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吳曉求: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及與金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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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吴晓求: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及与金融的关系

編者按: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2018年10月28日出席第二屆“贛江金融論壇”暨“改革開放40年:金融與實體經濟”論壇並發表主題演講。本文由吳曉求教授授權@人大重陽 微信公眾號發佈。

「聚焦」吴晓求: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及与金融的关系

人民大學是我的母校,上午我代表人民大學向我另一個母校江西財經大學覆校40年表示了祝賀。在致辭中我談到了大學的靈魂。大學肩負著重要使命,這個重要使命就是除了經常說的人才培養外,很重要的還有源源不斷的思想創新功能。一個大國不僅僅表現在GDP規模上,更重要的表現為思想的創新上。思想豐盈的民族一定是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因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產生了諸多對人類進步和人類文明有著重要影響的思想家。

現代社會,肩負著這樣的責任和使命的是大學。一所大學必須要保持內心淡定。內心的淡定是一種智慧,是一種富有責任感的自信。大學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偉大的大學都有一種淡定的氣質,它從容而堅定,堅守自己的使命。大學精神的核心是探索真理、追求正義、維護公平。我知道江西財經大學有一個很好的校訓,就是信敏廉毅。這個校訓體現了江西財大的精神追求,培養有理想、有情懷、有擔當的人。

我不是一個說教家,更不是一個演說家,我是一位金融學的教授,對大學精神的理解是我觀察社會變化後的一種感悟,我不希望自己成為一個空洞的說教者。現在我來講講有關金融的問題。

金融發展到今天,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國外,都是變化最快的學科,這是因為金融的內在結構處在一個快速變化的時期,是因為金融與科技有更緊密的結合。在未來,科技將全面而深刻地影響到金融,將會在相當多的層面提升金融的功能,改變金融的業態,改善金融的結構,擴大金融的服務空間,提升金融效率,從一定意義上會顛覆傳統金融。

正因為金融有這個特質,所以金融的邊界正在迅速地擴展。我們要深刻地理解金融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變化。作為一名金融學的研究者和教師,每天都要有深刻的危機感。如果不善於觀察,不終身學習,不瞭解金融未來變革的趨勢以及不知是何種力量在推動這種變革的趨勢,我們就無法把握金融演進的規律,就會被這個社會淘汰掉。未來金融的現代化、國際化和科技化是基本趨勢。

實際上,我想說的是,金融教學一定要教給同學們未來。我是一名金融學教授,同時也是全國金融教指委副主任委員,我總是在忐忑地去思考中國金融學科以及金融教學的未來。科技在顛覆金融,我們現在教的這些內容不少都停留在過去,難以勝任未來。

我們要系統、完整、全面地理解金融學科的發展以及人才培養的重點,必須改善我們的師資來源結構。傳統意義上的金融學教師已難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如不改變,終將在被淘汰。這樣的教師教出來的學生是難以符合金融實踐的需要的。金融學科需要大量數學專業、計算機專業、信息科學等學緣的師資,因為金融的邊界無限擴張,傳統金融業態變得越來越不那麼重要。雖然今天仍然很重要,但是從未來的角度看,很多都變得不重要了。

舉個例子。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會影響到金融崗位的就業要求。AI對金融的影響力會超過很多領域。如果有一個大數據平臺,還有高速計算能力,再加一個對政策變化規律的識別,把這三個疊加在一起,再讓它讀一下全球金融市場變動的歷史,這些信息集合在一起,運用在金融中,那將對財富管理人才就業提出嚴峻挑戰。金融的功能,傳統意義上主要是融資,未來要走向風險管理和財富管理。如果集合了這些特徵的人工智能,我們的基金經理能戰勝它嗎?

我們要了解這些變化,瞭解我們面臨的巨大壓力,這就是危機感。危

機感是人類前進的動力。深刻的危機感主要來自於對未來的洞察。成就來自於過去。一個人總是沾沾自喜,他一定是沉浸在過去。一個人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如若他有危機感,那是因為他看到了未來的挑戰。有危機感,看到了未來的挑戰,你就始終會站在一個新的制高點上。歷史上,無論是思想家還是科學家,之所以能成為大家,那是因為有危機感。他們在引領社會的進步,在引領人類前進的方向。

我希望中國人民大學和江西財經大學的同學們有這樣的深刻的危機感。有深刻的危機感,有對未來深刻的洞察力,知道未來將會發生什麼變化,就能根據我們前進的方向。當然這需要修煉、學習、積累,人的思想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沒有基於未來洞察力的危機感,那就是憂鬱症了。我們不要把危機感和憂鬱症聯繫在一起。

我是一個有危機感的人,因為我知道我的知識結構有重大缺陷。我經常會和我認為有才華的人聊天,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人的思想一定要開放,哪個地方不清楚,就向這個領域有研究的專家學習。聊天是最好的學習。聊著聊著你就明白了,你把眾多專家的精華集於一身。

坦率講,我取得的這點小小成績與人民大學金融學科的氛圍有密切關係,與人民大學金融學科團隊有密切的關係。如果這個團隊是僵化的、凝固的、落後的、偏執狂的,那就麻煩了。這個團隊淡定從容、結構多元、開放包容、與時俱進。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所有這些都來自於危機感。

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社科研究,要有一個開放的視野、廣闊的胸懷,不能有妒忌感。你千方百計把別人搞下來,你也上不去,有本事自己努力超過他,這是最好的。為什麼說我熱愛人民大學?是因為人民大學有很好的傳統。我在人民大學80週年的時候,有記者對我進行了訪談,問我對人民大學的評價。我說,如果讓我重新選擇大學,我仍然會選擇中國人民大學,我始終認為中國人民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是因為人民大學那種包容的文化、那種開放的精神。在我所在的財政金融學院,有一個優良的傳統,就是沒有告狀的。我是反對告密文化的。

說遠了,我開始講中國經濟發展與金融這個主題。

改革開放40年,我們國家發生歷史性的變化。我們永遠要記住1978年。這一年,對中華民族來說,是歷史轉折的一年。多少年來,我們都在探索中國發展之路,期間經歷了不少彎路,之前的探索都不太成功,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民族浩劫。我們將會永遠記住這個歷史浩劫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1978年,我們終於找到了正確的發展道路。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們黨歷史上40年來最偉大的一次會議,從根本上撥亂反正,調整了中國前進的航向,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實際上,1978年是中華民族崛起的起始元年。1978年,對我們國家來說,要永遠銘記它。對我們人大和江財兩個學校來說,都是在1978年覆校的,我們具有共同的命運。

總結改革開放40年,實際上就是總結中國走向復興之路的經驗,並將之傳承下去。這個經驗就是鄧小平同志說的這幾句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閉幕的時候,特別強調人民的利益為宗旨,把這些結合在一起,就是我們的經驗。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獲得了人類歷史上輝煌的成就。在一個10多億人口的大國,在計劃經濟體制如此頑固,計劃經濟的觀念如此深入骨髓的國家,能夠全面系統地推進經濟的市場化改革,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驚歎的成就。我們在座的年輕學生不瞭解其中的曲曲折折和巨大困難。我1979年入江西財經大學學習,1983年到中國人民大學進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每個青年學生都沐浴著那個時代思想解放的陽光雨露,改革開放和振興中華成為那個時代青年知識分子的座右銘。

40年前的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封閉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小康、自信、開放、正在邁向現代化的國家。40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其中有很多的曲折,但沿著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沒有變。

1978年,中國GDP是2400多億人民幣,2017年的GDP接近83萬億人民幣。人均GDP1978年大概只有兩百多人民幣。按當時的匯率,應不到100美元。今天人均GDP摺合成美元接近九千美元。從人均不到100美元到現在的9000美元,這是什麼概念?40年兩代人改變了一個國家。

40年改革開放,首先是思想解放。對中國來說,思想解放特別重要,它能爆發無窮的生產力。中國之所以長期落後,是因為沒有解放思想,人們的思想被禁錮。思想是一個民族進步的源泉。沒有思想的解放、沒有思想的進步,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就沒有源源不斷前進的動力,就沒有技術進步。不要以為科學的發展、技術的進步與思想解放沒有關係。它們之間有密切關係。思想解放了,才會科學地看待失敗,才會有科學的容錯機制。一個國家沒有容錯機制社會就不可能有創新,也不可能發展,誰也不可能天生就正確的,一次失敗都沒有。思想解放包括容錯機制。看待一個人,不能僅僅看他是否成功,要正確地看待失敗。

這裡,核心是你不要用公器、公權力去謀私,公權力謀私就是腐敗,必須堅決反對。如果用公權力為社會創新、改革,如果失敗了,我們要容錯。有時候追責機制也要有科學的界定。如果沒有容錯機制、沒有一個正確的衡量標準,過分地追責就會讓人變得無所適從,人們就不幹事了。不幹事,社會怎麼進步,財富怎麼創造。中國40年經濟社會取得的成就與這些都有密切關係。那個年代是有容錯機制的,敢試敢幹,雖然走了一些彎路,但中國發展了,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深圳就是一個案例,成為中國最具有競爭力的經濟體,有極大的創造力。

與經濟增長相匹配相適應,中國金融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金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當然,對中國經濟貢獻排第一的是體制改革。40年來,我們衝破了計劃經濟的束縛,解放了思想,煥發了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改革開放之初,雖然生活仍很貧困,但內心很充實、很快樂,是因為有追求、有希望,因為我們知道未來的中國是光明的、是有前途的。在解放思想的時代,人們都在追求理想。所以,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首先是解放思想,首先是衝破計劃經濟的束縛,煥發人們的積極性,個人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高度融為一體。個人有成就了,也推動了國家發展,國家的成功也有每個人的努力。在那樣的環境下,你能不高興、不快樂嗎?所以,我經常在想,我們這代人感謝改革開放40年,給了我們一個巨大的舞臺,盡情地展現才華。

第二是開放。中國經濟發展與開放有密切的關係。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資金是非常稀缺的。中國的外匯儲備1978年只有1.67億美元,今天中國外匯儲備維持在31000億美元左右。當時,外匯奇缺,經濟建設沒有資金。怎麼辦?開放。

開放是改革最重要的動力,只有開放才能讓改革找到正確的方向。所謂找到正確的方向,就是如何與世界經濟體系融為一體。2001年加入WTO就是要把中國的經濟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參與公平競爭,不搞壟斷,不搞壁壘,在規則範圍內參與全球競爭。

開放在當時中國人的意識裡面是很困難的。我們有很多帽子,過去有很多帽子工廠,一不留神就給你來一頂,帽子壓死人。我們的前輩衝破重重阻力,打開國門,推動開放。我記得為了露天煤礦的開發引進資金,小平同志親自出面接待外方投資者。那時資金奇缺呀。開放就要有胸懷,人家是來賺錢的,你不能不讓別人賺錢。開放也要守規則。加入WTO是一個標誌,中國經濟體系得以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參與競爭。

開放給中國經濟注入了巨大的活力,這個活力來自於競爭。競爭給了我們信心。我們發現,跟外國人競爭沒有什麼問題。中國人很勤勞也很聰明,一些東西看看就會了。當然知識產權保護很重要。事實上開放給了中國人巨大的信心。我最不喜歡看清朝的片子,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老拍披著辮子的戲。那是一個極其愚昧的時代。有什麼可以展現的?男人披著辮子是封閉和愚昧的代名詞。能不能拍一拍開放後中國人的精神風貌。那些披著辮子的戲都是愚昧的戲。

我們今天之所以有自信,是改革開放帶來的。通過開放,發現中國人是完全可以參與國際競爭的。所以,開放給中國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增強了我們的民族自信心。一個民族是要有自信的,但這種自信是理性自信,不是盲目自信。理性自信是通過競爭形成的。這是40年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第三是人才。這與中國的大學教育有密切關係。說實話,1977年開始的高考,中國大學培養數以千萬計的人才。這些人才與改革開放同行,他們充滿著理想,經歷了思想解放的洗禮。思想上沒有束縛。他們擁有共同的理想,就是振興中華,實現中華民族的騰飛,這是這個時代的最強音。有這樣的人才,這個國家能不建設好嗎?這一代進行了全方面的探索,其中建立資本市場、建立深滬交易所就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探索。從小港村的探索到到國有企業的改革,從價格改革到股份制改革等等。如果人們有思想的束縛,這些能做到嗎?進行這樣的探索是要有無私無畏的精神的。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領域有一大批科學家,也是這些年培養出來的,從最高端的航空航天、衛星發射、信息科學、生命科學和現代制企業等等,都有了全方位的進展。所以,人才很重要。這個年代培養出的人才,不但有一種探索精神,而且沒有思想禁錮。

前面三個原因是根本性的。當然,第四個原因也是不可忽視的,那就是中國金融的發展對中國經濟進步的貢獻。經濟的發展是通過資源配置來完成的,經濟的增長也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來完成的。金融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機制,雖然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不同的金融結構下,金融資源配置的機制和特點不同。

經常有人會問,金融對中國經濟究竟做了什麼貢獻。這個問題很大,大到我們要認真研究中國經濟與金融的發展模式。今天中午有位校友給我提了一個非常專業的問題。他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M2如此之大,但沒有引發通貨膨脹?這個問題本身非常有意思,有巨大的內涵,裡面包含了中國經濟增長與金融之間複雜的關係,也包含了中國經濟金融模式的豐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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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貨幣量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及與價格變動的關係,是一個複雜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經濟增長中,中國貨幣發行制度起了獨特的作用。這與中國外匯結售匯制度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貨幣發行有密切關係。我們非常巧妙地運用了這樣一種金融資源去推動經濟的增長,M2的快速增長有貨幣政策的因素,更有這個國家特殊的金融結構的因素。中國M2中相當部分的是因為外匯佔款帶來的。貿易規模、貿易模式、外匯增長、外匯模式以及基於外匯儲備模式的貨幣發行機制,到經濟增長之間,實際上存在一個清晰的邏輯鏈條。我們很好地運用了這種邏輯。過去經濟增長的經驗告訴我們,要善於運用金融槓桿。運用得好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增長,不要把金融槓桿妖魔化。金融的本質就是槓桿。金融就是運用槓桿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

我們要防止的是,金融自身過度使用槓桿。我們並不必然反對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槓桿效應。如果不理解這個原理,你就不理解現代經濟結構下金融與經濟的關係,你就會把金融看成是非常消極的機制。今天這個主題:“改革開放40年:金融與實體經濟”,是經過我審定的,是想讓大家認真研究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係。一個時期以來,我們過分狹隘地理解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係,以為這種關係就是金融要為企業提供融資貸款服務,不管這個企業好與壞,不管風險有多大。這是非常錯誤的認識。

我們要深刻理解金融與實體經濟的槓桿關係。我們要防止的是金融體系的過度槓桿。防範的是金融創新遠離實體經濟。我們決不反對來自實體經濟需求的金融創新。我們必須創造出一系列能夠推動經濟發展的金融創新,包括槓桿的運用。

40年來,中國經濟從2400億人民幣到近83萬億的規模,平均增長速度超過10%,金融資產的擴張要比這個增長速度快多了。1978年全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210億人民幣,今天居民儲蓄存款超過70萬億,從210億到70萬億,這背後增長多少倍,肯定比經濟增長速度快。從金融資產規模看,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只有1000多億人民幣,現在360萬億。從1000多億到360萬億,金融資產的增長比經濟增長的規模以及經濟增長的速度快得多。

這裡有個指標很有意思,這個指標叫經濟的貨幣化率。1978年是0.3左右,現在到了2.1。還有不少金融指標與經濟指標相比較,都是金融的速度是經濟增長速度的1.5到2倍。面對這種變化,究竟是出現了金融泡沫,還是說這是金融深化的表現?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這都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我們不要把金融看得那麼附庸、那麼消極,實際上金融對經濟的影響力起著越來越主動的作用。

小平同志說,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實際上他是在強調金融的主動作用,在強調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只有通過改革開放金融才能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才能提供更高效率的更好質量的金融服務。

中國金融的結構正在發生很大變化,這個結構變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有深刻影響。證券化金融資產的比重在提升。金融結構有很多說法,其中最核心的是金融體系中金融資產結構狀況,因為金融所有的功能都是通過金融資產或金融產品來完成的。現在證券化金融資產,股票和債券加起來大概在110萬億到120萬億之間,從最窄的金融資產口徑看,證券化金融資產的佔比接近50%,最寬的口徑也在30%左右。

基於金融結構的變化,中國金融的功能也在發生重大變化,中國金融開始逐步以融資為主,過渡到財富管理和融資並重的時代。金融功能的變化意味著中國金融體系在升級。資產結構和金融功能的變化,導致金融風險發生變化。過去的金融風險是單一的機構風險,中國金融脫媒的時間非常短,脫媒的力度有限,所以,在相當長時期裡,中國金融的功能是非常單一的,主要表現為融資,投資功能嚴重不足。所以,很多人理解金融與實體經濟只是一種融資服務關係,是有歷史原因的。

實際上,從2010年開始,中國金融的脫媒速度在明顯加快,進而推動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我們不要看到當前股票市場有波動,就沒有信心。這是市場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金融市場化脫媒趨勢浩浩蕩蕩,是一個歷史趨勢,因為社會需要多樣化的資產匹配,人們已經不滿足於一個無風險的收益。市場需求推動著脫媒的加速,市場由此發展起來。

最近幾年,科技的進步使金融脫媒的速度大大加快,從而改變了金融業態。脫媒的加快以及技術進步的影響,中國金融業態開始由銀行類金融機構佔絕對主導地位的單一金融業態慢慢過渡到第二金融業態和第三金融業態並存的時代。我理解第二金融業態就是脫媒後的資本市場,第三業態就是Fintech,特別是互聯網金融,其中又以第三方支付為代表。第三金融業態是金融業態的進步。

從這個變化就可以看到,金融的邊界在無限擴展,它變成一個沒有邊界的領域。基於這樣一種基本趨勢,中國要維持未來經濟的長期持續穩定增長,我們必須進一步推進金融改革和開放。中國金融改革的重點有三個:

一是繼續推進金融結構的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提高證券化金融資產的比重,大力推進資本市場發展;

二是要推進金融的科技化;

三是金融的國際化。要把中國的金融特別是資本市場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如果其金融不是國際金融中心,那只是一個區域性大國。一個全球性大國的重要指標就是金融是否是國際金融中心。

按照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對未來的構想,到2035年我們要建設現代化的國家,2050年建設成現代化強國。我認為,到2035年之前,中國金融市場一定能成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

我要告訴各位,中國金融體系的現代化、中國金融成為新的國際金融中心,對未來的中國極其重要。它會從根本上推進中國的法治建設,會從根本上推進中國法治社會的進步。我們現在與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相匹配的法治社會,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新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會從外部強烈地推動中國法治的完善,就像加入WTO,會使中國有強烈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一樣。在加入WTO之前,中國基本上沒有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你的是我的,我的也可能是你的。知識產權保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引擎。我們成為新的國際金融中心,別人用錢買你的股票債券,你說你不是法治社會,那怎麼行呢?一旦成為新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國社會就會真正進入一個現代化的法治國家。我們正在邁向這個目標。我們要滿懷信心。只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認為,中國金融的宏偉目標一定能夠達到,中華民族的復興一定能夠實現。

我講的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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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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