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原是怡贤亲王允祥的府邸，后来捐为寺庙。因为田比邻紫禁城，常成为外地官员往来的借宿之所。由于官僚大吏频繁往来，贤良寺点缀得有模有样，这里春有海棠，秋有芙蓉，平日不妨找个“老衲”“参禅话语”，应是“四时风日好”。而对甲午后长期“闲居”于此的李鸿章，怕是别有一分滋味。
据幕僚吴永的回忆，平日在贤良寺，李鸿章的生活极有规律:早上六七点起床，吃完早点后，有公事就办，无事就看书写字;午饭吃得较多，饭后坚持锻炼和午休，醒来与幕僚谈话，不觉已到日落;晚餐吃得不多，然后看会儿书回些信就休息。一天就这么过了。不过，这应该是当总理衙门大臣之前的事。李鸿章入署后，几乎天天去衙门报到，有时也会在贤良寺办公。尤其是与外国公使见面，常选择在自己的寓所。
1899年的这个夏天，无疑是李鸿章入仕后最为醋淡的时段之一。
这期间，由吴汝伦编订的《李鸿章奏议》刊行了。他特地嘱咐儿子将《奏议》分送给老家中的各方兄弟，对于旧日门生的来信索书，他也倍感欣慰。同时期，他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也一并刊印，并在《申报》里做了长期的广告。以此观彼，不难猜测李此期的一番心情和寻求排遣的落寞。
“闲居”的李鸿章却无“闲心”。5月21日，上谕前四川总督刘秉璋来京预备召见。3天后，李给刘发了电报，劝他“出山报国”。刘秉璋与李鸿章是世交，又是亲家，关系很好。得见故交，李鸿章一定很高兴。刘奉命召见后，迟迟没有任命，李劝刘在北京多待些日子，“且看上意如何”，但一直没有下文。不久，李鸿章也蒙召见，慈禧咨询他“各省农工商局”的事。李马上致电给上海的马建忠，让他拟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朝廷似乎完全忽略了他这个大学士的存在，即使被提起了，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山东巡抚硫贤指桑骂槐，指责李在山东的腐败，李只能在给友人的信中斥为“可笑”。
在听闻孙家葡、吴廷芬皆有去志后，他又是心灰意冷了，既然“不敢言归”，那就"委心任运”吧。
国事无可为，家事便更上心。在家信中，李鸿章多了点日常的唆叨，他叮嘱儿子对兄长李激章的起居要“加意调护”、操心二孙女的婚事、关心“牛孙”的读书情况，忧心老家的田产经营。言语中，退意再生。
这一年，孙毓汉也走了。年龄见高，白事渐多，本是人之常情，李鸿章这两年里不知写了多少封吊唁的信。9月24日，儿子李经方的一封家信，告知了兄长李瀚章去世的消息。最后一个手足兄弟的去世，已足够让一个77岁的老人体会到晚景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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