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New York Times, AUG. 20, 2015
翻譯：夏展顏
當我們相愛，快感會勝過任何毒品；當我們失戀，大腦中讓我們快樂的多巴胺停止分泌，就會像戒毒一樣茶飯不思痛苦不堪。這叫做“戀愛依存症”，將自己全部的價值感寄託於身邊的親密關係。這種行為模式來源於原生家庭，影響事業和親密關係的發展。
When we fall in love, pleasure is better than any drug; when we break up,our brain stop excrete dopamine，we’ll experiencethe same pain like drug rehabilitation. This’s called “Love Addiction”, peopleput all their self-worth on their relationship. This pattern is come from originalfamily, and influence both career and relationship.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曾經在底特律參加過一個晨間真人脫口秀，主題是戀愛依存症，那年我28歲。這個節目的製片人，是我在紐約做出版商的時候認識的，他安排我和一個作者一同飛來做客，這個作者剛寫了一本關於戀愛依存症的書。
在整個錄影棚的人面前，我分享了我怎樣在我15歲失去了父親，在20歲失去了母親，只留下弟弟妹妹在我們長大的那間房子裡相依為命，直到當時我還住在那裡。
這個作者確認了戀愛依存症是比海洛因或者酒精依賴更嚴重的上癮。
表面上，我飛來底特律是希望通過在公眾面前分享並和相關的專家會面可以幫助我克服戀愛依存症。然而一離開工作室我就飛去了匹茲堡去和一個跟我在電話裡調情了六個月的製片人約會。我把底特律之旅看做是一個打電話邀請她星期五晚上出來的藉口。我告訴她按照計劃，我會在那附近。
她很驚訝並告訴我她很願意見我，還為我預定了一間旅館。
一輛出租車把我送到匹茲堡電視臺的大門前，我參加真人秀時產生的腎上腺激素已經退去，我僵直的站立在電視臺大樓巨大的廣告牌下面，手裡拿著行李箱，心裡漸生怯意。我是多麼的可悲啊，把自己的價值感全部建立於一個女人對我的接納上，而這個女人我還從未見過。
我在匹茲堡的這個週末是對於一個戀愛依存症患者來說是最糟糕的事情：故事書中一樣的燭光晚餐和山頂的牽手。兩個星期後她來紐約看我，當我們手挽手走在長島沙灘上，我感覺到的快感超過了吸食任何一種毒品帶來的快感。
兩個月之後她為了一份更高職位更好前景的工作搬到了西部，她的晚安電話就停止了。從那之後我再沒見過她。
在這段時間，我的工作無法正常運行，我沒辦法接起電話做我的工作，甚至根本不想要這份工作了。我坐在那不停的自我懷疑，困惑著為什麼一個和我在一起時總盯著我的眼睛看的人就這麼突然消失了。
有一天，我的老闆走進我的辦公室遞給我一張名片。“給她打電話，”她說。“她救過我的命。”
我每星期來一次諮詢室，把我的生命交到諮詢師手裡。諮詢師告訴我，我把15歲父親去世後對母親的感情傾注在每一個和我交往的女人身上。她管她們叫做微型死亡：每一次一個女人拒絕我，失去母親的痛苦就在我身上重新發生一次。
我也開始變得大膽，只為了去填補我的不安全感。我探索著去幫助自己給自己力量，逐漸的找到自信，但這總是在我沒有戀愛關係的時候更加容易。
當我又一次因為無法投入工作被一家公司解僱的時候，我花了一些時間把房子賣掉。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這座房子已經成為了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必須去照顧的東西，我的心理諮詢師告訴我，我還在等著我的父母回家。“潛意識裡接受死亡是困難的。”她說。
我搬到了紐約市區，想要尋找一個演藝圈的工作，也順便做著一些文員工作來掙錢。
在我38歲那年的一個週末，發生了一件與匹茲堡類似的事情。我外出和一群朋友一起吃飯，我坐在一個朋友妻子的表妹身邊，她從洛杉磯來玩，住在威尼斯海灘，在甲板上賣首飾。
第二天我們一起去了科尼島坐過山車，這符合我夢想中約會的樣子，因為我的父母在他們認識的時候也做了一樣的事。這在我還是青少年的時候從來沒經歷過。
晚些，在哥倫布大道上，我們停在那些新開的馬提尼酒吧門前。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酒吧空空蕩蕩的。她點了兩杯蘋果馬提尼。我告訴她我不喜歡馬提尼，但是她讓我相信她。
它們入口就像糖果一樣。我們點了一首Bee Gees的歌，在自動點唱機前跳舞，我吻了她。
在散步幾個小時以後，我們最終還是在她家的門前道別。然後她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我們下次見面的時候，你大概已經結婚了。”
三天後我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她即將離開紐約回洛杉磯了，她的聲音聽起來有些冷淡。我無法相信這是那個我幾天前見到的人。“讓我們順其自然吧，”她說。
我震驚的掛了電話，心裡明白一切都結束了。我痛恨自己，又一次的，那麼絕望，我感到我沒有一點力量去停止我的模式——把一切希望寄託在不認識的人身上的模式。
回到我租住的公寓，那個看不到多少天空也沒有一絲綠色的地方，我感覺自己與世隔絕。這讓我想起《一桶蒙特亞白葡萄酒》那個小故事，一個男人被埋葬在新砌的磚牆後面。
我找出蘋果馬提尼的原料，放起了Bee Gees的歌。我盯著脆弱玻璃酒杯裡的綠色液體充滿了絕望，就好像可以通過這杯酒與她交流。
“就像蘋果馬提尼一樣，”我用神秘的語氣告訴她我的故事。她說我在擔心錯誤的事情，我需要的是一個明確的職業定位。“你應該做個老師，”她說。“紐約需要老師。”
這件事聽起來太不尋常了，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談論過這件事。但我當時的確足夠絕望，所以準備好了聽點不同的東西。我曾經是一個寫手並且熱愛閱讀。並且一年前，我還像大哥哥一樣幫一個11歲的男孩輔導功課。
兩天後我向一個招聘無經驗老師屬於市政計劃的新教育機構提出申請。他們還會提供我一個研究生的學習機會。
在面試中，在一群候選人和麵試官面前，我自創了一節英語課，用我的第一個棒球手套作為童年天真無邪和對父親愛的標誌，他已經去世將近二十年了。接著我從《麥田裡的守望者》選取了一段話念給大家聽，主人公Holden在這段話中說到他死去的兄弟和他的棒球手套。
三個月之後，我成為了華盛頓高中九年級的老師。我終於擁有了事業，我愛的事業。
在我工作一週之後，我走在曼哈頓上西區的一條街道上要和一個朋友共進晚餐。我路過了那個我和她一起喝蘋果馬提尼的酒吧。我走進去。間接的，我的生命還是因為那杯酒而改變了，我想要敬她一杯。也是一種自我憐憫吧。
酒吧的服務生還是那個人。我問他是否記得我。他說不記得了。我告訴他那天晚上這裡只有我們，我們還放著Bee Gees的歌跳舞。他說人們總是在這裡跳舞，還有很多在跳完舞以後就訂婚了，他什麼都看得到。我點了一杯蘋果馬提尼並告訴他我在慶祝自己成為了一名老師。
“你教什麼呢？”坐在我身邊的女人問道。第二次，一杯蘋果馬提尼改變了我的命運，因為後來我娶了這個女人並和她一起經歷了13年的幸福婚姻。
有的時候，我坐在我郊區別墅前的臺階上，看著我兩個年幼的兒子在草地上玩耍，我會想起發生在我身上那一系列的瘋狂的故事，我為了哀悼那個預言我們再次見面時我會已經結婚的女人，回到那個酒吧去喝一杯蘋果馬提尼。
在與我妻子的親密關係中，我從沒再發生過戀愛依存症。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找到了一份我愛的事業。我知道的是，她喜歡勇敢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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