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彭揚 歐陽劍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2018天府金融論壇”期間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採訪時預計，2020年我國經濟進入穩定增長中速平臺。根據國際經驗，這一中速平臺應能持續十年或更長時間。全社會需要適當調整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而且增速的降低也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形勢不好。
需適當調整經濟增速預期
中國證券報：對中國短期和中長期經濟走勢怎麼看？
劉世錦：對於短期經濟形勢要放在長期觀察的角度，用長遠觀點看短期問題。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高速增長，在過去七八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經濟經歷了增長階段轉換，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這樣的經濟增長轉換完全符合規律，比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等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都有此經歷，因此中國發生這樣的變化也符合規律。
總的來講，中國經濟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臺，未來該平臺的中心還會有所下移。從今年上半年看，經濟運行較為平穩，但年初通過宏觀經濟預測模型就已預測到下半年經濟要下行，主要原因是基建投資增速明顯下滑，背後是地方債治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今年房地產投資增速超預期，但預計明年將有所下降，房地產投資增長速度有所回落後，整個中國經濟所謂中速增長的平臺就已能看見了。
大概在今後兩年內，我國每年GDP增長6.2%就能實現到2020年實現兩個翻番的目標，2020年以後中速增長平臺的速度約在5%-6%之間，或是5%左右，這是大格局。對於現在大家的一些悲觀預期需要做一些區分。中國經濟增速逐步放緩，進入中速增長平臺，且這一平臺的重心可能有所下移，這些過程都是正常且符合規律的，全社會需要適當調整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
值得注意的是，增長速度降低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形勢就不好了。速度高、形勢好是很長時間以來的一種基本理念，或者說是對形勢進行判斷的邏輯。當中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平臺後，我們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仍有一種高增長導向慣性。比如，一些地方增長速度較高，但它的槓桿率也很高，而靠高槓杆維持的增長速度是不可持續的。
中國證券報：對於中等收入陷阱怎麼看，我國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嗎？
劉世錦：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國家曾經達到中等收入、中上收入階段，甚至進入高收入階段後有掉回中等收入階段並長期徘徊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金融出現問題、收入分配處理不好等。
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較小，但仍需警惕。事實上，不僅是中等收入陷阱，在發展各個階段如果出現一些方向性錯誤，都可能掉入某種陷阱。所以，陷阱時時都有，我們要認真研究發展政策，及時發現和糾正錯誤。我們現在處於發展服務的階段，服務業發展最需要的是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比如，研發、設計、信息、服務和金融等生產性的服務業，此外包括醫療、文化、教育、娛樂、體育等在內的生活性服務業。
在這個領域中，需要新技術。如果我們要引進這些新技術，該如何引進？它一般不是以設備介入的方式，而需要人和人的交流。未來確實還需要進一步對外開放，但這種開放更多是要通過合作方式，近距離體驗、觀察和學習，這才是所謂的技術轉移。目前我們在學習這些先進技術時，或還面臨著一些新挑戰。
稅制改革更多轉向直接稅
中國證券報：未來我們應如何處理政府調控和市場化選擇的問題，才能更適合經濟下一階段的發展？
劉世錦：嚴格來講，市場需要正常運轉，背後一定要有非常強大的政府力量。比如，要保護產權，就要維護一個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這些都是政府力量。因此，把市場和政府對立起來，從邏輯上講有很大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在特定發展階段，政府到底應該做什麼和怎麼做？這其實是一個方式和度的問題，當然基本導向也很重要。比如，是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為前提，還是以政府為主導來推動經濟發展，這兩者之間存在根本區別。從近年來看，包括從今後來講，政府仍然要起作用，但一定要和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相結合。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很大區別，地方政府某種程度上講是經營主體，把本地不可移動的資源能管理得比較好，或建設得較好，這就是所謂的創造有利於投資和發展的好環境，以此吸引外部資源到此發展。地方政府在挑選產業或給企業營造較好發展環境方面，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但中央政府的情況與之不同，比如，如果還有產業政策的話，應該是競爭中性的，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不斷促進公平競爭，這也是政府要發揮的作用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中國證券報：怎麼看我國的下一步稅制改革？
劉世錦：下一步中國稅制的改革，一是由過去很多間接稅轉向直接稅，比如對企業和個人直接徵稅。二是給地方政府開闢一些新財源，比如房地產稅、消費稅等。地方之間的差距是通過中央政府轉移支付進行調節，事實上過去地方之間的差異較大，但地方政府的調節力度也很大。總的來講，稅收是結果，必須創造財富再去分配。因此，各地還是要讓它能夠生產和將資源優化配置。
中央政府在全國要推動協調發展。當然每個地區的情況都不一樣，比如，有些地方把綠水青山保護起來，就是對資源最好的利用。對於有些邊遠地區的經濟發展，不能期待他們和北京、上海一樣，這是不現實的。即便是在發達國家，地區的發展水平也有很大差異。因此，每個地區要發揮自己的優勢，將資源充分動員。我們需要不同地區通過人口流動和資源的自動配置，使人均收入水平較為平衡，這是我們長期追求的目標。
發展配套措施 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
□本報記者 彭揚
參加“2018天府金融論壇”的多位專家表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貴、融資難問題需要多方合作，形成常態化服務機制。同時，無論大銀行還是中小銀行都應承擔起服務中小企業的責任，尤其是中小銀行在服務中小企業融資方面還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另外，不斷髮展新技術能夠為中小企業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務。
中小銀行料成主力軍
金融服務小微企業要從多方面看。中非產能合作基金董事長韓紅梅表示，當前金融監管、機構等重視程度都在提高，但是小微企業仍然面臨很大困難。“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小微企業的平均生存壽命是三年，渡過這三年死亡期以後，到四年零四個月時才能獲得首次貸款，因此發展小微金融任務非常艱鉅。”
廈門國際金融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IMI聯席理事長曹彤表示，“小微企業融資有兩個核心點，金融的本質問題就是基於風險的套利，風險和套利密不可分。所謂套利就是不同主體在經營金融活動，假如是由某一類機構在經營就不涉及套利，怎樣能夠讓更多主體參與。比如，3%或5%的風險度在銀行看來很高，但在一些社會主體看來卻是能接受的，因此多元參加的問題中就會涉及到主體安排，需要我們進行思考。”
在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IMI學術委員陳衛東看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貴融資難的問題可從三方面入手。一是大銀行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中要承擔責任，但要改變現在的服務模式。二是未來中小銀行應成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主力軍。從2010年到2017年，我國中小銀行增加670家，主要是村鎮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從目前統計看，中小銀行服務中小企業融資方面還沒有發揮到作用。三是政府要適當解決現在擔保的問題，現在擔保市場並不是特別健全，應該清理整頓。
新技術助力解決融資難融資貴
“無論是對中小企業融資的支持，還是信用環境的建設，現在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的分析技術，以及區塊鏈的技術等都會有幫助，所以在此過程中，新的技術會有助於我們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陳衛東稱。
韓紅梅認為，要發展數字技術、新技術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通過信息透明，加強市場透明度的建設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來服務小微企業。另外，從自身來講，金融服務小微企業就是要支持小微企業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場。
四川新網銀行行長趙衛星表示，傳統模式下小微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全部依靠人工，數據的完整性和準確度難以保證，中後臺的風險控制又主要取決於前端信貸員的收集和分析結果，既會出現數據的粉飾或造假，也會出現反覆要求申請人補充各類資料的情況，導致效率低下，小微申貸體驗很差。而智能化的大數據系統，收集多維數據，運用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等科技手段進行智能分析，來快速識別、驗證欺詐行為和進行貸後管理，提升風險精準度。
此外，趙衛星表示，還需要多方合作，政策支撐，形成常態化服務機制。近幾年來，人民銀行通過貨幣政策、信貸政策、直接融資支持等政策，銀保監會通過差異化的小微監管考評政策，同時結合稅收優惠等措施，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支持。各級地方政府和相關機構也需針對性地多措並舉、集中發力，為銀行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優惠措施，幫助銀行建立常態化的小微金融服務機制。
閱讀更多 中國證券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