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作者傅国涌。
基础教育决定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
教育是什么？在今天一般人眼中，“教育”更多地被理解成了“教”，而抽掉了“育”。“育”是什么？孕育、哺育、涵育、养育……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把“育”当成“教育”的重心，我们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不指向一个结果，“教育”是一个过程，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如同从一粒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当我们理解“教育”这个词时，若只把重心放在前一个字，那是注重结果的教育；事实上，教育不只是朝着结果，而是永远面向未来。
我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期当中，这次转型将以什么方式展开，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与教育息息相关的。一个国家的教育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这个国家的文明就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或者说，普通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学、小学是什么样的水准，这个国家就是什么样的水准。19世纪时德国打败了法国，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一百多年后，有中国学者来到德国的一个边陲小镇，看到19世纪的德国教学挂图是一幅世界地图——当时的德国小学生就已知道万里长城什么样，知道世界七大洲与基本的科学常识。此外，当时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实验室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些都代表了德意志民族当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回望民国教育，我们常常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这些顶尖的大学，我们会特别向往、羡慕那些学术大师们，向往那个时代学术自由的空气。我刚开始关注民国历史时，同样把目光集中在大学，因为我认为，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我想起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当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和教育次长范源濂的一番争论。范源濂说，小学最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蔡元培的意见恰好相反，认为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从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但若以今日的眼光看，“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但几乎所有人都要接受小学教育。我曾说过一句话：小学课本，尤其是小学语文课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什么是“底线”？如果说我们的文明高度是由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决定的，那么在“底线”的意义上，一个民族的整体文明水准则是由所有的中国人决定的。
在中国，从孔夫子以降的教育模式实际上是较为单一的，这种经典教育只提供一个维度的教育。不是说这种教育不好，它也有其优越性，也包含了人类教育中的重要环节：人文教育、四书五经、经典阅读，加上诗词歌赋等，让人从小就受到伦理的、审美的熏陶。但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前，几千年来中国只是在原地踏步，这种教育模式已跟不上世界的步伐。当时整个世界的教育潮流，正是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欧美教育，这套方法是从古希腊发源的，它的核心是“科学教育”，但也不排斥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同时还加上公民教育。所以，我理解的现代教育实际上由三大板块组成：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
但在我们的当代教育中，其实只剩下了单一的科学教育，既没有古老的——有2000年传统的人文教育，也没有曾在民国有过几十年历史的——公民教育。我们只有从西方传过来，又根据自己意识形态需要改造过的科学教育，所以我们常会觉得我们的教育在追求“快”，因为“科学”是讲究效率的，人文教育是“慢”的，是讲“生命”的。
这就回到教育的核心：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什么？我粗浅的理解是，我们的教育提供的应该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文学家、艺术家的责任。弗洛依德、爱因斯坦、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教”出来的吗？他们本身就天赋异能，天才在任何环境下都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当然，学校会给他提供一些契机。爱因斯坦也需要读大学，但他直到大学毕业，物理学成绩并不特别出色，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
学校要让一个普通人成为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中的正常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就应该以人为本，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尤其是对基础教育而言。学校教育提供的应是一条“中间线”的教育，它不是按照高智商的人的标准设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设立的，所以“快乐”应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但今天恰恰相反，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过去关于教育主体的讨论有很多分歧，我认为其实老师和学生都是教育的主体。如果老师不快乐，教育过程的展开就会带上很多阴影。所以我想到一个词：尊严。何为师道尊严？如果一个时代的老师，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不能受到社会充分的尊重，这个时代的教育，哪怕它出了很多高分的学生，也是失败的。
教育的独立性与“人的教育”
回顾民国教育，我们知道那时有战乱，有动荡，但它的教育是相对成功的，因为那个时代的教师和学校均得到了尊重。那时的大部分学校（不能说全部）都是由教育家来办的，而不是由行政人员来办的。北大校长和教育部长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蒋梦麟当过教育部长，也多次当过北大校长，但他不认为当了部长再当校长有什么不好；蔡元培也当过教育总长，然后再去当北大校长。他们并不觉得从部长到校长有巨大的落差，反而觉得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可能更体面。北大校长一职，在他们心目中不仅是一个行政职务，更是一位教育家所担负的岗位。
张伯苓，大家都知道他是南开大学的校长，但我更愿意说他是南开中学的校长。事实上，张伯苓办得最成功的学校可能不是天津的南开学校，而是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南开中学。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后来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1949年以后成为教育部副部长。我倒觉得他不应该去做副部长，最适合他的岗位是校长。经亨颐，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创办过春晖中学，还有赵君达、高凤山、周厚枢……后面这几个人现在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了，但在学生眼中他们都曾是耀眼的明星，正是在他们手里，天津耀华中学、北京汇文中学、扬州中学，都成了当时中国最好的中学。民国时，这样的人物几乎遍及各地，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教育家们办出了一批极具魅力、很有影响的中小学，这批中小学恰恰代表了一个民族精神的高度。
挖掘民国教育的史料时，我特别想到几点。第一，那时，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自成体系、自成脉络的，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小学就是小学，中学就是中学。一个人可以终身做小学老师来作为理想追求，并尽最大可能把这一角色扮演得尽善尽美；一个人也可以把中学作为终身事业来追求，而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看的。但在今天，中小学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地位并不高，今天教育体系的设置是按照升学的体制来的——小学是为了升初中而存在的，初中是为了升高中而存在的，高中是为了升大学而存在的。中小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它只是这个升学流水线上的环节。决定一位老师、一位校长、一所学校地位的是看你为更高一级的学校输送了多少高分的学生。
民国时代也有高考，或是一所大学单独招生，或是联合招生，但并不影响小学、初中、高中自成体系。如果教育的每个阶段的独立性不解决，每个人都会“累死”在这条跑道上。从小学一直“跑”到高中，所有的目标都特别明确，每个老师和学生都为此而着急，这样就把教育过程中的乐趣，那些美好的东西全都消解掉了。要还原教育本身，其实就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最大快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慢”，“慢”下来才能享受这个过程。
我们今天看民国教育，会有很多“看点”。刚才讲的是其中一个：教育的独立性，另一个是：它是人的教育。金岳霖的弟子殷海光，是一位在台湾影响非常大的知识分子，我到台湾参观他的故居，进去看到第一条他手写的格言是：“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我想把这句话借用过来：教育的伦理基础是什么？就是“把人当人”。
“把人当人”，不是说我们的教育现在不把人当人，而是说我们更多的把人当成了工具——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整个教育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教他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2006年华东师大心理学系作了一项调查，接受调查的1300多人中，竟有70%以上的人把“考上大学”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学生时代，他们一直在不断奔跑，好不容易到达一个点，终于可以歇下来了，于是这个点就成了他的终极目的。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前所述，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朝向未来，它只是一个过程，没有结果，更没有终点。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一方面享受着人类高科技带来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自己正越来越往下“沉沦”。教育从诞生之日起——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我国的诸子百家、孔夫子时代，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提升人类。教育是与本能为敌的，教育是要把人变成一个有能力驾驭自己本能、超越自己本能的高级族类。但现在你到街上一看，满大街的广告及各种娱乐活动等，都是把人放回本能的状态，它们基本是迎合人的本能需要产生的，而不是让你高于自己的本能，这是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孔夫子以来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人类一代一代积累的最好的文明成果告诉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更加靠近文明，但今天看来，我们未必是在往这个方向走。
经济学喜欢讲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教育也要讲“路径依赖”。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多地强调外面的资源、横向的资源，而往往会忽略本土的资源、纵向的资源——往前追溯。往前追溯我们有两大传统，一是孔夫子以来的人文教育，二是晚清以来的新式教育传统。从“路径依赖”来说，我们在借鉴外在资源时，不容易很快转化成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往往只有本土资源更有可能转化成内在的动力——当我们回望民国时，从晚清到民国的半个世纪中，我们的前人立下了一些规范，创造了一些可以让今天重新接上的传统。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曾经的中国船王，他说他自己是教育家更多于实业家。他曾办过学校，做过民众通俗教育馆馆长，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庆的北碚搞乡村建设，把教育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当地作出了很大成绩。北碚的墙上刷着标语：“忠实的做事，诚恳的对人。”这十个字很简单，也很朴实，但恰恰包含了教育的真谛。那时很多中小学的校训中都会看见这两个字，一是“诚”，一是“实”，我们最缺的可能也正是这两个字，而浮躁、华丽的东西却太多了。
民国教育的几组关键词
我给那个时代的教育总结出几组关键词，首先是：视野、知识、方法。
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每次给新生上第一堂课都会问一个问题：你到北大来是要学什么？很多人说，我是来学知识的，他说不对；也有人说是来学方法的，他也说不对。没有学生能答对，他说：你是来开阔视野的。教育首先给学生提供的应是文明的视野，让他看到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看到古往今来人类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让他打开视野，认识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才是首要的目标，其次才是知识和方法。
如今的人们喜欢说：在谷歌时代，什么样的学问似乎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因为在网上一搜索关键词，会出现一大串答案。但那只是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判断”的能力。如今获得知识的途径已非常丰富，“获取”已不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你怎么去看待、判断这些知识，并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古希腊有句名言：“认识你自己！”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便是让人认识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往哪里去。只有这样，个体才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才会觉得自己是活得有自信、有尊严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民国时代的学校基本上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有大量的时间让老师和学生自己去读书、去领悟和思考问题，学校里有各种社团，有很多让学生去从事文化或其他活动的空间。如果学校教育在时间、空间上把老师和学生占得太满，留下给他们真正装备自己、提升自己的余地就所剩无几了。
下一组关键词是：兴趣、健康、能力。
如果一所学校能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发现自己兴趣所在，也让老师有机会把自己的兴趣转化成动力，这样的教育才有可能变得丰富、健康，也才能把每个人不同的潜能挖掘出来。在某些领域做出重大成就的人，后来在回忆自己的中小学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及在某个阶段遇到的某位老师，这位老师激发了他某个方面的潜能，让他奠定了今后发展的方向。中科院院士施雅风是中国冰川学的开创者，他的启蒙是在初中完成的，他当时就决定要报考大学的地理学专业，后来考取了浙大。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还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就发现自己在植物学方面的天分，继而不断在这条道路上有所追求。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许良英，后来之所以会去研究爱因斯坦，也起源于少年时代的一个偶然机会。他读到爱因斯坦的著作《我的世界观》，一心想成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大家都很熟悉的金庸，香港《明报》创始人，当然也是武侠小说的一代大家。他人生的根基不是由大学决定的，而更多地取决于小学和中学。他在小学时代遇到一位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叫陈未冬，那位老师发现他的作文特别好，五年级时班级创办了一本班刊《喔喔啼》。金庸从中学时代就给报纸投稿，并发表了三篇作文，这三篇作文我都在档案馆里找出来了，写得相当好。如果我们将他后来的武侠小说和他中小学时的作文联系到一起，也许会蓦然发现，每个人的人生在他的少年时代已经奠定了——少年时代的那条线索是直接指向一个人的未来的。我常常想到，人在成年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并非课堂里面学到的东西的竞争，不是在作业里、考试里的竞争，最多的竞争是在原先“无用”的地方、“无意”的地方。但我们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于追求“有用”，也太过追求“有意”“刻意”。我们把这些看得太重了——而对“无用”非常排斥，对“无意”“不经意”看得很轻。
著名律师张思之，他为什么能成为律师界的泰山北斗？专业好，有道义，有勇气，这些都对，但法律学得好、辩护辩得好的大有人在，有勇气的人也不是只有他。我破译他的精神密码，之所以区别于同时代甚至比他晚一辈的律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身上有一些别人不具备的东西——人文性。专业性、公共性是共通的，人文性别人可能也有，但绝没有他这么强烈。他是1927年出生的人，我在编《过去的中学》时请他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给他印象最深的竟是一堂课，这让我大为惊讶。张老回忆在抗战中的重庆读高中，有一位老师姓傅，本是东北大学的教授，因为战争的缘故流亡到那里做了中学老师。他记得那是一堂讲李清照的词《声声慢》的课，老师仅就“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叠词，就讲足了一节课！少年的他没想到汉语竟有这样打动人心的力量，这堂高一的国文课印刻在他心中一辈子。他的专业和古典文学没有关系，但2005年夏我去北京看他时，他在一家酒店的大堂等我，当时他带了一本书在看，我突然明白了他一生区别于其他同行的奥秘——那本书是《元曲选》。我明白了高中那堂课给了他一辈子——不是专业，而是精神上的滋养。所以，他一方面可以站在法庭上辩论，另一方面他在辩词中追求汉语的美感。你可以说一位律师与元曲、宋词有什么关系，但正是这些才是留在他生命里最深层的东西，一辈子都抹不掉。
一个人在成长阶段，这种美育的东西，更容易成为他生命内在的东西，从中可能转化出一生的资源。你不知道李白、曹雪芹，不知道屈原、杜甫，不知道鲁迅、胡适，你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在文化上变成一个中国人——你只能是物质上的中国人。如同我们到了美国，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美国人，因为我们不是在惠特曼的诗歌、海明威的小说哺育下成长的。我曾经想，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时代生活，在精神上需要两个证件，一是中国文化的身份证——这是指你身上中国文化的元素，另一个就是全球普世文化的护照，有了这两个证件你才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现代人，大致上可以跟这个时代构成一个对应的关系。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你虽然活在这个时代，但实际上离这个时代还是很远的。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觉得民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一个时代不能因为它是乱世，就说它是失败的。诸子百家没有产生在秦始皇大一统的中国，而产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民国，是中国的乱世，但在教育上走出了一条真正融合中西的道路，将世界上美好的东西本土化，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不仅享受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同时享受来自全球的优质资源，这就是民国时代曾经做到的。
最后一组关键词是：个性、气质、精神。这些词，看上去都是虚词，但恰恰是这些词才是“把人当人”的根基。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展开，在教育中没能塑造人的个性，也不能让人的气质得到展现，更不能培养学生健全的精神，这种教育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今天，我们小学阶段的教育有可能做得更好，中学可能难度更大。毕竟小学还能给小学生做一些“无用的”事情。在这方面我有一些个人的体验，我觉得在我成人后，学生时代所学过的东西基本上都用不着，可以说90%没有用上。但自小学以来，我读的那些课外书基本上都有用。这个“有用”不是说直接拿来的那个“用”，而是它总在你写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时，那条神秘的线索会被激活；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真实存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很难用一种物质的、可以量化的方式去表达。
《圣经》里有一句话：“你必点燃我的灯。”教育就是要点燃“学生”那盏灯。做了几十年的教师，哪怕有一个学生的灯被你点燃，也是足以骄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者其实就是“燃灯者”，他的伟大工作就是擦亮火柴。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专业教育可以让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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