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初，住在王曲鎮的張學良突然把中共秘密黨員以秘書身份住在西安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中的劉鼎請去。對他說：“我的日子難過，想了幾天，想把隊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紅軍一起幹。請你向你們黨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報告，我立即派飛機送你到膚施，回來時我到哪裡你就追到哪裡，告訴我結果。”當時張學良準備去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劉鼎愕然，追問之下，張學良說：“我在這裡翻來覆去的考慮了幾天，現在主意打定了。前面是強大的日本鬼子，後面是比蛇還毒的蔣軍，整我、迫害我。我的隊伍裡年輕有為的人不少，但老氣橫秋顧慮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別有用心的、膽怯而危險的傢伙，很難對付，要他們聯共抗日非常困難，和他們糾纏有損無益，好人、壞人混雜，捏不到一起，乾脆撒手。遲分不如早分，早下手為強，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來抗日。我和周先生談過，彼此瞭解，乾脆跟你們合在一起，丟開手幹，大有可為。”
年輕時的劉鼎
據劉鼎追記西安事變的札記上記載，他從蘇區回來後，張學良推心置腹地和他談了許多問題，檢討和總結了東北軍的歷史和張學良坎坷不平的歷史。札記中記載張學良談到“在前線自發停戰的情況下，官兵心情忐忑，面對紅軍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善意合作，而上面卻硬逼著去送死。這是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一個總司令碰到這種事情就不敢強下命令，這可以激起兵變。次於統帥的將領與部下深有同感。因此就不能禁止前線雙方聯歡，對上只能敷衍塞責，實際是頂牛。敷衍一時尚可，頂牛久了不行。迄今‘西北不穩’、‘暗通紅軍’的風聲傳遍全國”。張學良還談到他主動易幟後，備受蔣介石的歧視和排擠。他說：“全國各黨派各部隊，都鬥不過蔣介石，只有共產黨能與之抗衡。從跟著蔣介石‘剿共’的慘痛經驗中，‘攘外必先安內’是禍國殃民的大錯。原來我想力爭蔣介石，抗日不靠他不行，現在我認識到要抗日，收復華北，不能死靠蔣介石了，只能聯合共產黨。”
西安時期的張學良
從劉鼎的記述中不難看出，當時張學良處於上級命令剿共而官兵們不願意剿共的兩難之中，他極度苦悶，經過再三思考，決定與共產黨紅軍合作，聯合抗日。此時張學良的思想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對共產黨紅軍充分信任與認可。
張學良提出聯合紅軍的具體時間在1936年7月。此時他已明確表態希望加入共產黨，在他看來只有聯合共產黨共同抗日，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他在1936年6月22日對長安王曲軍官訓練團全體教職學員的講話中明確表示：“欲擁護統一，也唯有對日抗戰”。
葉劍英
1936年11月底，張學良對紅軍代表葉劍英說：“內戰我是絕對不打了。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苦跌打’……實在不行，我跟你們上山打游擊去。”[4]文中所說的“苦跌打”是法語“政變”的意思。此時他已做了最壞的打算，他對共產黨紅軍的信任程度可見一斑。
參考文獻
[1]張魁堂：《劉鼎在張學良那裡工作的時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央檔案館 《黨的文獻》編輯部：《中共黨史風雲錄》，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
[2]畢萬聞：《金風玉露 張學良趙一荻合集》第5部， 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3]劉長春 趙傑：《張學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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