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New York Times, AUG. 20, 2015
翻译：夏展颜
当我们相爱，快感会胜过任何毒品；当我们失恋，大脑中让我们快乐的多巴胺停止分泌，就会像戒毒一样茶饭不思痛苦不堪。这叫做“恋爱依存症”，将自己全部的价值感寄托于身边的亲密关系。这种行为模式来源于原生家庭，影响事业和亲密关系的发展。
When we fall in love, pleasure is better than any drug; when we break up,our brain stop excrete dopamine，we’ll experiencethe same pain like drug rehabilitation. This’s called “Love Addiction”, peopleput all their self-worth on their relationship. This pattern is come from originalfamily, and influence both career and relationship.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在底特律参加过一个晨间真人脱口秀，主题是恋爱依存症，那年我28岁。这个节目的制片人，是我在纽约做出版商的时候认识的，他安排我和一个作者一同飞来做客，这个作者刚写了一本关于恋爱依存症的书。
在整个录影棚的人面前，我分享了我怎样在我15岁失去了父亲，在20岁失去了母亲，只留下弟弟妹妹在我们长大的那间房子里相依为命，直到当时我还住在那里。
这个作者确认了恋爱依存症是比海洛因或者酒精依赖更严重的上瘾。
表面上，我飞来底特律是希望通过在公众面前分享并和相关的专家会面可以帮助我克服恋爱依存症。然而一离开工作室我就飞去了匹兹堡去和一个跟我在电话里调情了六个月的制片人约会。我把底特律之旅看做是一个打电话邀请她星期五晚上出来的借口。我告诉她按照计划，我会在那附近。
她很惊讶并告诉我她很愿意见我，还为我预定了一间旅馆。
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匹兹堡电视台的大门前，我参加真人秀时产生的肾上腺激素已经退去，我僵直的站立在电视台大楼巨大的广告牌下面，手里拿着行李箱，心里渐生怯意。我是多么的可悲啊，把自己的价值感全部建立于一个女人对我的接纳上，而这个女人我还从未见过。
我在匹兹堡的这个周末是对于一个恋爱依存症患者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故事书中一样的烛光晚餐和山顶的牵手。两个星期后她来纽约看我，当我们手挽手走在长岛沙滩上，我感觉到的快感超过了吸食任何一种毒品带来的快感。
两个月之后她为了一份更高职位更好前景的工作搬到了西部，她的晚安电话就停止了。从那之后我再没见过她。
在这段时间，我的工作无法正常运行，我没办法接起电话做我的工作，甚至根本不想要这份工作了。我坐在那不停的自我怀疑，困惑着为什么一个和我在一起时总盯着我的眼睛看的人就这么突然消失了。
有一天，我的老板走进我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名片。“给她打电话，”她说。“她救过我的命。”
我每星期来一次咨询室，把我的生命交到咨询师手里。咨询师告诉我，我把15岁父亲去世后对母亲的感情倾注在每一个和我交往的女人身上。她管她们叫做微型死亡：每一次一个女人拒绝我，失去母亲的痛苦就在我身上重新发生一次。
我也开始变得大胆，只为了去填补我的不安全感。我探索着去帮助自己给自己力量，逐渐的找到自信，但这总是在我没有恋爱关系的时候更加容易。
当我又一次因为无法投入工作被一家公司解雇的时候，我花了一些时间把房子卖掉。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座房子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必须去照顾的东西，我的心理咨询师告诉我，我还在等着我的父母回家。“潜意识里接受死亡是困难的。”她说。
我搬到了纽约市区，想要寻找一个演艺圈的工作，也顺便做着一些文员工作来挣钱。
在我38岁那年的一个周末，发生了一件与匹兹堡类似的事情。我外出和一群朋友一起吃饭，我坐在一个朋友妻子的表妹身边，她从洛杉矶来玩，住在威尼斯海滩，在甲板上卖首饰。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科尼岛坐过山车，这符合我梦想中约会的样子，因为我的父母在他们认识的时候也做了一样的事。这在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从来没经历过。
晚些，在哥伦布大道上，我们停在那些新开的马提尼酒吧门前。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酒吧空空荡荡的。她点了两杯苹果马提尼。我告诉她我不喜欢马提尼，但是她让我相信她。
它们入口就像糖果一样。我们点了一首Bee Gees的歌，在自动点唱机前跳舞，我吻了她。
在散步几个小时以后，我们最终还是在她家的门前道别。然后她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大概已经结婚了。”
三天后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即将离开纽约回洛杉矶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冷淡。我无法相信这是那个我几天前见到的人。“让我们顺其自然吧，”她说。
我震惊的挂了电话，心里明白一切都结束了。我痛恨自己，又一次的，那么绝望，我感到我没有一点力量去停止我的模式——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不认识的人身上的模式。
回到我租住的公寓，那个看不到多少天空也没有一丝绿色的地方，我感觉自己与世隔绝。这让我想起《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那个小故事，一个男人被埋葬在新砌的砖墙后面。
我找出苹果马提尼的原料，放起了Bee Gees的歌。我盯着脆弱玻璃酒杯里的绿色液体充满了绝望，就好像可以通过这杯酒与她交流。
“就像苹果马提尼一样，”我用神秘的语气告诉她我的故事。她说我在担心错误的事情，我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的职业定位。“你应该做个老师，”她说。“纽约需要老师。”
这件事听起来太不寻常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件事。但我当时的确足够绝望，所以准备好了听点不同的东西。我曾经是一个写手并且热爱阅读。并且一年前，我还像大哥哥一样帮一个11岁的男孩辅导功课。
两天后我向一个招聘无经验老师属于市政计划的新教育机构提出申请。他们还会提供我一个研究生的学习机会。
在面试中，在一群候选人和面试官面前，我自创了一节英语课，用我的第一个棒球手套作为童年天真无邪和对父亲爱的标志，他已经去世将近二十年了。接着我从《麦田里的守望者》选取了一段话念给大家听，主人公Holden在这段话中说到他死去的兄弟和他的棒球手套。
三个月之后，我成为了华盛顿高中九年级的老师。我终于拥有了事业，我爱的事业。
在我工作一周之后，我走在曼哈顿上西区的一条街道上要和一个朋友共进晚餐。我路过了那个我和她一起喝苹果马提尼的酒吧。我走进去。间接的，我的生命还是因为那杯酒而改变了，我想要敬她一杯。也是一种自我怜悯吧。
酒吧的服务生还是那个人。我问他是否记得我。他说不记得了。我告诉他那天晚上这里只有我们，我们还放着Bee Gees的歌跳舞。他说人们总是在这里跳舞，还有很多在跳完舞以后就订婚了，他什么都看得到。我点了一杯苹果马提尼并告诉他我在庆祝自己成为了一名老师。
“你教什么呢？”坐在我身边的女人问道。第二次，一杯苹果马提尼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后来我娶了这个女人并和她一起经历了13年的幸福婚姻。
有的时候，我坐在我郊区别墅前的台阶上，看着我两个年幼的儿子在草地上玩耍，我会想起发生在我身上那一系列的疯狂的故事，我为了哀悼那个预言我们再次见面时我会已经结婚的女人，回到那个酒吧去喝一杯苹果马提尼。
在与我妻子的亲密关系中，我从没再发生过恋爱依存症。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我找到了一份我爱的事业。我知道的是，她喜欢勇敢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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