚談話，不覺已到日落;晚餐吃得不多，然後看會兒書回些信就休息。一天就這麼過了。不過，這應該是當總理衙門大臣之前的事。李鴻章入署後，幾乎天天去衙門報到，有時也會在賢良寺辦公。尤其是與外國公使見面，常選擇在自己的寓所。
1899年的這個夏天，無疑是李鴻章入仕後最為醋淡的時段之一。
這期間，由吳汝倫編訂的《李鴻章奏議》刊行了。他特地囑咐兒子將《奏議》分送給老家中的各方兄弟，對於舊日門生的來信索書，他也倍感欣慰。同時期，他的《李傅相歷聘歐美記》也一併刊印，並在《申報》裡做了長期的廣告。以此觀彼，不難猜測李此期的一番心情和尋求排遣的落寞。
“閒居”的李鴻章卻無“閒心”。5月21日，上諭前四川總督劉秉璋來京預備召見。3天后，李給劉發了電報，勸他“出山報國”。劉秉璋與李鴻章是世交，又是親家，關係很好。得見故交，李鴻章一定很高興。劉奉命召見後，遲遲沒有任命，李勸劉在北京多待些日子，“且看上意如何”，但一直沒有下文。不久，李鴻章也蒙召見，慈禧諮詢他“各省農工商局”的事。李馬上致電給上海的馬建忠，讓他擬定一個詳細的方案來。
朝廷似乎完全忽略了他這個大學士的存在，即使被提起了，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山東巡撫硫賢指桑罵槐，指責李在山東的腐敗，李只能在給友人的信中斥為“可笑”。
在聽聞孫家葡、吳廷芬皆有去志後，他又是心灰意冷了，既然“不敢言歸”，那就"委心任運”吧。
國事無可為，家事便更上心。在家信中，李鴻章多了點日常的唆叨，他叮囑兒子對兄長李激章的起居要“加意調護”、操心二孫女的婚事、關心“牛孫”的讀書情況，憂心老家的田產經營。言語中，退意再生。
這一年，孫毓漢也走了。年齡見高，白事漸多，本是人之常情，李鴻章這兩年裡不知寫了多少封弔唁的信。9月24日，兒子李經方的一封家信，告知了兄長李瀚章去世的消息。最後一個手足兄弟的去世，已足夠讓一個77歲的老人體會到晚景的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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