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一度在中國足球聯賽中並不鮮見。“逐利”是資本的天性，彼時的中國足球顯然難以得到資本的青睞，直到國家針對足球界開展“反賭打黑”之後，在低谷中沉澱了幾年的中國足球環境才有所改觀，再加上政策的傾斜，讓更多的社會資本流入足球行業。雖然這種大投入引起了廣泛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之前部分俱樂部存在的欠薪的問題有了極大的改善。
可是，在足協公佈“四大帽”以及明年中超聯賽的其他政策的同時，又曝出雲南麗江、遼寧宏運等幾支低級別聯賽球隊欠薪的新聞。頂級聯賽的鉅額投入需要足協出臺強制性政策來“去泡沫”，低級別聯賽裡又集中出現了俱樂部無力支付薪水這種事件，從這種巨大的反差中可以看出，中國足球需要整改、整治、整頓的東西還有很多。
欠薪的主要原因在於，國內球隊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經濟主體地位。
中國球隊目前的普遍情況是，足球俱樂部雖然具備獨立的法人資格，是投資人旗下的子公司，但很多球隊並沒有自己的董事會，高級管理人員也是投資人直接任命委派，實際上與投資人設立的分公司或者事業部門無異。一旦投資人自身出現問題，球隊的運營也要隨之出問題，如果投資人撤資的話，經營管理人員也會隨之離開，只剩下球隊獨自在社會上苦苦尋找金主救命。
更為極端的情況是，有的投資人不僅掏不出錢來投資球隊，反而還要依靠球隊賣血來給自己補窟窿。比如遼寧宏運，2016年冬窗賣掉張鷺和丁海峰，2017年冬窗賣掉孫世林、楊善平等主力，根據《轉會市場》公佈的數據，遼足在這兩年分別賺到了1690萬和2000多萬歐元，但用於補強陣容的金額只有50萬歐元，至於中間的巨大差額到底去了哪裡，外人很難得知，但想想遼足的戰績，恐怕也不難猜到。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英超聯賽。目前，英超20家球隊都是上市公司，可以在資本市場上直接募集資金，而英國對資本市場嚴密的監管、透明度極高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完備的法律體系吸引了很多境外投資者前來投資，再加上高度的股權流動性讓英超球隊在解決資金問題時變得很容易。而中超球隊中，除了廣州恆大在“新三板”上市以外，其餘球隊均未上市。
兩種模式的區別就在於，中超球隊想要花錢添置人手或者設備，只能找投資人要，一旦投資人手頭緊便只能勒緊腰帶過日子，甚至連薪水都無法正常支付，有時還得自己賣血反哺投資人。而英超球隊則不是這樣，他們都是股份制公司，本身具備完善的經營管理架構，可以直接在資本市場上融募資金，投資人投入的資金能夠直接用來購買設備、修繕球場等等。而且球隊在轉會市場上的收入，投資人不能直接侵佔，只能等到董事會作出分紅決議之後方可獲得收益。這種體系，既能保證及時、充足的資金來源，又能分散股權結構、保證球隊的專業運作，有力保障了球隊以及整個聯賽的健康發展。
西甲球隊也曾“仰人鼻息”，後果就是因為欠薪險些陷入停擺。
英超的模式很好，不會出現欠薪的情況，他們的做法以及機制值得學習。但學習歸學習，絕不能照搬。明眼人能看出來，上文所說的英超運營模式，實際上說的是英國的經濟和法律體系，與足球沒有太大關係。英國人的商業體系，發端於大航海時代，幾百年內，經歷了無數的商業風雨、時代變革，甚至戰爭的洗禮，才發展成如今這種成熟的體系。雖然其成功的精髓早已不是秘密，但要想達到這種高度，必須經歷時間沉澱，就像給筆者一張火箭設計圖紙，但筆者卻造不出火箭的道理一樣。
所以，學習先進經驗可以，但首先得看自身的基礎夠不夠，如果沒有穩定的基礎就強行照搬複製，很可能會走到邪路上去，這方面西甲就曾經有過教訓。西班牙和葡萄牙乃是大航海時代的先驅，最狂的時候兩國還曾協議平分地球，之後他們的霸主地位先後被荷蘭和英格蘭這兩個後起之秀取代，主要原因就是荷蘭和英國分別建立了第一個股票交易市場和第一家現代商業銀行，並建立起一整套現代商業體系。可見在做買賣這件事上，熱情奔放的西班牙人與英國人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在聯賽經營上也是如此。
作為最早實現“管辦分離”的聯賽，西甲並沒有將這種體制的優勢發揮出來，關鍵原因就在於西班牙的法律體系沒能維護好國內的投資環境。上世紀90年代初，西甲聯盟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股份制改革，應該說這次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因為之前的會員制存在明顯缺陷，那就是身處商業發達、人口密集地區的球隊往往能夠獲得更多的會員，財政方面自然也能獲得不小的優勢，這種制度會不斷加大球隊之間的貧富差距。
但在改革過程中，由於法律的不完善，出現了一些球隊高管中飽私囊的情況。比如時任馬競主席希爾，將95%的俱樂部股權劃歸自己和副主席雷佐利所有，這種公然侵吞財產的行為，居然長時間沒有受到追究。希爾這種情況在當時不在少數，塞維利亞前主席德爾尼多、皇家社會前主席兼西甲聯盟主席阿斯蒂亞薩蘭，都曾有過類似的行為。
2004年9月開始執行的西班牙新破產法也能看出這個國家的法制環境。新破產法允許破產企業在申請破產保護之後重新規劃支付方案。也就是說，在這一制度的保障之下，企業有機會賴掉原本應當償還的債務，然後在結束破產保護之後重新經營。拉斯帕爾馬斯就曾經利用了這個漏洞，這傢俱樂部在拖欠了球員、教練5個月的工資後，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後將球員和教練全部趕走，又買來一套全新的陣容完成升級。
（圖)普約爾與卡西出席2011年西甲勞資談判
西甲混亂的經營，在2011-12賽季開始前達到頂峰，聯賽差點兒陷入停擺。好在隨後歐足聯執行的《財政公平法案》以及特瓦斯上臺後的一系列改革，讓西甲的經營逐步進入正軌，本賽季終於有了點兒“群雄並起”的意思。西甲的教訓，既有本國法律漏洞的原因，也同時從側面說明，球隊任何時候都不能喪失經營主體地位，一旦成為資本的附庸，很容易成為任由資本宰割的魚肉。
德甲在上世紀末實行“管辦分離”時，便充分借鑑了英超的經驗，也吸取了西甲的教訓。德甲施行的“50+1”政策，便是在保護球隊的主體地位。德甲聯盟歡迎投資，也樂得見到投資人通過足球獲利，但前提是俱樂部必須擁有更多的表決權，絕不允許商業資本傷害足球運動。所以上世紀末德國足球陷入低谷之後，僅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便又實現了人才井噴，重返世界一流行列。
足球行業不賺錢？只能成為資本附庸？並非如此。
有朋友認為，足球俱樂部也想成為真正的經濟主體，也想自己說了算。但足球這個行業本身不賺錢，沒有利潤的吸引，也就只能成為資本的附庸，成為企業家的廣告工具，尤其是關注度較低的低級別聯賽球隊更是如此。其實足球並非不賺錢的行業，足球俱樂部想要生存也不是隻有仰人鼻息這一條路，關鍵要看怎樣去經營。這一點，今年剛殺入英乙的特蘭米爾流浪者隊或許能給出很多可供借鑑的做法。
(圖)特蘭米爾流浪者隊主場
特蘭米爾流浪者隊位於默西賽德郡的伯肯赫德，隔壁就是埃弗頓、利物浦，曼徹斯特距離他們也就一個小時的車程。對於一家小球會來說，這種生存環境堪稱惡劣，但特蘭米爾近3年仍然能夠保持穩定增長的上座率，年營業額甚至達到700萬英鎊以上，這個數字比很多英甲球隊都要多。
能取得這個業績，離不開俱樂部主席馬克-帕里奧斯的成功經營。馬克是一名註冊會計師，也是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高級合夥人，2003年，擔任英足總首席執行官的馬克運用自己超強的業務能力，幫助英足總渡過了財政危機。但第二年馬克被捲入英格蘭主帥埃裡克森生活作風問題的旋渦之中，為保護自己的孩子不受影響，馬克拒絕了英足總高層的挽留而宣佈辭職。
(圖)馬克-帕里奧斯
之後馬克一直擔任解說嘉賓，或許是厭倦了大城市的生活，2014年，馬克與其夫人收購了自己曾經效力過的特蘭米爾流浪者隊。以前馬克面對的是倫敦乃至全世界的經營，而如今面對的則是伯肯赫德居民，巨大的反差並沒有影響馬克施展才華。成為俱樂部主席之後，馬克立即從“紮根本地、深耕社區”著手，改善球隊的經營狀況。
一是變不利為有利，利用球隊在青訓方面的聲譽，招募一些在利物浦、埃弗頓等青訓營中被淘汰下來的球員，增強球隊實力；二是刻意改良比賽日餐飲服務的質量，每個主場比賽，特蘭米爾都能賣出更多的炸魚薯條和啤酒；三是培養球隊死忠，他們針對當地兒童制定了一套十分慷慨的政策，只需一瓶可樂的價格，小孩子們便能進場觀戰，還推出了12歲以下兒童季票，價格只有成人的十分之一；四是積極回饋社會，球隊購買新的訓練基地之後，將球場定期向當地居民低價開放，並積極為當地的殘障人士提供運動的機會。
(圖)特蘭米爾流浪者死忠
這一套組合拳下來，大大提高了球隊黏性，越來越多的當地居民成為了特蘭米爾的球迷，球隊在聖誕節舉辦的聖誕狂歡派對，從一開始的冷冷清清已經發展到如今的上千人規模。支持者數量的增長，也就意味著收入的增長，尤其是特蘭米爾反饋社會的措施引起了當地政府的注意，當地政府主動與球隊合作，由特蘭米爾俱樂部為居民提供免費培訓等服務，再由當地政府向俱樂部支付費用，這對於球隊來說，又是一筆不菲的收入。
馬克-帕里奧斯上任不久，就讓俱樂部的財政達到收支平衡，用他的話說，一支足球隊不能僅僅依靠週末的比賽結果來生存。足球場上總是有高有低，一旦成績下降，球迷就不會再來到球場看球，收入也會下降，這樣的商業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欠薪球隊想要擺脫困局，要靠外力，更要靠自己。
馬克的這番話，以及他在特蘭米爾採取的措施，正是雲南飛虎、遼寧宏運等球隊解決困局的方向所在。在雲南飛虎球員的公開信中，曾經提過希望政府部門幫助，而宏運集團撤資之後，遼足應該也是由遼寧省體育局接管。短期內，政府出手挽救幾乎是唯一的措施，可是，挽救職業球隊並非政府的義務，財政資金也不是隨便就能撥付。想要得到財政資金的支援，球隊必須得拿出誠意，讓政府看到他們能為社會做出貢獻才行。
怎麼貢獻？就像特蘭米爾那樣，向當地居民定期低價開放訓練基地以及訓練器材，給當地居民提供體育鍛煉的機會，差價部分由政府補貼；球隊的教練、球員定期進校園，為當地的中小學生進行免費足球培訓，並挑選出一些好苗子，由梯隊提供免費培訓，至於培訓費，自然也是由政府支付；學習廣州富力的經驗，利用場地資源，與政府部門合作舉辦業餘比賽以及中小學生足球聯賽等等，球隊通過場地租賃、賽事組織等等又能從政府那裡獲得一筆收入……總而言之就是要展現出能夠反饋社會、創造價值的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政府的扶持，並吸引更多的投資，徹底扭轉球隊財務的窘境。
當然，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挺難，還是本文開篇討論的問題，球隊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缺乏專業的經營管理人員來操持。這個時候，就需要足協出面了，對待這種情況，足協不能只用“取消比賽資格”這種懲罰性的措施，更要幫助球隊度過難關。
比如針對球隊缺乏經營管理人員的狀況，足協可以招募專業的管理人員去援助球隊，負責與當地政府協調，共同擬定各個事項的章程，幫助球隊儘快度過難關，迎來新的股東注資。如果這件事情能夠妥善解決，球隊在反饋社會的過程中，必將得到當地群眾的支持，順利實現“本土化”、“地方化”。這也給足協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模式，畢竟推進職業球隊本土化，只靠強制改球隊名稱是不夠的。
這些措施其實不只適用於解決困局的低級別聯賽球隊，中超球隊同樣適用。足球絕非只是燒錢的產業，它同樣能夠依靠自身實現盈利，球隊想要生存也不是隻有成為某企業、某老闆的私人球隊這一條路。紮根本地、融入本地也是非常好的生存模式，如果未來中國能有更多的球隊主動融入當地社會，讓群眾參與其中的話，比中國足球再進一次世界盃更能激發群眾的足球熱情，那時，中國足球的根基才能穩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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