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4年第7期，作者傅國湧。
基礎教育決定一個國家的文明水準
教育是什麼？在今天一般人眼中，“教育”更多地被理解成了“教”，而抽掉了“育”。“育”是什麼？孕育、哺育、涵育、養育……都跟生命有關。如果把“育”當成“教育”的重心，我們就可以想到，“教育”從來不指向一個結果，“教育”是一個過程，一個生命展開的過程，如同從一粒種子長成參天大樹。當我們理解“教育”這個詞時，若只把重心放在前一個字，那是注重結果的教育；事實上，教育不只是朝著結果，而是永遠面向未來。
我國現在正處於一個巨大的轉型期當中，這次轉型將以什麼方式展開，從根本的意義上說，是與教育息息相關的。一個國家的教育能達到怎樣的程度，這個國家的文明就是一個怎樣的狀態。或者說，普通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中學、小學是什麼樣的水準，這個國家就是什麼樣的水準。19世紀時德國打敗了法國，有人說過這麼一句話：“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小學老師的講臺上就決定了。”一百多年後，有中國學者來到德國的一個邊陲小鎮，看到19世紀的德國教學掛圖是一幅世界地圖——當時的德國小學生就已知道萬里長城什麼樣，知道世界七大洲與基本的科學常識。此外，當時的化學、物理和生物實驗室也完整地保存了下來——這些都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當時所達到的文明程度。
回望民國教育，我們常常把過多的目光集中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這些頂尖的大學，我們會特別嚮往、羨慕那些學術大師們，嚮往那個時代學術自由的空氣。我剛開始關注民國曆史時，同樣把目光集中在大學，因為我認為，只有大學才能決定一個民族的文明高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發現：比大學更重要的是中學，比中學更重要的是小學。我想起一百多年前蔡元培當中華民國教育總長時，和教育次長範源濂的一番爭論。範源濂說，小學最重要，如果沒有好的小學，就不會有好的中學；沒有好的中學，就沒有好的大學。蔡元培的意見恰好相反，認為沒有好的大學，中學的師資從哪裡來？沒有好的中學，小學的師資從哪裡來？因此要先辦好大學。這也許可以看成是一個循環的問題，但若以今日的眼光看，“小學比大學更重要”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學教育，但幾乎所有人都要接受小學教育。我曾說過一句話：小學課本，尤其是小學語文課本，代表著一個民族文明的“底線”。什麼是“底線”？如果說我們的文明高度是由最頂尖的知識分子決定的，那麼在“底線”的意義上，一個民族的整體文明水準則是由所有的中國人決定的。
在中國，從孔夫子以降的教育模式實際上是較為單一的，這種經典教育只提供一個維度的教育。不是說這種教育不好，它也有其優越性，也包含了人類教育中的重要環節：人文教育、四書五經、經典閱讀，加上詩詞歌賦等，讓人從小就受到倫理的、審美的薰陶。但直到1905年廢除科舉制前，幾千年來中國只是在原地踏步，這種教育模式已跟不上世界的步伐。當時整個世界的教育潮流，正是我們今天普遍接受的歐美教育，這套方法是從古希臘發源的，它的核心是“科學教育”，但也不排斥以文史哲為核心的人文教育，同時還加上公民教育。所以，我理解的現代教育實際上由三大板塊組成：人文教育、科學教育和公民教育。
但在我們的當代教育中，其實只剩下了單一的科學教育，既沒有古老的——有2000年傳統的人文教育，也沒有曾在民國有過幾十年曆史的——公民教育。我們只有從西方傳過來，又根據自己意識形態需要改造過的科學教育，所以我們常會覺得我們的教育在追求“快”，因為“科學”是講究效率的，人文教育是“慢”的，是講“生命”的。
這就回到教育的核心：什麼是教育？教育的最終價值是什麼？我粗淺的理解是，我們的教育提供的應該是常人教育、常態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態教育。學校只擔負一個使命：培養普通人，不擔負培養天才、超人、文學家、藝術家的責任。弗洛依德、愛因斯坦、貝多芬、莫扎特……是學校“教”出來的嗎？他們本身就天賦異能，天才在任何環境下都可能通過自己的方式脫穎而出——當然，學校會給他提供一些契機。愛因斯坦也需要讀大學，但他直到大學畢業，物理學成績並不特別出色，但這並不影響他成為偉大的物理學家。
學校要讓一個普通人成為精神上健全的人，成為文明社會中的正常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學校教育就應該以人為本，而且應該以普通人為本，尤其是對基礎教育而言。學校教育提供的應是一條“中間線”的教育，它不是按照高智商的人的標準設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設立的，所以“快樂”應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它應該成為學生——同時更重要的是——成為老師快樂的過程。但今天恰恰相反，老師不快樂，學生更不快樂。過去關於教育主體的討論有很多分歧，我認為其實老師和學生都是教育的主體。如果老師不快樂，教育過程的展開就會帶上很多陰影。所以我想到一個詞：尊嚴。何為師道尊嚴？如果一個時代的老師，尤其是基礎教育的老師，在社會上的地位不高，不能受到社會充分的尊重，這個時代的教育，哪怕它出了很多高分的學生，也是失敗的。
教育的獨立性與“人的教育”
回顧民國教育，我們知道那時有戰亂，有動盪，但它的教育是相對成功的，因為那個時代的教師和學校均得到了尊重。那時的大部分學校（不能說全部）都是由教育家來辦的，而不是由行政人員來辦的。北大校長和教育部長的位置是可以互換的，蔣夢麟當過教育部長，也多次當過北大校長，但他不認為當了部長再當校長有什麼不好；蔡元培也當過教育總長，然後再去當北大校長。他們並不覺得從部長到校長有巨大的落差，反而覺得北大校長這個位置可能更體面。北大校長一職，在他們心目中不僅是一個行政職務，更是一位教育家所擔負的崗位。
張伯苓，大家都知道他是南開大學的校長，但我更願意說他是南開中學的校長。事實上，張伯苓辦得最成功的學校可能不是天津的南開學校，而是抗戰烽火中的重慶南開中學。林礪儒，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長，後來北京師範大學的校長，1949年以後成為教育部副部長。我倒覺得他不應該去做副部長，最適合他的崗位是校長。經亨頤，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校長，創辦過春暉中學，還有趙君達、高鳳山、周厚樞……後面這幾個人現在已淡出人們的記憶了，但在學生眼中他們都曾是耀眼的明星，正是在他們手裡，天津耀華中學、北京匯文中學、揚州中學，都成了當時中國最好的中學。民國時，這樣的人物幾乎遍及各地，正是這些大大小小的教育家們辦出了一批極具魅力、很有影響的中小學，這批中小學恰恰代表了一個民族精神的高度。
挖掘民國教育的史料時，我特別想到幾點。第一，那時，教育的每一個階段都是自成體系、自成脈絡的，具有獨立的價值和地位，小學就是小學，中學就是中學。一個人可以終身做小學老師來作為理想追求，並盡最大可能把這一角色扮演得盡善盡美；一個人也可以把中學作為終身事業來追求，而不僅僅作為一個職業來看待。整個國家、整個社會也是如此看的。但在今天，中小學在現有的教育體系中地位並不高，今天教育體系的設置是按照升學的體制來的——小學是為了升初中而存在的，初中是為了升高中而存在的，高中是為了升大學而存在的。中小學並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它只是這個升學流水線上的環節。決定一位老師、一位校長、一所學校地位的是看你為更高一級的學校輸送了多少高分的學生。
民國時代也有高考，或是一所大學單獨招生，或是聯合招生，但並不影響小學、初中、高中自成體系。如果教育的每個階段的獨立性不解決，每個人都會“累死”在這條跑道上。從小學一直“跑”到高中，所有的目標都特別明確，每個老師和學生都為此而著急，這樣就把教育過程中的樂趣，那些美好的東西全都消解掉了。要還原教育本身，其實就是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獲得精神上的最大快樂，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提倡“慢”，“慢”下來才能享受這個過程。
我們今天看民國教育，會有很多“看點”。剛才講的是其中一個：教育的獨立性，另一個是：它是人的教育。金嶽霖的弟子殷海光，是一位在臺灣影響非常大的知識分子，我到臺灣參觀他的故居，進去看到第一條他手寫的格言是：“自由的倫理基礎有而且只有一個：把人當人。”我想把這句話借用過來：教育的倫理基礎是什麼？就是“把人當人”。
“把人當人”，不是說我們的教育現在不把人當人，而是說我們更多的把人當成了工具——學校要求學生在考試中勝出，要他成為考試的機器，整個教育設計的目的是為了考試而存在的，而不是為了教他成為一個人而存在的。2006年華東師大心理學系作了一項調查，接受調查的1300多人中，竟有70%以上的人把“考上大學”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為什麼？因為在整個學生時代，他們一直在不斷奔跑，好不容易到達一個點，終於可以歇下來了，於是這個點就成了他的終極目的。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前所述，教育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它永遠朝向未來，它只是一個過程，沒有結果，更沒有終點。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們一方面享受著人類高科技帶來的一切先進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們發現自己正越來越往下“沉淪”。教育從誕生之日起——西方的（古）希臘時代，我國的諸子百家、孔夫子時代，它的目的只有一個：提升人類。教育是與本能為敵的，教育是要把人變成一個有能力駕馭自己本能、超越自己本能的高級族類。但現在你到街上一看，滿大街的廣告及各種娛樂活動等，都是把人放回本能的狀態，它們基本是迎合人的本能需要產生的，而不是讓你高於自己的本能，這是社會的一個大問題。孔夫子以來的教育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將人類一代一代積累的最好的文明成果告訴你，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更加靠近文明，但今天看來，我們未必是在往這個方向走。
經濟學喜歡講一個詞，叫“路徑依賴”，教育也要講“路徑依賴”。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多地強調外面的資源、橫向的資源，而往往會忽略本土的資源、縱向的資源——往前追溯。往前追溯我們有兩大傳統，一是孔夫子以來的人文教育，二是晚清以來的新式教育傳統。從“路徑依賴”來說，我們在借鑑外在資源時，不容易很快轉化成自己內在的生命力量；往往只有本土資源更有可能轉化成內在的動力——當我們回望民國時，從晚清到民國的半個世紀中，我們的前人立下了一些規範，創造了一些可以讓今天重新接上的傳統。
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曾經的中國船王，他說他自己是教育家更多於實業家。他曾辦過學校，做過民眾通俗教育館館長，更重要的是他在重慶的北碚搞鄉村建設，把教育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當地作出了很大成績。北碚的牆上刷著標語：“忠實的做事，誠懇的對人。”這十個字很簡單，也很樸實，但恰恰包含了教育的真諦。那時很多中小學的校訓中都會看見這兩個字，一是“誠”，一是“實”，我們最缺的可能也正是這兩個字，而浮躁、華麗的東西卻太多了。
民國教育的幾組關鍵詞
我給那個時代的教育總結出幾組關鍵詞，首先是：視野、知識、方法。
北大經濟學教授厲以寧每次給新生上第一堂課都會問一個問題：你到北大來是要學什麼？很多人說，我是來學知識的，他說不對；也有人說是來學方法的，他也說不對。沒有學生能答對，他說：你是來開闊視野的。教育首先給學生提供的應是文明的視野，讓他看到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看到古往今來人類走過了一條怎樣的道路，讓他打開視野，認識這個世界、這個時代，這才是首要的目標，其次才是知識和方法。
如今的人們喜歡說：在谷歌時代，什麼樣的學問似乎都變得不太重要了，因為在網上一搜索關鍵詞，會出現一大串答案。但那只是現成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判斷”的能力。如今獲得知識的途徑已非常豐富，“獲取”已不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困難的是你怎麼去看待、判斷這些知識，並形成自己獨立的見解。古希臘有句名言：“認識你自己！”教育最重要的途徑，便是讓人認識自己：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將往哪裡去。只有這樣，個體才會獲得精神上的自由，才會覺得自己是活得有自信、有尊嚴的。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民國時代的學校基本上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有大量的時間讓老師和學生自己去讀書、去領悟和思考問題，學校裡有各種社團，有很多讓學生去從事文化或其他活動的空間。如果學校教育在時間、空間上把老師和學生佔得太滿，留下給他們真正裝備自己、提升自己的餘地就所剩無幾了。
下一組關鍵詞是：興趣、健康、能力。
如果一所學校能在教育的過程中讓學生髮現自己興趣所在，也讓老師有機會把自己的興趣轉化成動力，這樣的教育才有可能變得豐富、健康，也才能把每個人不同的潛能挖掘出來。在某些領域做出重大成就的人，後來在回憶自己的中小學時，幾乎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及在某個階段遇到的某位老師，這位老師激發了他某個方面的潛能，讓他奠定了今後發展的方向。中科院院士施雅風是中國冰川學的開創者，他的啟蒙是在初中完成的，他當時就決定要報考大學的地理學專業，後來考取了浙大。著名植物學家吳徵鎰，還在揚州中學讀書時就發現自己在植物學方面的天分，繼而不斷在這條道路上有所追求。科學史家、《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者許良英，後來之所以會去研究愛因斯坦，也起源於少年時代的一個偶然機會。他讀到愛因斯坦的著作《我的世界觀》，一心想成為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物理學家。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大家都很熟悉的金庸，香港《明報》創始人，當然也是武俠小說的一代大家。他人生的根基不是由大學決定的，而更多地取決於小學和中學。他在小學時代遇到一位語文老師（也是班主任）叫陳未冬，那位老師發現他的作文特別好，五年級時班級創辦了一本班刊《喔喔啼》。金庸從中學時代就給報紙投稿，並發表了三篇作文，這三篇作文我都在檔案館裡找出來了，寫得相當好。如果我們將他後來的武俠小說和他中小學時的作文聯繫到一起，也許會驀然發現，每個人的人生在他的少年時代已經奠定了——少年時代的那條線索是直接指向一個人的未來的。我常常想到，人在成年以後，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並非課堂裡面學到的東西的競爭，不是在作業裡、考試裡的競爭，最多的競爭是在原先“無用”的地方、“無意”的地方。但我們今天教育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過於追求“有用”，也太過追求“有意”“刻意”。我們把這些看得太重了——而對“無用”非常排斥，對“無意”“不經意”看得很輕。
著名律師張思之，他為什麼能成為律師界的泰山北斗？專業好，有道義，有勇氣，這些都對，但法律學得好、辯護辯得好的大有人在，有勇氣的人也不是隻有他。我破譯他的精神密碼，之所以區別於同時代甚至比他晚一輩的律師，最大的不同在於他身上有一些別人不具備的東西——人文性。專業性、公共性是共通的，人文性別人可能也有，但絕沒有他這麼強烈。他是1927年出生的人，我在編《過去的中學》時請他寫過一篇回憶文章，給他印象最深的竟是一堂課，這讓我大為驚訝。張老回憶在抗戰中的重慶讀高中，有一位老師姓傅，本是東北大學的教授，因為戰爭的緣故流亡到那裡做了中學老師。他記得那是一堂講李清照的詞《聲聲慢》的課，老師僅就“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的疊詞，就講足了一節課！少年的他沒想到漢語竟有這樣打動人心的力量，這堂高一的國文課印刻在他心中一輩子。他的專業和古典文學沒有關係，但2005年夏我去北京看他時，他在一家酒店的大堂等我，當時他帶了一本書在看，我突然明白了他一生區別於其他同行的奧秘——那本書是《元曲選》。我明白了高中那堂課給了他一輩子——不是專業，而是精神上的滋養。所以，他一方面可以站在法庭上辯論，另一方面他在辯詞中追求漢語的美感。你可以說一位律師與元曲、宋詞有什麼關係，但正是這些才是留在他生命裡最深層的東西，一輩子都抹不掉。
一個人在成長階段，這種美育的東西，更容易成為他生命內在的東西，從中可能轉化出一生的資源。你不知道李白、曹雪芹，不知道屈原、杜甫，不知道魯迅、胡適，你就沒有辦法讓自己在文化上變成一箇中國人——你只能是物質上的中國人。如同我們到了美國，我們就不能成為一個美國人，因為我們不是在惠特曼的詩歌、海明威的小說哺育下成長的。我曾經想，一箇中國人在這個時代生活，在精神上需要兩個證件，一是中國文化的身份證——這是指你身上中國文化的元素，另一個就是全球普世文化的護照，有了這兩個證件你才可以說基本上是一個現代人，大致上可以跟這個時代構成一個對應的關係。如果這些都沒有，那你雖然活在這個時代，但實際上離這個時代還是很遠的。
從這些方面來看，我覺得民國的教育是成功的。一個時代不能因為它是亂世，就說它是失敗的。諸子百家沒有產生在秦始皇大一統的中國，而產生在春秋戰國時代。民國，是中國的亂世，但在教育上走出了一條真正融合中西的道路，將世界上美好的東西本土化，讓我們在這塊土地上不僅享受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同時享受來自全球的優質資源，這就是民國時代曾經做到的。
最後一組關鍵詞是：個性、氣質、精神。這些詞，看上去都是虛詞，但恰恰是這些詞才是“把人當人”的根基。如果在這些方面沒有展開，在教育中沒能塑造人的個性，也不能讓人的氣質得到展現，更不能培養學生健全的精神，這種教育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今天，我們小學階段的教育有可能做得更好，中學可能難度更大。畢竟小學還能給小學生做一些“無用的”事情。在這方面我有一些個人的體驗，我覺得在我成人後，學生時代所學過的東西基本上都用不著，可以說90%沒有用上。但自小學以來，我讀的那些課外書基本上都有用。這個“有用”不是說直接拿來的那個“用”，而是它總在你寫某一本書，或某一篇文章時，那條神秘的線索會被激活；這種說不清道不明卻又真實存在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很難用一種物質的、可以量化的方式去表達。
《聖經》裡有一句話：“你必點燃我的燈。”教育就是要點燃“學生”那盞燈。做了幾十年的教師，哪怕有一個學生的燈被你點燃，也是足以驕傲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者其實就是“燃燈者”，他的偉大工作就是擦亮火柴。誠如愛因斯坦所說，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專業教育可以讓人成為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和諧、發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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