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18天府金融论坛”期间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预计，2020年我国经济进入稳定增长中速平台。根据国际经验，这一中速平台应能持续十年或更长时间。全社会需要适当调整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而且增速的降低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形势不好。
需适当调整经济增速预期
中国证券报：对中国短期和中长期经济走势怎么看？
刘世锦：对于短期经济形势要放在长期观察的角度，用长远观点看短期问题。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在过去七八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经济经历了增长阶段转换，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转换完全符合规律，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都有此经历，因此中国发生这样的变化也符合规律。
总的来讲，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未来该平台的中心还会有所下移。从今年上半年看，经济运行较为平稳，但年初通过宏观经济预测模型就已预测到下半年经济要下行，主要原因是基建投资增速明显下滑，背后是地方债治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但预计明年将有所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有所回落后，整个中国经济所谓中速增长的平台就已能看见了。
大概在今后两年内，我国每年GDP增长6.2%就能实现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2020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速度约在5%-6%之间，或是5%左右，这是大格局。对于现在大家的一些悲观预期需要做一些区分。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且这一平台的重心可能有所下移，这些过程都是正常且符合规律的，全社会需要适当调整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增长速度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形势就不好了。速度高、形势好是很长时间以来的一种基本理念，或者说是对形势进行判断的逻辑。当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仍有一种高增长导向惯性。比如，一些地方增长速度较高，但它的杠杆率也很高，而靠高杠杆维持的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证券报：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怎么看，我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刘世锦：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国家曾经达到中等收入、中上收入阶段，甚至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有掉回中等收入阶段并长期徘徊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金融出现问题、收入分配处理不好等。
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较小，但仍需警惕。事实上，不仅是中等收入陷阱，在发展各个阶段如果出现一些方向性错误，都可能掉入某种陷阱。所以，陷阱时时都有，我们要认真研究发展政策，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我们现在处于发展服务的阶段，服务业发展最需要的是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如，研发、设计、信息、服务和金融等生产性的服务业，此外包括医疗、文化、教育、娱乐、体育等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
在这个领域中，需要新技术。如果我们要引进这些新技术，该如何引进？它一般不是以设备介入的方式，而需要人和人的交流。未来确实还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但这种开放更多是要通过合作方式，近距离体验、观察和学习，这才是所谓的技术转移。目前我们在学习这些先进技术时，或还面临着一些新挑战。
税制改革更多转向直接税
中国证券报：未来我们应如何处理政府调控和市场化选择的问题，才能更适合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
刘世锦：严格来讲，市场需要正常运转，背后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政府力量。比如，要保护产权，就要维护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这些都是政府力量。因此，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从逻辑上讲有很大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在特定发展阶段，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这其实是一个方式和度的问题，当然基本导向也很重要。比如，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前提，还是以政府为主导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从近年来看，包括从今后来讲，政府仍然要起作用，但一定要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相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很大区别，地方政府某种程度上讲是经营主体，把本地不可移动的资源能管理得比较好，或建设得较好，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有利于投资和发展的好环境，以此吸引外部资源到此发展。地方政府在挑选产业或给企业营造较好发展环境方面，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中央政府的情况与之不同，比如，如果还有产业政策的话，应该是竞争中性的，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不断促进公平竞争，这也是政府要发挥的作用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证券报：怎么看我国的下一步税制改革？
刘世锦：下一步中国税制的改革，一是由过去很多间接税转向直接税，比如对企业和个人直接征税。二是给地方政府开辟一些新财源，比如房地产税、消费税等。地方之间的差距是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进行调节，事实上过去地方之间的差异较大，但地方政府的调节力度也很大。总的来讲，税收是结果，必须创造财富再去分配。因此，各地还是要让它能够生产和将资源优化配置。
中央政府在全国要推动协调发展。当然每个地区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有些地方把绿水青山保护起来，就是对资源最好的利用。对于有些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期待他们和北京、上海一样，这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每个地区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将资源充分动员。我们需要不同地区通过人口流动和资源的自动配置，使人均收入水平较为平衡，这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
发展配套措施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本报记者 彭扬
参加“2018天府金融论坛”的多位专家表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需要多方合作，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同时，无论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都应承担起服务中小企业的责任，尤其是中小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方面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不断发展新技术能够为中小企业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
中小银行料成主力军
金融服务小微企业要从多方面看。中非产能合作基金董事长韩红梅表示，当前金融监管、机构等重视程度都在提高，但是小微企业仍然面临很大困难。“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存寿命是三年，渡过这三年死亡期以后，到四年零四个月时才能获得首次贷款，因此发展小微金融任务非常艰巨。”
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IMI联席理事长曹彤表示，“小微企业融资有两个核心点，金融的本质问题就是基于风险的套利，风险和套利密不可分。所谓套利就是不同主体在经营金融活动，假如是由某一类机构在经营就不涉及套利，怎样能够让更多主体参与。比如，3%或5%的风险度在银行看来很高，但在一些社会主体看来却是能接受的，因此多元参加的问题中就会涉及到主体安排，需要我们进行思考。”
在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IMI学术委员陈卫东看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大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中要承担责任，但要改变现在的服务模式。二是未来中小银行应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主力军。从2010年到2017年，我国中小银行增加670家，主要是村镇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从目前统计看，中小银行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方面还没有发挥到作用。三是政府要适当解决现在担保的问题，现在担保市场并不是特别健全，应该清理整顿。
新技术助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
“无论是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还是信用环境的建设，现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分析技术，以及区块链的技术等都会有帮助，所以在此过程中，新的技术会有助于我们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陈卫东称。
韩红梅认为，要发展数字技术、新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通过信息透明，加强市场透明度的建设等一系列配套措施来服务小微企业。另外，从自身来讲，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就是要支持小微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
四川新网银行行长赵卫星表示，传统模式下小微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全部依靠人工，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度难以保证，中后台的风险控制又主要取决于前端信贷员的收集和分析结果，既会出现数据的粉饰或造假，也会出现反复要求申请人补充各类资料的情况，导致效率低下，小微申贷体验很差。而智能化的大数据系统，收集多维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科技手段进行智能分析，来快速识别、验证欺诈行为和进行贷后管理，提升风险精准度。
此外，赵卫星表示，还需要多方合作，政策支撑，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近几年来，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直接融资支持等政策，银保监会通过差异化的小微监管考评政策，同时结合税收优惠等措施，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也需针对性地多措并举、集中发力，为银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优惠措施，帮助银行建立常态化的小微金融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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