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關山遠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新華每日電訊”（ID：xhmrdxwx），原文首發於2018年11月9日，標題為《中國一直在這兒！》。
初夏時分，正是牡丹花開最盛時，白袍將軍陳慶之進入了洛陽城。如果能夠還原當時的場景，驅馬進城這一刻，饒是陳慶之如此冷靜之人，仍然會百感交集：洛陽！洛陽！
此刻，距離西晉首都洛陽被匈奴攻破、北方士民“永嘉南渡”，已過去了200多年；距離漢人政權最後一次短暫控制洛陽、後來在鮮卑人鐵蹄之下失去這座著名城市，也超過了100年。陳慶之不知道，失去漢人統治這麼多年，洛陽已經變成了什麼模樣。他以為，這座名城，在遊牧民族蹂躪之下，應該早已荒蕪。
但是，他看到了與自己想象中完全不一樣的洛陽。半年後，他渡過長江回到南方，對著急打聽中原近況的人們，說了這樣一番話：“自晉宋以來，視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皆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殷物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他確實被震撼到了：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帝國治下的洛陽，其保存的漢魏衣冠，禮儀典章，竟然勝過了一向自詡為華夏正朔的南方!
每逢談及中華民族屢屢浴火重生、中華文明歷經5000年磨難而綿延不絕，總會想起陳慶之進入洛陽城的震撼——這是公元529年5月，正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亂世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政權更迭，山河破碎，這片土地曾經浸泡著無數血淚，卻又將在時間不遠處，迎來一個赫赫大唐。
這段歷史，蘊含著中華民族何以生生不息的秘密。
身著漢服的小學生在寫字，中原漢族人崇尚右，習慣上衣襟右掩，稱為右衽（資料片）。新華社發（黃媛媛 攝）
看到跪在面前的兒子元恂，元宏暴怒了。
元宏這一年29歲，他的穿著打扮，完全遵照已在這片土地消失了將近300年的漢朝的服飾：交領、右衽、繫帶、寬袖。頭髮整整齊齊梳成髻，用巾幘包著，再戴冠冕。但他的兒子，14歲的元恂(元宏是15歲當的爹，在古代並不奇怪)，卻是另外一副打扮：編髮左衽。除了衣襟左掩外，還剃了頭髮，把剩餘的頭髮編成辮子。
看到兒子這般打扮，暴怒之下，元宏親自動手，給元恂來了一頓“竹筍炒肉”，打累了，又叫人代替自己杖責，直把元恂打得皮開肉綻，才拖出門外，關了起來。
不就是個髮型和穿衣的分歧麼?至於嗎?但，這不是父子兩代人的審美差異，而是關乎政治正確的關鍵問題。
就說“左衽”與“右衽”吧，古人上衣多為交領斜襟，上衣襟往哪裡掩，可真不一般。中原漢族人崇尚右，習慣上衣襟右掩，稱為右衽；而北方諸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為左衽。簡而言之，衣領子呈“y”形，才是純正的漢服。“左衽”與“右衽”，可不能搞混。在古代，
“左衽”甚至一度被視為國家被異族滅亡、華夏文明淪落的標誌。南宋詩人陸游在《哀北》一詩中就這麼寫道：“哀哉六十年，左衽淪胡塵。”說的是中原淪落金人之手已經六十年了。元宏之前也是左衽，他之前還用另外一個名字，叫拓跋宏，對，他就是著名的北魏孝文帝。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起來的，鮮卑族是繼匈奴之後在蒙古高原崛起的遊牧民族，也是魏晉南北朝對中國影響最大的遊牧民族。西晉滅亡、東晉在南方建立後，大分裂大動盪的亂世開始，真是“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南方，政權先後是東晉、劉宋、南齊、南梁、南陳；在北方，就更亂了，先是以匈奴、羯、鮮卑、羌及氐的少數民族，建立了“五胡十六國”：成漢、前趙、後趙、前涼、北涼、西涼、後涼、南涼、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夏、前秦、西秦、後秦，接著被北魏統一，可見北魏當時不是一般的牛。北魏後來又分裂成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又分別繼承東魏、西魏版圖，最後北周把北齊幹掉，隋朝又替代北周，而後滅掉南朝，實現統一，中國歷史上這場近三百年之久的大分裂才宣告結束。
拓跋宏開創了北魏黃金時代，他把首都從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遷到洛陽，頒佈了一系列漢化政策：禁止穿鮮卑服裝，一律改著漢服；禁止說鮮卑話，以漢語為唯一通行語言；凡遷到洛陽的鮮卑人，一律以洛陽為籍貫，死後葬在洛陽，不準歸葬平城；改鮮卑姓氏為漢姓，皇室率先垂範，把拓跋氏改為元氏，他的名字，也從拓跋宏改成了“元宏”。
但是太子元恂，卻站出反對父親。史載，元恂是個肥壯少年，最怕洛陽的炎熱天氣，老是想回平城去。十四五歲，正處於逆反期，跟大人頂著幹，元恂不願說漢語、穿漢服，對所賜漢族衣冠盡皆撕毀，仍舊編髮左衽，頑固保持鮮卑舊俗。太子侍從官高道悅多次苦言相勸，他不但不聽，反而很煩，終於找著皇帝離開洛陽出巡的機會，他與左右合謀，秘密選取宮中御馬三千匹，陰謀出奔平城。跑路前，他親手殺死了高道悅。
元宏得知消息，飛速趕回洛陽，把元恂打一頓後，廢黜了他的太子之位；翌年再度出巡時，聽說囚禁中的元恂又與左右謀反，遂賜毒酒，逼令他自盡了。
處死兒子時，想必父親的心很悲涼，但這就是改革的代價。這也是對鮮卑貴族們的震懾：我的兒子反對改革，這就是下場，你們，閉嘴!
果然。
演員在表演展示鮮卑文化的原生態節目（資料片）。新華社發（侯玉鵬 攝）
元宏，這個偉大的改革者，只活了33歲。即使在人均壽命普遍較低的古代，這個年齡逝去，也是令人喟嘆的。假如他能活更長時間，大一統的時代或許會早點到來，那根耀眼的歷史接力棒，不會交到李淵李世民父子手中。
只能說，元宏英年早逝，是因為太累了。他這麼年輕，卻要承擔如此巨大的政治改革、軍事征伐和諸如太子掣肘等等來自鮮卑貴族內部的壓力。
後人在對他致敬的同時，也有諸多不解：這麼一個年輕人，何來這般非凡動力，親自操盤和推進這種開天闢地式的、也因此註定阻力重重的改革頂層設計?
史載，元宏還是少年拓跋宏時，“精通儒家經義、史傳百家而才藻富贍”，他自然是熟悉並親近儒家道統的，這一點對他執掌皇權後致力推進改革非常重要，但並非決定性因素。決定性因素，只能從當時歷史現實去尋找。他決定遷都洛陽時，任城王拓跋澄跳出來反對，他做拓跋澄思想工作時，說出了自己改革的初衷：平城是用武之地，不能實行文治。
對已經統一了中國北方的北魏統治者來說，“用武”已經完全無法有效治理國家了，必須“文治”。
南北朝所在的公元3到5世紀，正值歷史上的小冰河期，北方遊牧民族紛紛南下，與漢人發生史上罕見的劇烈衝突。拓跋宏登基時，在“五胡亂華”的屍山血海中崛起的北魏，建國已逾百年，但民族矛盾尤其是鮮卑與漢族的矛盾，仍然異常尖銳。鮮卑貴族殘酷對待漢人，史載，北魏軍隊打仗時，“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以騎蹙步，夏人未戰先死。”漢人充當了消耗敵人的肉盾，向前走，被殺死，往後退，被鮮卑騎兵踩死，命如草芥，異常悲慘。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鮮卑壓迫愈狠，漢人反抗愈烈。拓跋宏當了皇帝后，帝國內漢人紛紛起義，狼煙四起。他深知：鮮卑與漢人之間的矛盾不調和，國家哪有明天?
他決意改革，也有自己錐心之痛：當漢人早已進入封建社會時，鮮卑族還處於奴隸制。他被立為太子後，根據鮮卑“子貴母死”制度，生母即被賜死……母親死時，他年僅3歲，是個嚴重缺乏母愛的孩子。
偉大的改革家，無不對舊制度有切膚之痛。
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在論及魏晉南北朝長達三、四百年的民族融合時說過：“在這個時期，很多民族共同向封建化進步。五胡十六國變化，是北方少數民族接受封建文化，特別是漢文化的一個過程。”
拓跋宏改革的決心如此之大，鮮卑與漢族融合得非常徹底。遷都洛陽後，他抓住了兩個關鍵：一是語言，二是通婚。
禁胡語、學漢語，並不容易，元宏倒也靈活：30歲以上，實在改不過來，就不強求。但30歲以下，尤其是少年，必須學，“漢語從娃娃抓起”。另，想入朝做官的，必須要會漢語。如此，不出幾十年，鮮卑就人人能說漢語了，完全融入漢文化和中華文明。
通婚方面，元宏更是做出榜樣：納漢族大士族的女兒入後宮。《資治通鑑》記載：魏孝文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鹹納其女以充後宮。”他還給弟弟們做媒，讓他們也娶漢族大士族的女兒。
一時間，胡漢聯姻，蔚然成風。鮮卑與漢人，也就漸漸融為了一體，成了不可分割的同胞。
元宏的努力沒有白費，他的改革，推動了北魏全方面發展，緩解了民族隔閡，尤其是贏得了漢族士大夫群體的信任，史稱“孝文帝中興”。在他病逝後30年，南朝陳慶之進入洛陽城，就目睹了中興之盛況。
值得一提的是，元宏還有個改革的“導師”，就是他的祖母馮太后，他的生母被處死後，馮太后一手帶大了他。馮太后也是個奇女子，在孫子年幼時，她臨朝專政，足智多謀，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才能。
她推動了很多改革，比如，鮮卑原來一直近親結婚，她下令禁絕“一族之婚，同姓之娶”；又比如，她主持頒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長制，給北魏社會帶來重大的變化。
祖母孫子間感情深厚，馮太后病逝時，元宏大哭三日，他在詔書中說：“朕的祖宗只專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導朕學習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
從此，他要孤身奮戰了。這一年，他24歲。在此後9年時間，他劃亮了歷史的天空。
洛陽龍門石窟位於洛陽南郊，開鑿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期，有1500多年曆史。新華社記者 朱祥 攝
金庸小說《天龍八部》的結尾，讓人有點傷感：慕容復瘋了，侍女阿碧給一群孩子發糖吃，哄他們跪拜慕容復這個“大燕皇帝”。
慕容氏也是鮮卑大族，在南北朝時期曾先後建立過前燕、西燕、後燕、南燕、北燕。《天龍八部》的背景是北宋，此時距離慕容氏最後一個政權北燕覆亡，已經有500多年了。慕容博、慕容復父子還如此痴迷“復國”，也是夠執著的。當然，這是小說家言。事實上，別說到了北宋，早在唐朝，鮮卑作為一個單獨的民族，就已經不存在了。
鮮卑族到哪裡去了?
著名的民族史學家王桐齡在《中國民族史》一書中考證：隋唐時期的漢民族，主要是以漢族為父系、鮮卑為母系的新漢族。
比如，唐高祖李淵的母親出自拓跋鮮卑的獨孤氏，唐太宗長孫皇后是胡漢混血，有一半漢族血統和一半鮮卑血統。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唐初很有名的宰相。
“長孫”這個姓，是由鮮卑姓“拔拔”改過來的。當年，元宏下令改鮮卑複姓為單音漢姓，除了“拓跋”改為“元”之外，改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奚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於氏為於氏、尉遲氏為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改姓以後，鮮卑族姓氏不再重複奇僻，與漢姓完全相同。
時到今日，中國農村還有貼門神的習慣，兩尊威風凜凜的門神，一位是尉遲敬德，一位是秦瓊。尉遲敬德是鮮卑人，純樸忠厚，勇武善戰，一生戎馬倥傯，征戰南北，馳騁疆場，屢立戰功。玄武門之變時助李世民奪取帝位，官至右武侯大將軍，封鄂國公。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有一個絕頂高手叫“獨孤求敗”，獨孤也是鮮卑姓氏。在南北朝最後時期，有一個叫獨孤信的牛人，這是一個鮮卑族的美男子，相貌俊美，又喜歡打扮，服飾的色彩和眾人不同，軍中稱他為“獨孤郎”。他先後做過西魏和北周的將領，驍勇善戰，但讓他在歷史上留下赫赫大名的，是他的女兒們：
他的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明帝宇文毓，四女兒是唐朝的元貞皇后，也就是高祖李淵的母親，七女兒獨孤伽羅嫁給了隋文帝楊堅。
一傢伙培養了三個皇后，遺傳的力量真強大!因此，獨孤信被稱為“最牛丈人”。
隋唐時期，除了皇室外，胡漢血統混合更大量地在於民間。隋唐時期的漢人或號為“唐人”的漢人，已不是魏晉以前漢人血統的簡單延續，而是胡漢血統混合的民族共同體。
葛劍雄指出：經過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期間的遷徙、爭鬥和融合，到隋朝重新統一時，定居於隋朝範圍內的各族，基本都已自認和被認為華夏(漢)一族，儘管其中一部分人的“胡人”淵源或特徵還很明顯，他們自己也不隱諱。
“血統的界限早已破除，相貌的差異也不再成為障礙。”葛劍雄認為，幸運的是，華夏對蠻夷的鑑別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早期的華夏諸族與以後的漢族，並不是純粹的血緣結合，更多是出於文化認同。也就是說，隨著歷史發展，華夏或漢族的概念早已不是純粹的血統標準，而成了對地域或文化的承認，即凡是定居在中國範圍或者被擴大到中國範圍內的人，無論以什麼方式接受了中國文化的人，都屬於中國。
唐朝有位叫陳黯的學者，他著有《華心》一文，將“華夷”之分寫得非常清晰：“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
有人說，唐朝是中國古代歷史的鼎盛時期，怎麼唐朝皇帝有胡人血統?多糟心啊。其實，有何可糟心的?唐朝皇室認同自己是漢人，崇尚漢文化，唐朝的核心文明體系完全是華夏文明體系。經歷大分裂之後的中國，再次進入大一統時，已經面貌一新：由一個生機勃勃的民族共同體構成的大唐社會，豪邁雄健，海納百川，將中華文明推上了一個新高度。
這一切，元宏功不可沒。所以，李世民要舉杯，遙向元宏致敬。
電視連續劇《貞觀長歌》中的唐太宗李世民。新華社發
回望歷史，有些篇章暗黑殘酷，慘不忍睹。但有些篇章，卻像陽光頑強透過重重鉛雲，瞬間由暗轉明，就像翻過幾乎洇滿鮮血的南北朝這一頁，陡然撲面而來陽剛豪邁的唐朝樂章。
這種感覺很好，宛如上一場是讓你兩股戰戰的恐怖片，下一場是讓你荷爾蒙飛揚的青春片；上半夜你在暴雪中艱難跋涉，下半夜敲開了有著熊熊火爐、能讓你喝完一杯熱茶放鬆休息的旅店。
後人時常慶幸：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當事人做了理性選擇，比如元朝初年，蒙古貴族向大汗窩闊臺進言，主張殺盡漢人，將農耕地變為牧地。中原可能遭受滅頂之災，此刻，熟諳儒家經典的宰相耶律楚材堅決反對，並向窩闊臺許諾如果按照漢法徵稅，就能夠每年收入“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高額的數字吸引了窩闊臺的心，他決定放手讓耶律楚材主持改革，華夏文明逃過一劫。
歷史上，人類常常犯下同樣的愚蠢錯誤，但是，人之所以為人，必然有其區別於動物的思考、判斷和智慧。
元宏，面對尖銳的胡漢矛盾，完全可以做一個效仿前輩習慣性作為的拓跋宏，通過殘酷殺戮來削減漢族人口，通過殘酷殺戮來讓漢人恐懼，讓浸泡了無數人鮮血的大地繼續浸泡鮮血。但他做了另外一個選擇，完全不同的選擇，一個看似複雜困難然而充滿智慧的選擇。
為前人在關鍵時刻做出理性選擇而倍感慶幸的同時，我們也不禁思考：
這是歷史的僥倖，還是歷史的必然?
具體到中國的歷史，當年四大文明古國，為何唯獨只有中國經歷了五千年的艱難險阻，還能夠延續至今?今天的我們，因此還能讀著數千年前的方塊字，通過成書於春秋時代的《論語》來領悟孔子的智慧，聽到不知與我們相隔了多少代的古人吟唱的“窈窕淑女”，我們依然會怦然心動?
這是歷史的僥倖，還是歷史的必然?
冥冥之中，真有所謂“運數”嗎?
這個話題，可以寫出皇皇鉅著。如果簡要回答，那就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力。
金庸在香港接受新華社記者的專訪（資料片）。新華社記者 陶明 攝
不久前病逝的金庸先生曾在一次關於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演講中說過：
其一，中國一開始就是農業社會，生產力比較高、技術比較先進，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可以發展文化；
其二，西周開始，中國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例如嫡長子繼位的世襲制度，促進了內部穩定；
其三，金庸先生特地提到：“我們對外族是很開放的。”
民族史學家王桐齡則認為，自春秋時代即形成的儒家文化，即由儒學所倡導的一套完整和系統的倫理道德觀點、行為規範，以及相應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等，這一套與當時先進的農耕經濟相聯繫的文化體系，可能是漢族在惡劣條件下保持文化傳統以及外族在武力上佔優勢時仍能接受漢族文化傳統的重要因素。
他同時還認為：漢族“內部經過許多變亂，外部受過許多騷擾”，但最終仍然造成了“龐大無倫之中國”，是漢族之“善於蛻化”。
一言以蔽之：既守住根本，又開放包容，創新求變。
集中國古人智慧的《周易》，就有“通變致久”的辯證法則：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有拓跋宏向元宏的蛻變，也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長達數千年的交流融合、取長補短、互相交往，形成了中華民族。近代史開啟後，中國意識到與世界的巨大差距，又一輪波瀾壯闊的“通變”開始，經歷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朝鮮戰爭，中華民族沒有亡國滅種，而是再一次愈挫愈強，浴火重生。
陳慶之進洛陽的故事，見於《洛陽伽藍記》一書。這本書頗為有趣。陳慶之返回南朝後感慨的那番話，是在他與北朝士人“南北正朔”相爭後。當時他趁著醉意說，你們北朝是胡人，“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朝玉璽，今在梁朝。”北朝大臣楊元慎毫不客氣地反駁：你們偏居一隅，也敢代表中國?《洛陽伽藍記》寫道：陳慶之見楊元慎清詞雅句，縱橫奔發，一時“杜口流汗，含聲不言”。受到強烈刺激的白袍將軍，數日後甚至病了，“心上急痛”，在洛陽找醫生。
南朝、北朝，到底誰能代表中國正統?李世民做了回答：中國古代，各個朝代都很重視官方修前朝歷史，李世民確定《北史》《南史》並修，承認了北朝、南朝都具有正統性，都屬於中國。
是的，中國，一直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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