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都是來自西伯利亞的鮮卑拓跋。他們的民族成分也是一變再變。最初是鮮卑族，唐代又稱其為木馬突厥，到了元朝他們已經是蒙古族了。但萬變不離其宗， 鮮卑拓跋，人稱索虜，就是梳辮子的人，講的是蒙古語，風俗習慣、生產生活皆與蒙古人相同。
土默特自從登上了祖國的政治舞臺，長期扮演著革命角色，在統治者的隊伍裡，她並沒有高爵顯位，一直處於被統治者的地位，但又在政治舞臺上，經常嶄露頭角。由於土默特人的堅強性格和卓越的素質，使她的民族至今不衰。內蒙古有土默特旗，貝加爾湖有圖瓦共和國。元朝有禿馬敦，唐朝有都波，遼金有阻卜。大鮮卑山是他們的祖居之地，今日的嘎仙洞就是拓跋祖宗之窟。
學者們以為匈奴冒頓東滅東胡，鮮卑東遷，烏桓南下，其實拓跋北上西伯利亞要比匈奴東來早得多。所謂東胡，是指慕容瑰的祖先。《十六國春秋·前燕錄》雲：“慕容瑰，字奕洛瑰，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至少，東胡聯盟是以慕容之祖先部落為主的。東胡與鮮卑拓跋似無關係，拓跋南下匈奴故地以前，已傳六十七代，匈奴滅東胡，拓跋早已北上西伯利亞了。《魏書·序紀》雲：“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幽都是大興安嶺；《山海經》雲：“有幽都之山，黑水出焉”，概因森林密茂陰鬱有似幽冥之都。
大興安嶺之北的廣漠之野，就是西伯利亞了。再證以“逐女?於弱水之北”，弱水是嫩江，嫩江之北，也就是西伯利亞。“南遷大澤”有二說，皆能成立。一曰呼倫湖，確有一支遷回鮮卑山，在呼倫湖一帶繁衍生息，遼金時代，已發展成一個部眾人多民性強悍的部落了。《遼史》稱之曰阻卜，金稱阻?。《遼史·文學上·蕭韓家奴傳》雲：“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據《遼史》所說，阻卜在遼金邊外，幾乎是根生土長的了。阻卜是拓跋的異書，卜音讀跋，今日之土默特人仍讀卜為跋。阻?的?字是史官之誤，卜亦讀普音，金史寫卜為?。為什麼又稱塔塔兒呢?突厥文闕特勤碑文中有“塔塔兒吾之仇敵也”。阻卜為拓跋之裔，與突厥有什麼仇呢?正如方壯猷所著的《室韋考》中說的：“柔然滅後，東方有很大一部分遺族”，與當地土著錯居，阻卜與柔然都是蒙古語族，外貌一樣，外界無法分辨。柔然自稱檀檀(即大檀)，訛為塔塔兒。南北朝的南朝有稱柔然為“檀檀”者。闕特勤碑文和《蒙古秘史》所記之“塔塔兒”，正是“檀檀”之音變。遼金以為皆拓跋之阻?，蒙古以為皆柔然之檀檀。
二者相混，族外人無法分辨。最終皆為成吉思汗所滅。柔然被突厥所滅，故稱仇敵。一曰貝加爾湖。拓跋南遷大澤，應以貝加爾湖為標準，一因相距不遠，二因貝加爾湖比呼倫湖大得多。到達貝加爾湖的是拓跋主力。貝加爾湖依然是丁零人的天下。拓跋無立足之地，所以再度南遷。這次南遷就困難多了，九難八阻，一是沮洳難行，一是丁零人的襲擊，走了一年多，才到達五原的匈奴故地，拓跋力微就位後慨嘆當年的“西部內侵，國民離散”。拓跋南下時，很大一部分被阻，沒有走出貝加爾湖的森林。這一部分人發展壯大以後，由於環境條件的影響，接受了突厥、蒙古的文化，到唐代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黠戛斯所屬的木馬三突厥之一的都波，後來演化為禿巴思，是為今日的圖瓦；一個是蒙古的林木中百姓，獨立存在的都波，《蒙古秘史》稱其為禿馬敦，與成吉思汗的十二世祖朵奔蔑兒乾結親。這裡先說一說南下匈奴故地的主力，下面再交待圖瓦與禿馬敦的歷史。
土默特地方保存有不少蒙古語地名，其中一些或含義不明，或來歷不清，至今沒有得到確切的解釋。倘能將這些蒙古語地名盡數研究清楚，相信對深入瞭解蒙古族的地名文化和土默特地方歷史、環境變遷等均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將探討這些地名中幾個與蒙古族姓氏名有關者，先梳理前人諸說，後以案語闡述己見，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1、呼和浩特市賽罕區金河鎮毫沁營村ᠬᠠᠭᠤᠴᠢᠨ ᠠᠢᠯ —— ᠬᠠᠭᠤᠴᠢᠳ
“毫沁營”，《內蒙古自治區地圖集》1974年蒙古文版、1987年蒙古文版（以下分別簡稱《蒙圖1974》、《蒙圖1987》）、《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區地名志》（以下簡稱《郊區地名志》）第120頁、《呼和浩特市地名志》（以下簡稱《呼市地名志》）第97頁均還原為“Qaγučin ail”，稱：意為“故地”或“舊營子”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ᠠᠢᠯ。
案：《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獻資料彙編》（以下簡稱《彙編》）第1冊148頁倒1行有“Qučid”村，與歸化城南“回子營”排列在一起，第153頁倒3行作“Quučid”（嘉慶二十四年六月檔）。其讀音及方位與毫沁營相合，當即其蒙古語原名。另外呼市東北亦有同名村莊，隸屬於成吉思汗大街街道辦事處。需要特別說明，在用漢語、漢文讀、寫蒙古語詞彙時，蒙古語中各音節末的輔音因發音輕而短促，漢語中無相應語音，而常被省略或發作完整音節。土默特地區現存蒙古語地名詞末的複數附加成分“d”幾乎全部脫落，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所以在漢語中，“Quučid”只讀作“毫沁”，而不作“毫齊特”。“Quučid”的正字為“Qaγučid”，舊譯“蒿齊忒”、“浩齊特”等，系明代蒙古部落名稱，意為“舊部”。張穆《蒙古遊牧記》卷四稱：“元太祖十六世孫圖嚕博羅特，再傳至庫登汗，號所部曰浩齊特”。清代分左、右兩旗，隸錫林郭勒盟。現今旗雖不存，但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阿魯科爾沁旗、鄂爾多斯市、阿拉善盟和蒙古國部分地區的蒙古民眾中尚有姓“浩齊特”者。據說，一部分姓“浩齊特”者因詞根讀音近“胡”而採用漢姓“胡”，一部分則因詞意“舊”而採用漢姓“陳”。ᠬᠠᠭᠤᠴᠢᠳ
毫沁營一名的存在，說明明清時期土默特地區曾有部分浩齊特人生息。
2、呼和浩特市玉泉區小黑河鎮民案村 ᠮᠢᠩᠭᠠᠨ—— ᠮᠢᠩᠭᠠᠲᠤ
“民案”，《蒙圖1974》、《蒙圖1987》，《郊區地名志》）第224頁，《呼市地名志》第136頁，均還原為“Mingγan”，意為“千”。《郊區地名志》釋曰：意為“千戶”，明代形成村落。《呼市地名志》稱：此地原為明暗臺吉住地而得名。
案：該地名在土默特地區獨一無二，《彙編》第1冊第124頁倒2行（嘉慶二十四年六月檔）作“Mingγad”，即“Mingγan”的複數形式。“Mingγad”系明代土默特部轄下部落名。明代漢文史籍載有若干明暗臺吉，其中俺答汗長子辛克都隆汗一系就先後有數人稱明暗臺吉（辛克都隆汗之子、辛克都隆汗長子扯力克之子、長孫晁免臺吉之子），說明他們都曾掌管過“Mingγad”部。該地未必系明暗臺吉的住地，但說明當地曾有部分明暗部人居住。現今以“Mingγad”為姓氏者，分為“Mingγan”、“Mingγatai”、“Mingγatu”等數種，主要分佈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烏審旗、杭錦旗、伊金霍洛旗、鄂托克前旗、準格爾旗，赤峰市喀喇沁旗、翁牛特旗、阿魯科爾沁旗、寧城縣，阿拉善盟，錫林郭勒盟鑲黃旗，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及蒙古國等地，已採用漢姓者有“千”（意譯）、“錢”（意譯之諧音）、“馬”、“汪”、“白”等。
3、呼和浩特市賽罕區黃合少鎮五路村 ᠤᠷᠤᠭᠤ
“五路”，《蒙圖1974》還原為“Uruγu”，若系時位詞，意為“向著”、“順著”等；若為形容詞，則意為“向下的”、“懦弱的”、“衰敗的”等。《郊區地名志》第216頁與《呼市地名志》第107頁、《蒙圖1987》雖各自還原為“Egüle taiji”和“ülü”（系否定詞，意為“不”），但都採蘇若先生之說，稱得名於明代五路臺吉。
案：該地名在土默特地區獨一無二，《彙編》第5冊第34頁的檔案中載有二十家、美岱、討號板（在今黃合少）的人追賊至“Urud baišing”一事；第1冊第137頁第3行作“Uraud-un nutuγ”（嘉慶二十四年六月檔），與今太平莊鄉什蘭岱、大小廠汗庫倫、保素、不塔氣等村排列在一起。其讀音（詞尾複數附加成分“d”脫落）及位置均與五路村相合，當即其蒙古語原名。在蒙古文文獻中，“Urud”又作“Uruγud”，詞根為“Uru”，“d”、“γud”均為表示複數的附加成分。“γud”，漢文常寫作“兀惕”。在漢文文獻中，“五路”又寫作“兀魯”、“兀魯兀”、“兀魯兀惕”等，系蒙古尼魯溫部的一支，由兀魯兀臺的後裔組成，《蒙古秘史》中有記載。元代為五投下之一，明代歸土默特阿勒坦汗長子黃臺吉的次子那木兒臺吉（又稱五路臺吉）統轄。此部落雖早已不存，但現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杭錦旗、烏審旗、鄂托克前旗、赤峰市巴林右旗、通遼市奈曼旗及黑龍江省都有以此部名為姓氏的蒙古人，據說他們已採用“敖”、“白”、“錢”、“張”、“韓”等漢姓。
蘇若先生稱：《古豐識略》五路村名作“五路臺吉板升”。但筆者所見《古豐識略》抄本及其修訂本《歸綏識略》分別作“五路各吉板升”、“五路格吉板升”、“五路格雞板升”。在傳抄中，“臺”形訛為“各”是可能的，但“臺吉”訛為“格雞”似有點離譜。考慮到五路臺吉的牧地在今山西大同、天鎮邊外，該村的得名恐系因部分兀魯部人在此居住所致。
4、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賽鄉杭蓋村ᠬᠠᠩᠭᠠᠢ —— ᠬᠠᠩᠭᠢᠨ
“杭蓋”，《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地名錄》（1976年）第233頁、《蒙圖1974》、《蒙圖1987》、《呼市地名志》第202頁均還原為“Qangγai”，稱：意為“遼闊的草原”。清乾隆年間形成村落。蘇若先生認為是該詞的另一含義“水草肥沃的山林”。
案：《彙編》第4冊第35頁有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章圪塔爾村（今章蓋臺村）人因開渠事所上呈控，言及鄰近之“Qanggin”村。其讀音及位置均與杭蓋相合，當即其蒙古語原名。“Qanggin”是古代部落名，漢譯為“康裡”、“康禮”、“抗裡”、“杭斤”等。原系遊牧於烏拉爾河以東至鹹海東北的突厥部落。蒙古帝國時，其部分部民被掠至中國，明代時曾屬蒙古土默特部。今伊克昭盟杭錦旗名即“Qanggin”。從名稱看，該村似建於明代或清初。現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杭錦旗、伊金霍洛旗、烏審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阿拉善盟，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前、後旗、卓資縣，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右旗、正藍旗、正鑲白旗、太僕寺旗，赤峰市巴林左、右旗，呼倫貝爾市新巴爾虎右旗等地都有姓“Qanggin”者，其漢姓有“韓”、“杭”、“康”、“黃”等。
5、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敕勒川鎮哈素村 ᠠᠰᠥᠳ
“哈素”，《蒙圖》（1974）還原為“Qas naγur”，意為“玉湖”。《呼市地名志》第198頁、《蒙圖》（1987）均作“Qarausu”，稱：意為“黑水海子”。清朝中葉形成村落，因靠近哈拉烏素海，故以海得村名。後簡稱為“哈素”。蘇若先生稱：哈拉烏素一名在《古豐識略》、《清聖祖實錄》等史籍上都有記載。後簡化為“哈素”、“拉素”。納古單夫先生認為哈素海原名為“Qulus naγur”，即明代漢籍中長城外大同以北的“葫蘆海子”。
案：該地名在土默特地區獨一無二。《歸綏識略》卷23之薩拉齊廳東鄉村名中確實載有“黑拉烏素”和“黑拉烏素磴口”，但未指明其地望。《清聖祖實錄》卷180-183載有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御駕西征的路線，內稱：四月甲辰康熙皇帝在黃河登舟東返……辛未至濟特庫，壬申至哈喇烏蘇，癸酉至奈珠爾，甲戌登陸駐黃河西岸喀喇蘇巴克……。由此可見，此哈喇烏蘇在黃河邊。康熙末年範昭逵撰《從西紀略》記載最詳，稱其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夏西行時，八月二日從毛岱（今土右旗毛岱）抵哈喇烏蘇，“營逼河邊，水清魚躍”。三日抵鄂爾格孫（今包頭郊區東園子鄉鄂爾格遜）。四日抵箔頭（今包頭東河區）。顯然，哈喇烏蘇位於毛岱與鄂爾格遜之間，在今土右旗境；大概是條注入黃河的小河。因此，哈素原名哈拉烏素之說不能成立。
至於“葫蘆海子”，明代鄭文彬《籌邊纂議》之“順義王達子宗派”中明確稱在“陽和後口”，即今山西省陽高邊外，不可能是哈素海。
值得注意的是，《歸綏識略》卷23之薩拉齊村名中雖無“哈素”之名，卻有一“阿素”村，其前後排列的各村如董家營、賈家營、什拉爾、善友板升、腦木漢等均在今哈素海附近，則此阿素村也應在這一帶。大約從清末開始，此阿素村逐漸不見於文獻，代之而起的即是哈素村。從地理位置吻合和這兩個地名從未同時出現在一部文獻中來看，“阿素”即是“哈素”。這在語音方面也可找到佐證。中世紀蒙古語的詞首輔音h常同零聲母交替，故詞首的a 音常讀作哈。這種詞首輔音h至今在一些方言中仍有某種程度的保留。既然《歸綏識略》、《歸綏道志》中的村名阿力拜、阿林章壩、阿林召、阿哥營等在《綏遠省分縣調查概要》中可以寫作哈力拜（第90頁第12行）、哈林章壩（第90頁第4行）、哈林召（第236頁第12行）、哈哥營（第90頁第9行），那麼阿素變成哈素便順理成章，不足為怪了。
阿素一名的蒙古語原名究竟是什麼呢？是“Asud”。《彙編》第1冊第40頁乾隆年間檔案中載有“Asud”村十餘人在善岱村（位於哈素海東南）毆打某位村民的事，證明“Asud”村離善岱不遠，當在今哈素海附近，地理位置亦大體吻合。
“Asud”是古代部落名，元明時譯作阿思、阿速、阿速惕、阿速特等。阿速人原是居於北高加索的伊朗人，13世紀被蒙古軍征服後，不少人被遷至中國。元武宗時曾設左、右阿速兩衛。明代漢文史籍如《皇明九邊考》卷七《榆林鎮》項下“邊夷考”、《皇明北虜考》等記載蒙古永謝部轄下曾有阿速一營，後離散。現今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察哈爾、蘇尼特、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及蒙古國均有姓“Asud”者。
哈素村名既得自阿速部，那麼“哈素海”亦不能例外。這說明當地曾有部分阿速部人居住並建村，時間可能在明代或清初。
6、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賽鄉塔布賽村 ᠲᠠᠪᠤ —— ᠲᠠᠪᠤᠲᠤ
塔布賽，原名塔布子。《歸綏道志》卷23作“他布子”，釋曰：五，數。《呼市地名志》第223頁稱：原名“塔布子”，意為“五家村”。明末清初，這裡有一戶蒙古人在此放牧，後有山西榆次、代縣的郭、南、馬、寧四戶陸續遷來定居，遂名。蘇若先生認為“塔布子”系蒙古語“鹽池”的諧音。
案：《彙編》第1冊第140頁第1行有“Tabud”村，排列在雨施格氣、蘭燦、蘇卜蓋等村之間。其讀音及位置均與塔布相吻合，當即其蒙古語原名。“Tabud”由“Tabu”（數詞“五”）加詞尾複數附加成分“d”構成，現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烏審旗、鄂托克前旗和蒙古國有以此為姓者。
7.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臺閣牧鎮臺閣牧村 ᠲᠠᠢᠭᠠ
臺閣牧村，《蒙圖1974》第42－43圖還原為“Takim”，意為腿彎兒，拐角、曲處。《蒙圖1987》第15-16圖、《呼市地名志》第187頁均還原為“Tayiγ-a modu”，《呼市地名志》稱：蒙古語，“康熙五十八年範昭逵著《從西略記》載為‘臺罕木’，土左旗檔案中記為‘臺嘎毛都’，清末為‘臺閣木’，解放初寫為‘臺閣牧’，按其地形，意為拐彎之地。”
按：“Tayiγ-a”有兩意，一為大密林、原始森林，一為細狗，即一種短毛獵狗。清末《歸綏道志》卷23有臺格木村，釋為“養細狗”。“Tayiγ-a”與“modu”（樹、木頭）之組合似生造，且其意非“拐彎之地”。《呼市地名志》之解釋大誤。
此地名在土默特地區獨一無二。嘉慶十九年（1814年）三月初五日蒙文契約作“Tayiγamud”。“Tayiγamud”正字作“Tayiγamad”，系蒙古族古代姓氏，據說意為專門養馴“Tayiγ-a”犬者，漢姓由“狗”而姓“顧”、“高”。烏珠穆沁有此姓。“Tayiγ-a”，意為長毛細狗（獵犬）。“Tayiγam”又即“aduγuči”，意為牧馬群人。“Tayiγamad”是“Tayiγam”的複數形式。還有人稱：“Tayiγam”系看守旗境邊界的官吏，以此溯源，當系以祖先的職業為姓。
8.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臺閣牧鎮什報氣村 ᠰᠢᠪᠠᠭᠣᠴᠢ
什報氣村，《呼市地名志》第182頁還原為“Šibaγuči”，稱：意為“馴養獵鷹”。該村曾有馴養獵鷹的獵人，故而得名。
案：此還原當正確，解釋不夠恰當。“Šibaγuči”之詞根“Šibaγu”，意為“鳥”；詞尾之“či”（ 或“čin”），是構詞附加成分，加在名詞後可構成從事該事物的人的稱謂。“Šibaγuči”，字面含義為“養鳥人”。早期漢文寫作“昔寶赤”、“失寶赤”等，系成吉思汗所建怯薛之鷹房執役，意為“鷹師”、“養鷹人”。其職掌馴養鷹鶻，為大汗狩獵服務。元朝建立後，皇室成員、駙馬、各投下功臣等都擁有“昔寶赤”。民間的“昔寶赤”，稱打捕鷹房戶或簡稱打捕戶，是元朝諸色戶計之一。元朝敗亡後，“昔寶赤”逐漸演變成為蒙古族姓氏之一。現今主要分佈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鑲白旗，正藍旗、鑲黃旗、太僕寺旗，赤峰市巴林左、右旗、敖漢旗、寧城縣，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等地，所用漢姓有“厙”、“佘”、“鷹”、“龔”、“弓”等。
該什報氣村很可能得名于姓氏或人名。
9. 包頭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鎮毛岱村
毛岱村，《蒙圖1974》作“Moodai”。《內蒙古自治區地名志·包頭市分冊》第361頁、《蒙圖1987》均還原為“Modutai”，意為“有樹”。
案：該地名在土默特地區獨一無二，《彙編》第1冊第133頁第1行作“Moodai”（嘉慶二十四年六月檔），含義不詳。蒙古人中有此姓氏，在現今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等地。據說系衛拉特蒙古的一支，是以祖先的名號為姓。
從以上實例可以看出，蒙古語地名的含義、來歷等極其複雜，倘若沒有一定的文獻依據和多方位地研究思考，僅靠對音、猜測是難以真實還原的。我們的蒙文地圖和地名志中存在著大量的錯誤，需要地名工作者、學者和地名愛好者們紮實地努力，科學而持久地研究，才能獲得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成績，才能真正挖掘和傳承蘊含在蒙古語地名中的歷史與文化的瑰寶。
劉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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